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汉代冶铁遗址的布局及生产分工，可以看到，凡设在矿区或矿区附近城镇的作坊，一般兼营冶炼、铸造和铁器热处理加工；距矿区较远的都市中的作坊，一般经营铸造、热处理加工、炒钢和锻造。这种比较合理的布局与分工，是考虑到交通因素而形成的，体现出铁官生产系统管理体制之完备。
《史记·货殖列传》列数私家以冶铸致富者，卓氏“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程郑“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孔氏“大鼓铸”，“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家致富数千金”；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贳贷行贾遍郡国”。所谓“倾滇蜀之民”、“贾椎髻之民”、“通商贾之利”等，都说明经营铁冶的富家在组织生产的同时又从事转贩。贩运铁器牟利，曾经是致财求富的捷径。主持官营冶铁业者痛斥“浮食奇民欲擅斡山海之货，以致富羡，役利细民”（《汉书·食货志下》），同时使铁器运输也成为铁官经营的主要经济活动之一。所谓“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所谓“斡天下盐铁”，所谓“郡国各往往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如异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汉书·食货志下》），都说明政府管理的冶铁业其生产与转运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居延汉简可见如下简文：
豤田以铁器为本北边郡毋铁官卬器内郡令郡以时博卖予细民毋令豪富吏民得多取贩卖细民（EPT52：15）
北边郡无铁官，用器仰仗内郡。铁器长途转运由政府统一管理。
《盐铁论·禁耕》中说到铁官经营的运输活动使民众承受沉重的负担：
故盐冶之处，大傲皆依山川，近铁炭，其势咸远而作剧。郡中卒践更者多不堪，责取庸代。县邑或以户口赋铁，而贱平其准。良家以道次发僦运盐铁，烦费，百姓病苦之。
此语出自文学之口，难免偏激之辞。言者以为以此“见一官之伤千里”，注意到铁官又统管铁器运输，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京兆尹属官、左冯翊属官、右扶风属官皆有“铁官长、丞”。有的学者以为，“此类铁官职掌有待查考”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下册，46页。。有的学者则认为，“设在京师附近的铁官，系由京兆尹直接管理，故京兆属官有铁官长丞”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2卷，331页。。三辅铁官，《汉书·地理志上》录有4处，即郑、夏阳、雍、漆。然而陕西陇县出土的汉代铁铧冠和铁铲却铸有作为河南郡铁官和河东郡铁官标记的“河二”、“东二”铭文。咸阳出土铁铧也发现铸有可能标志出产于颍川郡铁官的“川”字铭文。湖北大冶铜绿山古矿井曾出土“河三”铁斧。有“河二”标记的铁器出产于河南郡铁官位于今河南临汝夏店的冶铁作坊。“河三”则是遗址位于今河南巩县铁生沟的河南郡铁官作坊的标志。此外，云南鲁甸汉墓封土中曾出土铸有隶书“蜀郡成都”字样的铁臿，其地属犍为郡，犍为郡有武阳、南安两处铁官，当地人舍近求远，偏爱蜀郡铁器（据《汉书·地理志上》，蜀郡铁官在临邛，成都无铁官），也是耐人寻味的。此外，鲁国自有铁官，薛县故城也发现汉代冶铁遗址，但出土铸范却有“山阳二”、“巨野二”铭文，应是汉山阳郡、新莽巨野郡铁官的标志。江西修水地当豫章郡艾县，当地出土的汉代铁臿、铁铲，也铸有临淮郡铁官“淮一”的标记，可是就地理位置说，转运庐江郡铁官的产品显然更为近便。参见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管会：《陕西省发现的汉代铁铧和土》，载《文物》，1966（1）；李京华：《汉代铁农具铭文试释》，载《考古》，1974（1）；大冶钢厂冶军：《铜绿山古矿井遗址出土铁制及铜制工具的初步鉴定》，载《文物》，1975（2）。这些事实，都说明铁官营运似乎并不拘定于郡内市场域面。居延汉简所见“出四百卌邯郸铫二枚”（2629），更体现铁器专运往往不远千里的效能。某些铁官产品质量与数量的优势，促使其市场空间在竞争中不断拓宽，或许是形成以上现象的重要原因。然而另一方面，铁官营运可能也有忽视市场需求因素的盲目专擅的倾向。例如《盐铁论·水旱》就说到，私铸铁器可以直接运到消费现场，“农事急，挽运衍之阡陌之间”，而铁官作器则往往令农人“弃膏腴之日，远市田器，则后良时”，其运输组织规划可能确实多有不完善处。
《盐铁论·复古》载大夫语，引述“故扇水都尉彭祖”对铁业官营予以肯定的言辞：
大夫曰：故扇水都尉彭祖宁归，言“盐铁令品”，令品甚明。卒徒衣食县官，作铸铁器，给用甚众，无妨于民。而吏或不良，禁令不行，故民烦苦之。令意总一盐铁，非独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也。
或以为“扇水”即“肩水”。若此说成立，则说明“铁官”制度已推行至于边地。马非百《盐铁论简注》说：“有人说扇水就是居延汉简的‘肩水’，是不可信的。”（42~4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10月）居延汉简中确实可以看到反映有关铁器贩运的制度的简文，如：
●甲渠言毋羌人入塞
买兵铁器者（EPT5：149）
汉代虽然有加强关禁，隔绝器物的法令如《史记·南越列传》记载，“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尉佗以“别异蛮夷，隔绝器物”，“发兵攻长沙边邑”。《汉书·南粤传》作“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据《史记·汲郑列传》，对北方草原民族，也有严禁“阑出财物于边关”的法令，裴骃《集解》：“应劭曰：‘阑，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关。虽于京师市买，其法一也。’”，其实未能真正禁绝铁器甚至冶铁技术外流。铁器转运冲绝关防，形成所谓“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后汉书·鲜卑传》）的状况。
有学者指出，“先秦两汉时期的中原系统铁器”先后传到了朝鲜半岛北部和日本九州地区，“从而引发了当地铁器和冶铁的起源”。论者以为：“这种铁器的传播过程及其方式，对于探讨当时整个东亚地区的社会动向和人群移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白云翔：《先秦两汉的考古学研究》，372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4月。这些文化现象，都与交通有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