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河西诸仓与军粮储运制度
《墨子·备城门》：“子墨子曰：我城池修，守器具，樵粟足，上下相亲，又得四邻诸侯之救，此所以持也。”军粮充足，“薪食足以支三月以上”，是加强防务的首要条件。
秦汉北边军备，依靠内地“蜚刍粟”的支持，边防军粮储运制度，已经相当完备。
《汉书·食货志上》说，汉宣帝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建议，“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民便之”班固认为设置常平仓的政策有久远的渊源，《汉书·食货志下》赞曰：“管氏之轻重，李悝之平籴，弘羊均输，寿昌常平，亦有从徕。”然而耿寿昌着意“边郡”粮储，与管氏、李悝、弘羊主张并不完全相同。。而《汉书·宣帝纪》记载：五凤四年（前54），“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设常平仓，以给北边，省转漕”。强调设常平仓的目的在于保证北边军粮供应。《通典·职官八·诸卿中》记耿寿昌“常平仓”事后，谓：“常平之名起于此也，后汉明帝置常满仓，晋又曰常平仓。”按《后汉书·刘般传》：“帝曾欲置常平仓，公卿议者多以为便。般对以‘常平仓外有利民之名，而内实侵刻百姓，豪右因缘为奸，小民不能得其平，置之不便’。帝乃止。”是置常平仓（常满仓）之议终未能落实。且此仓制与耿寿昌“以给北边，省转漕”的出发点已相去甚远。
敦煌郡玉门都尉统辖的T18烽燧“位于敦煌—玉门关的大道旁”，“该烽燧正北为一仓储遗址，今称大方盘城。这座仓储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132米，南北宽15米，有些地方的墙垣仍高76米。仓房有大厅三间，各厅南北两面墙上，都有两排对称的三角形通风口。仓外有两重围墙”。仓储遗址位于湖滩西南一个土台上，“这里的地势相当低洼，建造者似乎是要将其尽量隐蔽起来。T18在仓储正南戈壁高地上、玉门关—敦煌的大道旁，似为这座仓储的眼目”林梅村、李均明：《疏勒河流域汉代边塞遗址概述》，见《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17～１８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3月。。仓址位于交通大道旁，体现出仓储与运输的关系。
位于陕西华阴，连接河、渭漕运系统以供应京师长安地区粮食消费的京师仓即华仓，经考古发掘，可知其中规模最大的1号仓东西长625米，南北宽266米，面积为1 6625平方米。而如果大方盘城为仓储遗址的判断不误，则这座位于长城防线最西端的粮仓面积竟然超过京师仓1号仓，达1 980平方米。由此可知当时北边军粮仓储的规模。
罗布淖尔汉简可见“坐仓校钱食”（18）以及“坐仓受 ”（19）简文，又可见“居卢訾仓”、“交河曲仓”仓名：
居卢訾仓以邮行（13）
河平四年十一月庚戌朔辛酉□守居卢訾仓车师戊校（15）
交河曲仓守丞衡移居卢訾仓（16）
元延五年二月甲辰朔己未□□□土□尉临居卢訾仓以 己卯□□□□□□□即日到守□（17）林梅村、李均明：《疏勘河流域山土汉简》附录《罗布淖尔汉简释文》，98～99页。
敦煌汉简也可见所谓“居卢訾仓”，如：
西域都护领居卢訾仓守司马□□言□（57）
由简文可知军粮仓储主管官员为军职，秩级也相当高。此外，又可见“昌安仓”（1074，2104）、玉门仓（2397）、郡仓（184，282283，284）。而简文所见“仓亭隧”隧名（1065），也暗示附近有仓设置，或者本身就作为仓的防卫机构。居延汉简所见“水门”（1425，25310，28414）、“里庭”（23126）等，命名方式与此相类。
