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中期，云阳成为皇家重要祭祀中心之一《汉书·地理志上》：“云阳，有休屠、金人及径路神祠三所，越巫祠三所。”汉武帝元鼎五年，“立泰畤于甘泉，天子亲郊见，朝日夕月”。元封二年，又“作甘泉通天台”；在位期间又多次“幸甘泉，郊泰畤”（《汉书·武帝纪》）。，又因甘泉宫所在，曾为帝王常居之处，取得有时得与长安并列的作为第二政治中心的地位，于是有“云阳都”之称。云阳甘泉又以直道交通之便，使得行幸此地的帝王，可以直接了解前线军情，就近指挥，控制北边军事局势。《汉书·文帝纪》：文帝三年（前177）五月，“匈奴入居北地、河南为寇。上幸甘泉，遣丞相灌婴击匈奴，匈奴去”。汉武帝十数次行幸甘泉，即包括元封元年（前110）“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余里，威震匈奴”，“还，祠黄帝于桥山，乃归甘泉”以及同年“东巡海上，至碣石，自辽西历北边九原，归于甘泉”（《汉书·武帝纪》）。于是，西汉王朝努力动员民间运输力量以充实甘泉仓。《史记·平准书》：
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复终身，不告缗。他郡各输急处，而诸农各致粟，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诸物均输帛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甘泉仓积粟可以通过直道，及时输送北边以补充军需。
畿辅大仓京师仓、太仓、甘泉仓等，都是国家粮仓，有关储运组织均由中央机关统一管理。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治粟内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农）“掌谷货”，其属官有太仓、均输等五令丞，郡国诸仓农监也归属于这一系统。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治粟内史，秦官，掌谷货，有两丞。景帝后元年更名大农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农。属官有太仓、均输、平准、都内、籍田五令丞，斡官、铁市两长丞。又郡国诸仓农监、都水六十五官长丞皆属焉。”《通典·职官八·诸卿中》：“太仓署于周官有廪人，下大夫上士。秦官有太仓令丞。汉因之，属大司农。后汉令主受郡国传漕谷，其荥阳敖仓官，中兴皆属河南尹。历代并有之。”然而以具体史例考察，中央诸仓储运管理体系其实相当复杂。前引《九章算术·均输》“程传委输”，“载太仓粟输上林”算题，有的学者就理解为“上林苑中有上林苑的均输之事，当即归水衡都尉之均输令管理，其与大司农之均输令是各执其事的”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上册，213页。。两部门之均输令与大司农太仓令之间，职权分割当然也有严格的规定，只是我们今天因资料条件所限，对当时制度的认识难以十分明了。
《汉书·王莽传下》记载，邓晔、李松等部入关击王莽，“共攻京师仓，未下”，遂绕行西进，“时李松、邓晔以为京师小小仓尚未可下，何况长安城，当须更始帝大兵到。即引军至华阴，治攻具”。可见京师仓具有较强的防卫能力。起义军在京师仓以西“降城略地”，“所过迎降”，似可说明京师仓防务之坚固，在这一地区可能仅次于长安城。
宣帝朝名臣张敞从政履历中，起初“本以乡有秩补太守卒史，察廉为甘泉仓长，稍迁太仆丞”（《汉书·张敞传》），可知甘泉仓置“长”，与太仓主管首长称“令”相比，等级规格稍低。自秦代起，县廷主官以万户上下分别设置县令和县长。《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中央部门属官，排列序次也以“令丞”、“长丞”为先后，或称“令长丞”，“长”秩次低于“令”。
秦地历来有重视仓储建设的传统。多随葬陶制仓囷模型是关中地区秦墓的文化特征之一。戎王使由余到秦国考察，“秦缪公示以宫室、积聚。由余曰：‘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史记·秦本纪》）秦王朝强敛关东物力以充实秦地积聚，刘邦入关之初，就注意到其“仓粟多”的物质基础。《史记·高祖本纪》：“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娄敬建议刘邦定都关中，以为“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称秦地为“天府”始于战国策士。《战国策·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曰：大王之国“田肥美，民殷富”，“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蓄积饶多”是号称“天府”的基本条件。高诱注：“府，聚也。”所谓“仓粟多”，所谓“蓄积饶多”，是与“秦自四境之内”存在所谓“长者”（《战国策·魏策四》）这种职业运输人员所体现的对粮运的特殊重视分不开的。汉初仍推行所谓“强干弱枝”即剥夺其他地区以充实关中的政策，于是关中畿辅大仓依然“蓄积饶多”。《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武帝为了“览示汉富厚”，曾“令外国客遍观各仓库府藏之积，见汉之广大，倾骇之”。很可能组织外国客人参观了太仓等国家粮仓。
京师仓、太仓、甘泉仓等畿辅国家粮仓积谷大多远输自关东，基本用于支应京师消费和西北军备，极少可能向东回流。即使所谓“开禁仓以振贫穷”（《史记·三王世家》）中“禁仓”包括这种大型国家粮仓，用于“振贫穷”的仓粮东运的数量也必然是极其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