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地皇三年（22）二月下书曰：“今东方岁荒民饥，道路不通，东岳太师亟科条，开东方诸仓，赈贷穷乏，以施仁道。”四月，又曰：“今使东岳太师特进褒新侯开东方诸仓，赈贷穷乏。太师公所不过道，分遣大夫谒者并开诸仓，以全元元。”又下书曰：“惟民困乏，虽溥开诸仓以赈赡之，犹恐未足，其且开天下山泽之防。”后来，“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乃置养赡官禀食之。使者监领，与小吏共盗其禀，饥死者十七八”（《汉书·王莽传下》）。
东汉时，仍多有以仓储粟米赈灾的记录。如汉和帝永元五年（93）三月，“遣使者分行贫民，举实流冗，开仓赈禀三十余郡”（《后汉书·和帝纪》）；汉献帝兴平元年（194）“三辅大旱”，“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仓米豆，为饥人作糜粥”（《后汉书·献帝纪》）。
中央政府通过对各地仓储机构的有效控制，努力防止因自然灾害等农业危机所导致的政治****和经济破坏。郡国诸仓在中央统一调度下对灾区的赈给，使部分民众有可能得到生存的最低保证。《春秋繁露·五行变救》：“百姓贫穷叛去，道多饥人，救之者，省徭役，薄赋敛，出仓谷，赈困穷矣。”而所谓开仓“贷种”，为维护农业再生产提供了必要条件，其积极意义也是不可低估的。广西贵县罗泊湾1号汉墓出土《从器志》木牍，其背面第一栏可见“仓种及米厨物五十八囊”字样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78（9）；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贵县罗泊湾二号汉墓》，载《考古》，1982（4）；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8月。，或许可以看做有助于理解汉代开仓“贷种”政策的文物资料。
应当看到，仓储积蓄，即所谓“入禾仓”，是通过“大家牛车，小家担负，输租属不绝”（《汉书·兒宽传》）的运输形式实现的。同样，仓储发挥其效能，即所谓“出禾”时，也必然要以运输条件作为保证。“下巴蜀粟以振之”，“转旁郡钱谷以相救”以及汉安帝永初七年（113）“九月，调零陵、桂阳、丹阳、豫章、会稽租米，赈给南阳、广陵、下邳、彭城、山阳、庐江、九江饥民，又调滨水县谷输敖仓”（《后汉书·安帝纪》），都是组织大规模粮运的历史记录。在开仓赈灾时，还往往立即组织粮运以保证仓储的再充实，或动员民间运输力量直接将粟谷运至灾区。如汉宣帝本始四年（前70），令：“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书入谷，输长安仓，助贷贫民。民以车船载谷入关者，得毋用传。”在政府运输能力疲软时，也曾不得已而采取所谓“令民就食蜀汉”，“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避水它郡国”，“流民欲入关，辄籍内”一类政策。但即使如此，仍需组织必要的短途运输。
《淮南子·泰族》说：“稼生于田而藏于仓，圣人见其所生，则知其所归矣。”仓储，其实正是农业经营最终之归要。《春秋繁露·郊语》所谓“禾实于野，而粟缺于仓”，也是农耕经济的失败。《史记·天官书》：“胃为天仓。其南众星曰积。”张守节《正义》：“胃主仓禀，五谷之府也。占：明则天下和平，五谷丰稔；不然，反是也。”仓之充盈与空虚，关系着天下政情。地皇三年（22），“（王）莽以天下谷贵，欲厌之，为大仓，置卫交戟，名曰‘政始掖门’”（《汉书·王莽传下》），反映出在当时政治观念中国家粮仓与天下形势的关系。最高统治集团严格控制着各地仓储系统的调节与使用，同时也控制了入仓与出仓的主要粮路，控制了最重要的经济物资的运输，从而最终控制了国家的基本经济命脉。
故宫博物院藏汉印有“私仓”印。学者或以为依“私府”印例，“‘私仓’殆是诸侯之仓，或皇后、太子别宫之仓”罗福颐主编：《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16页。。秦汉时期，民间真正的“私仓”也是存在的。宣曲任氏“窖仓粟”而“起富”，就是所谓“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史记·太史公自序》）的实例。《九章算术·商功》中有关于“容粟一万斛”的仓和“容米二千斛”的圆囷的算题如算题：“今有仓，广三丈，袤四丈五尺，容粟一万斛。问：高几何？答曰：二丈。”又有算题：“今有圆囷，高一丈三尺三寸少半寸，容米二千斛。问：周几何？答曰：五丈四尺。”，或许反映官仓形制。而关于所谓“委粟平地”、“委菽依垣”、“委米依垣内角”等算题如算题：“今有委粟平地，下周一十二丈，高二丈。问：积及为粟几何？答曰：积八千尺，为粟二千九百六十二斛二十七分斛之二十六斛。”又有算题：“今有委菽依垣，下周三丈，高七尺。问：积及为菽各几何？答曰：积三百五十尺，为菽一百四十四斛二百四十三分斛之八。”又如算题：“今有委米依垣内角，下周八尺，高五尺。问：积及为米几何？答曰：积三十五尺九分尺之五，为米二十一斛七百二十九分斛之六百九十一。”，当大致反映私家积储情形，题中所见“委粟”术，可以用来计算没有统一规范的积粟形式。《西京杂记》卷四有计算私储囷米的故事。《西京杂记》卷四：“元理尝从其友人陈广汉，广汉曰：‘吾有二囷米，忘其石数，子为计之。’元理以食筋十余转，曰：‘东囷七百四十九石二升七合。’又十余转，曰：‘西囷六百九十七石八斗。’遂大署囷门。后出米，西囷六百九十七石七斗九升，中有一鼠，大堪一升；东囷不差圭合。”汉墓普遍随葬陶仓模型，更可以直接说明私仓之普及。《四民月令·五月》：“霖雨将降，储米谷薪炭，以备道路陷淖不通。”汉代画像仓储图中多见运粮车辆，也说明私家仓储规模虽小，与之相关的运输活动依然不可以忽视。
汉文帝时，曾推行“募民能输及转粟于边者拜爵”的政策（《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上》记载，晁错建议“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于是文帝从错之言，令民入粟边”。“边食足以支五岁”，又“令入粟郡县”。汉景帝时，“及徒复作，得输粟于县官以除罪”。灾年开仓振贷饥民，汉宣帝时曾组织官吏“入谷，输长安仓，助贷贫民”，对“民以车船载谷入关者”在交通管理方面予以优待。汉成帝时，对吏民“入谷物助县官振赡者”给予优惠的补偿。汉桓帝永寿元年（155）二月，“司隶、冀州饥，人相食”。在“敕州郡赈给贫弱”的同时，又宣布：“若王侯吏民有积谷者，一切十分之三，以助禀贷。其百姓吏民者，以见钱雇直。王侯须新租乃偿。”（《后汉书·桓帝纪》）可见，在必要时，私家储运能力往往强被征调，以作为政府储运能力的重要补充。当时也有民间自发地以储运力量从事救荒的情形，如《汉书·武帝纪》记载元狩三年（前120）“举吏民能假贷贫民者以名闻”，元鼎二年（前15）“吏民有振救饥民免其厄者，具举以闻”等。参见王子今：《两汉救荒运输略论》，载《中国史研究》，19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