居延汉简中所见明确的仓名，又有：
（1）斥胡仓（1483，14848，2738，30845，5636）
（2）收虏仓（1357）
（3）吞远仓（13313，13616，13648，17634，1983，甲附9A，甲附9B，EPT51：157A，EPT51：157B，EPT43：30B）
（4）吞远仓（EPT26：8，EPT43：63，EPT58：14）
（5）吞远仓廪（EPT43：30A）
（6）吞远廪（EPT 6：31）
（7）吞远隊廪 （EPT43：44）
（8）第廿三仓（2067，EPT52：198）
（9）第廿三仓（17638，19010，1937，2867，31713）
（10）廿三廪（EPT53：l84A）
（11）第廿六∨廿五仓（1011）
（12）肩水仓（1032，7525，1332B，3171，51527）
（13）甲渠仓（8532）
（14）居延仓（6247，2045，5051，5054，EPT 4：48B，EPT51：140，EPT22：68，EPF22：78，EPF22：153A）
（15）居延都尉仓（50539）
（16）居延城仓（6255）
（17）城仓（8427，8814，13913，14234，17513，21013，2787A，31722，EPT4：48 A，EPT27：11，EPT51：467，EPT 52：16A，EPT57：15，EPT59：96，EPT59：936，EPT 65：23 A，EPT65：55A，EPT65：316，EPT65：427，EPF 22：462 A，EPF22：625）
（18）部仓（18310）
（19）都仓（4213，50214B，50538B，50543B，甲2483）
（20）候官仓（EPT4：57）
（21）北仓（17431）
（22）北部仓（2049）
（23）禄福仓（1518）
（24）代田仓（14847，27314，27324，27519，27523，5343，5573，5575A，5575B）
（25）当曲仓（EPT5：255A，EPW：101）据简EPT5：255A“曲仓曹□”及简EPW：101“□车运转谷给当曲□”推断。
（26）庶虏仓（EPT40：75A）
（27）藉田仓（EPT43：92）
其中或有一仓异名者，如（3）～（7）“吞远仓”，“吞远仓”、“吞远仓廪”、“吞远廪”、“吞远隊廪”其名5种，可能是指一处粮仓。（8）～（10）及（14）～（17）可能也是同仓异名。仓有城仓、都仓、候官仓、部仓、仓不同等级陈梦家《汉简所见居延边塞与防御组织》一文论及居延“城仓”：“居延城仓长可以兼行居延都尉丞事”，“城仓与都尉府同在一地，故得兼行”。他认为，其所谓“城”，“似指居延与肩水都尉府所在的破城子与大湾两城”。（《汉简缀述》，46页。），较小的仓又称作“廪”《诗·周颂·丰年》：“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郑玄笺：“廪所以藏盛之穗也。”《荀子·富国》：“垣窌仓廪者，财之末也。”杨倞注：“谷藏曰仓，米藏曰廪。”简EPT59：112：“五月二十六日第十五萩卿策桼长孙卿俱开小仓”中所谓“小仓”，形制规模可能接近或更次于有时称作“廪”的“仓”。（8）～（10）仓名与第廿三有关，另可见简1452：
●告尉谓第廿三候长建国受转谷到
言车两石斗数
说明仓可能由候长负责，可以直接收储“转谷”。又如简13313：
出转钱万五千给吞远仓十月丙戌吞远候史彭受令史
说明仓收储“转谷”后直接向运户支付“转钱”。
简EPT17：16：“廿三余二千四百廿七石”，据此可以推知仓的最低容量。而由简EPT27：11简文：
入谷五千五百二斛受城仓吏
也可以推知城仓的最低容量。河西还有贮谷远远超过万石的大仓，如：
谷万令余二千四百七十三石三斗（1122）
●凡谷万六千四百（1126）
