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秦汉交通史稿(增订版)(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12679800000126

第126章 秦汉产业布局及运销区划(六)

三丝、漆及其他手工业生产运输

由《汉书·地理志》所记载西汉工官、服官等官营手工业管理机构的设置可以了解当时手工业主要生产基地的布局。西汉工官凡8处,即:

河内郡:怀;

河南郡;

颍川郡:阳翟;

南阳郡:宛;

济南郡:东平陵;

泰山郡:奉高;

广汉郡:雒;

蜀郡:成都。

工官所在,大多同县或同郡设有铁官,唯广汉郡雒县除外,而雒县距成都不远,处于以成都为中心包括临邛铁官在内的手工业密集、交通条件亦优越的区域内。大体说来,工官均设于手工业经济发达的地区,其交通环境,也有利于原料和产品的转运。

工官之设置,大致在汉景帝时至汉武帝前期。《汉书·贡禹传》:“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三工官官费五千万,东西织室亦然。”如淳解释说:“《地理志》河内怀,蜀郡成都、广汉皆有工官。工官,主作漆器物者也。”颜师古则以为:“如说非也。三工官,谓少府之属官,考工室也,右工室也,东园匠也。上已言蜀汉主金银器,是不入三工之数也。”然而蜀郡与广汉郡的工官制造金银器,同时也制造漆器。朝鲜平壤、蒙古诺音乌拉以及贵州清镇出土的西汉中期至东汉前期的大多数漆器,铭文均标明为蜀郡和广汉郡工官的产品。参见[日]原田淑人等:《楽浪》,第36至49頁,刀江書院,1930年;[日]小塲恒吉等:《楽浪漢墓》第一册,楽浪漢墓刊行會,1974年;[日]梅原末治:《蒙古ノインウラ発見の遺物》,東洋文庫論叢第27册,28~34頁,1960年;贵州省博物馆:《贵州清镇平坝汉墓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59(1);贵州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贵州清镇平坝汉至宋墓发掘简报》,载《考古》,1961(4)。漆器上多镶有镀金或镀银的铜,可能与当地工官“主金银器”的生产工艺有关。参见洪石:《战国秦汉漆器研究》,216~217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8月。蜀郡治所在成都,广汉郡治所梓潼(王莽改称“子同”),因而新莽时期的漆器铭文称蜀郡工官为“成都郡工官”,称广汉郡工官为“子同郡工官”[日]梅原末治:《支那漢代紀年銘漆器図説》,40~41頁,桑名文星堂,1943年。。

蜀郡和广汉郡工官制作的漆器,主要供皇家使用,成品转运,至少至于长安、洛阳。有的漆器铭文可见“乘舆”字样,正说明属于御用品。这些漆器的出土地点远至贵州、朝鲜、蒙古,有的学者分析,“大概是由于当时的朝廷用它们来赏赐边郡的官吏和少数民族的首领,或赠送给外国”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48页。。也许因贸易行为实现的流通,也不可忽视。洪石分析秦汉“漆器的流通”,列说四种途径:“一,贸易”,“二,进贡、赏赐、赠与及世代相传等”,“三,战利品”,“四,人员迁徙携带”。“贸易”为第一宗。论者写道:“据《史记·货殖列传》载,‘木器髹者千枚……此亦比千乘之家’,反映了当时‘通邑大都’漆器的商业贸易情况。考古发现在不同地点出土相同制造者标记的漆器,可能是贸易的结果。”洪石:《战国秦汉漆器研究》,218~221页。而“走私贸易”作为汉地手工业产品外流的重要路径,也不可以忽视。正如******所指出的,“整个两汉时期,走私贸易在好几个边境地区都非常繁荣,那些地区的外蛮夷对中国的物品有着强烈的需求”******著、邬文玲等译:《汉代的贸易与扩张:汉胡经济关系的研究》,112页,台北,************************,2008年6月。。

广州西村石头冈西汉初年墓出土漆器有“蕃禺”烙印参见麦英豪:《秦始皇统一岭南地区的历史作用》,载《考古》,1975(4)。,出产地当为南海郡番禺。广西贵县罗泊湾西汉初期墓出土漆器有“布山”、“市府”烙印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出产地当为郁林郡布山。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前期墓出土漆器有“莒市”、“市府”烙印参见蒋英炬:《临沂银雀山西汉墓漆器铭文考释》,载《考古》,1975(6)。,出产地当为城阳国莒县。长沙马王堆和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前期墓出土漆器有“成市”、“市府”烙印参见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73年10月;俞伟超:《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漆器制地诸问题》,载《考古》,1975(6)。,出产地当为蜀郡成都。这些漆器的出产地均为郡国治所,大约西汉前期,漆器制作由这些城市中的“市府”经营。成都出产的漆器流通到长沙和江陵,说明蜀地漆器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很早就居于领先地位。

甘肃武威和朝鲜平壤出土的汉代漆器铭文标记为“考工”、“右工”、“供工”制作。参见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磨咀子三座汉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72(12)。所谓“考工”、“右工”、“供工”,可能都是少府属下的工官。据现有考古文物资料分析,长安工官漆器产量似乎远逊于蜀郡和广汉郡工官。也有可能其出产主要作为宫廷用器,并不进入流通领域。朝鲜平壤附近出土的2件新莽时期的漆盘,其底部分别刻有“常乐大官始建国元年正月受第千四百五十至四千”和“常乐大官始建国元年正月受第二千一百七十三至三千”字样参见[日]梅原末治:《支那漢代紀年銘漆器図説》,图版三十五;[日]榧本杜人等:《漢代紀年銘漆器集成》,见《樂浪漢墓》第一册,96頁。,说明长安长乐宫(王莽改称“常乐室”)中主管皇家膳食的官署“始建国元年”登记使用的漆盘,竟可数以千计。

《后汉书·皇后纪上·和熹邓皇后》:“减大官、导官、尚方、内者服御珍膳靡丽难成之物”,“其蜀、汉器九带佩刀,并不复调”。这大致说明,蜀郡和广汉郡工官从此不再向宫廷输送漆器制品了。繁盛一时的蜀地官营漆器制造业,有可能自此即走向衰落。

《汉书·地理志》记录西汉服官设置共2处,即:

陈留郡:襄邑;

齐郡:临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