四 巴蜀地区交通
巴蜀地区以其别具一格的交通条件，形成了独特的区域文化风貌。
《史记·货殖列传》说，关中“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先秦典籍已可见有关巴蜀交通的记述。《禹贡》：“华阳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艺，沱灊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厎绩。”秦岭巴山栈道，战国时期已经开通。《史记·范雎蔡泽列传》：“栈道千里，通于蜀汉。”长江航运的早期开发，也实现了巴蜀东与江汉平原的联系。《战国策·燕策二》：“蜀地之甲，轻舟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又见《史记·苏秦列传》）《楚策一》：“秦西有巴蜀，方船积粟，起于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余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粮，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不费马汗之劳，不至十日而距扞关。”“马汗之劳”，《史记·张仪列传》作“牛马之力”。《华阳国志·蜀志》：“汉祖自汉中出三秦伐楚，萧何发蜀、汉米万船而给助军粮。”秦汉时期，克服巴蜀地区与其他文化先进地区之间地理阻障的交通建设始终受到重视。汉元年（前206）四月，刘邦率众“从杜南入蚀中，去辄烧绝栈道，以备诸侯盗兵袭之，亦示项羽无东意”，八月，即“从故道还”（《史记·高祖本纪》）。汉武帝时，曾“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史记·沟洫志》）。王莽****，又“通子午道”（《汉书·王莽传上》）。据《金石萃编》卷五《开通褒斜道石刻》，“永平六年，汉中郡以诏书受广汉、蜀郡、巴郡徒二千六百九十人，开通褒余道”。汉安帝延光四年（125）十一月乙亥，“诏益州刺史罢子午道，通褒斜路”（《后汉书·顺帝纪》）。《隶释》卷四《司隶校尉杨君孟文石门颂》：
高祖受命，兴于汉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建定帝位，以汉诋焉。后以子午，途路涩难，更随围谷，复通堂光。凡此四道，垓鬲尤艰。
秦汉时期，越秦岭南下入蜀汉至少有4条主要道路相继开通，有的历经修治使通行能力得以增强，然而与其他各地区之间的交通联系相比，依然“途路涩难”，“垓鬲尤艰”。长江水道航运在秦汉时期又有新的发展《史记·郦生陆贾列传》：郦食其说齐王，以刘邦军势相威迫，说道：“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汉之粟方船而下。”汉武帝元鼎二年（前115），江南水灾，中央政府曾利用江航之便组织赈灾，“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汉书·武帝纪》）。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一年（35）岑彭攻公孙述，汉献帝建安十六年（211）刘备入益州，蜀昭武帝章武二年（222）刘备伐吴，都利用巴楚长江航路。《隶释》卷五《巴郡太守张纳碑》：“赋出梁益，频年□□，杼柚其空，泝流转漕，谷恒输沮。”也反映巴郡上下航道的作用。，又“缘山截岭”通“步道”（《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形成“水陆俱进”（《三国志·吴书·陆逊传》）之路，不过巫山江峡险阻，依然是导致巴蜀文化相对隔闭的交通条件。
李学勤曾将东周时代列国划分为7个文化圈。其中，“西南的今四川省有巴、蜀两国，加以今云南省的滇以及西南其他部族，是巴蜀滇文化圈。它—方面与楚文化相互影响，向北方又与秦沟通”。“巴、蜀作为诸侯国灭亡之后，文化特点仍然延续存在一个较长时期，直到秦代，其独特的风格尚有部分保存。”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12、161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6月。由于交通的不便，巴蜀文化风格之独特，实际上直到两汉时期仍受到当时学者的重视。《汉书·地理志下》：“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即体现文化统一之艰难。
《隶释》卷一《益州太守高眹修周公礼殿记》记“汉初平五年仓龙甲戌旻天季月修旧筑周公礼殿”事，洪适指出：“献帝初平五年正月朔已改元兴平矣，此碑书九月事尚用‘初平’者，天下方乱，道路拥隔，置邮到蜀稽晚也。”蜀道交通条件之险恶，使得改元八九月后消息尚未得通达。相同例证又有《隶续》卷三《建平郫县碑》：“建平五年六月郫五官掾范功平史石工徒要本长廿五丈贾二万五千。”洪适说：“建平者，哀帝之纪年，其五年已改为元寿矣，此云‘建平五年六月’者，与《周公礼殿碑》相类，殆蜀道未知改元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