都可以说明其贮量规模。云梦睡虎地秦简《效律》有“栎阳二万石一积，咸阳十万石一积”的内容，与秦代国家粮仓的容量对照，汉时河西边地军用粮仓的规模仍然是十分惊人的。居延出土汉简又可见：
其二百卅五石米糒
今余谷千九百五十一石二斗二升
四百卅三斗三升少粟 （EPT52：586A）
□●凡出谷九千一百八十七石四斗一升大（EPT52：586B）
出谷9 187石，余谷1 951石，最低仓容量也超过11 000石。
反映仓储与粮运之间关系的简例很多，例如：
城仓受转谷如府牒会日毋（EPT51：467）
□车运转谷给当山曲（EPW：101）
□载一石六斗六升大卩
输吞远仓（EPT58：14）
载肩水仓麦小石卅五石输居延（7525）
车廿六士吏宣 所受北仓（17431）
都记录与仓储有关的运输活动。简文所见“仓谷车两名籍”（EPT52：548），也体现仓储转输分付，都离不开交通运输条件。又如：
男子字游为丽戎以牛车就载藉田仓为事（EPT43：92）
则是边地粮仓雇佣僦人僦载的实例。
值得注意的是，河西地区出土汉简中竟然还可以看到远郡仓名。如居延汉简：
□□元年十二月甲申蜀郡仓啬夫浚移厨书□到匡
□告益恩候长夫子亡取多□□益恩故为 书到□令史移益
□□□□□□□□□□□□□□（EPF25：25A）
即日令史□□□发（EPF25：25B）
这枚简可与敦煌汉简中如下简文对照读：
官属数十人持校尉印绂三十驴五百匹驱驴士五十人之蜀名曰劳庸部校以下城中莫敢道外事次孙不知将（981）
看来河西地区与蜀郡之间确实曾存在转输关系。又如敦煌出土简：
愿加就程五年北地大守恽书言转
安定大守 书言转粟嘉平仓以就品博募贱无欲为（619）
大致记载转粟致边仓的情形。北地、安定亦属于北边地区，然而又位于河西四郡与内地联系的通路上。又如敦煌盐池湾墩采集的汉简：
粟输渭仓以就品贱无欲为者愿（1262）
内容与简619类似。由“渭仓”仓名，可知仓址或许应当在渭水流经的陇西郡或天水郡，也处于内郡向河西边郡转输军粮的通道上。可能“嘉平仓”与“渭仓”等都是为河西中转军粮的大仓，有关“以就（僦）品博（薄）”、“就（僦）品贱”而“无欲为者”的记录得以保留在敦煌军事文书档案中。
从出土简文看，河西诸仓的管理人员有“仓长”（1032）、“仓啬夫”（51527）、“仓宰”（5054）、“仓监”（2738）、“主仓故吏”（1483）、“仓丞”（1518）、“仓令史”（14234）、“仓佐”（6255）、“仓曹”（EPT5：255A）、“仓掾”（6247）等多种职名。看来，边地军粮仓储的管理体制既有军事化的特色，又有和内郡仓制相近的形式。居延汉简“居延城司马千人候仓长丞塞尉”（EPF22：78），“建武三年四月丁巳朔辛巳领河西五郡大将军张掖属国都尉融移张掖居延都尉今为都尉以下奉各如差司马千人候仓长丞塞尉职间都尉以便宜财予从史田吏如律令”（EPF 22：70），都说明“仓长丞”职官名称与内地一致，然而实际上已归入军官职级系列中。又“张掖居延城司马以近秩次行都尉文书事以居延仓长印封”（EPF22：68），也体现这一情形。
河西诸仓多位于交通大道旁，因而有将公告宣示于“仓显处”（敦煌699）的情形，简文“邮行北部仓”（2049），也说明邮路通过仓址。河西仓储设施建设以及与仓储有关的军粮转运，是以交通条件为基础的，同时另一方面又刺激了交通基本建设的进一步发展。陈梦家在论述汉武帝所构筑边塞时曾经指出：“汉武帝由于防御匈奴与羌，开发西域，在河套以西，用了短短十二年时间，兴建了规模巨大的三四千里障塞亭隧，设置了组织严密的屯戍机构，新开辟了匈奴故地的河西四郡，在政治、军事、经济和交通诸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陈梦家：《汉武边塞考略》，见《汉简缀述》，219页。汉代边防建设对于交通方面的重要作用，确实不可忽视。而所谓“组织严密的屯戍机构”中，无疑包括效能优异的军粮储运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