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林产品与渔产品转输
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中，可以看到有关“入材”及“出入材”的内容例如：“阴日利以家室祭祀家（嫁）子取（娶）妇入材大吉”（甲种六正贰），“外阴日利以祭祀作事入材皆吉”（甲种10正贰），“毋以申出入臣妾马牛货材”（甲种一一○正贰）等。，说明当时民间木材转输贸易已经相当活跃。
秦始皇营建阿房宫及骊山陵墓，“乃写蜀、荆地材皆至”（《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陵附近采集的夔纹瓦当，面径约60厘米，为一般秦汉瓦当的3至4倍，可知陵园建筑多使用规格超过宫殿建筑的巨型材木。仅陵园东侧兵马俑坑使用的立柱、棚木、枋木、封门木等，1、2、3号俑坑共用木材即达8 000余立方米。参见袁仲一：《秦俑坑的修建和焚毁》，见《秦俑馆开馆三年文集》（1982年10月）。其中可能也有远输自巴蜀和江汉地区的所谓“蜀、荆地材”。
汉灵帝修治宫室，曾“发太原、河东、狄道诸郡材木”，宫室连年未成，“材木遂至腐积”（《后汉书·宦者列传·张让》）。董卓欲迁都长安，有人以“关中遭王莽变乱，宫室焚荡”加以反对，董卓则以“陇右材木自出，致之甚易”坚持原议（《后汉书·杨彪传》）。
墓主推测是燕王刘旦和华容夫人的北京丰台大葆台西汉木椁墓，是典型的具备“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形制的墓葬。《续汉书·礼仪志下》：“方石治黄肠题凑便房如礼。”刘昭注补引《汉旧仪》说，武帝陵“内梓棺柏黄肠题凑”。这座墓采用五棺二椁，椁室木料用油松，内棺用楸木、檫木和楠木，共达数十立方米。《汉书·霍光传》：“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颜师古注引苏林曰：“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内向，故曰‘题凑’。”大葆台汉墓的“黄肠题凑”由15 880根黄肠木堆叠而成，仅此即用材122立方米。黄肠木经鉴定可知确系柏木。在清理西壁黄肠题凑时，发现一根黄肠木上覆置一枚竹简，上书“樵中格吴子运”六字，可能即标记运送黄肠木的工役人员的姓名。参见北京市古墓发掘办公室：《大葆台西汉木椁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77（6）；鲁琪：《试谈大葆台汉墓的“梓宫”、“便房”、“黄肠题凑”》，载《文物》，1977（6）。
《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中山简王焉》记载了刘焉入葬时动员民众运输黄肠木的情形：刘焉薨，朝廷于“赙钱千万，布万匹”常制外，再“加赙钱一亿”，又“大为修冢茔，开神道，平夷吏人冢墓以千数，作者万余人，发常山、钜鹿、涿郡柏黄肠杂木，三郡不能备，复调余州郡工徒及送致者数千人。凡征发摇动六州十八郡”。
安徽天长北岗汉木椁墓采用楠木、杉木、樟木等耐腐性较强的木材制作棺椁。参见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安徽天长县汉墓的发掘》，载《考古》，1979（4）；唐汝明等：《安徽天长县汉墓棺椁木材构造及材性的研究》，载《考古》，1979（4）。扬州邗江胡场1号和3号汉墓木棺棺身也是由“整段楠木刳凿而成”扬州博物馆、邗江县文化馆：《扬州邗江县胡场汉墓》，载《文物》，1980（3）。。江苏连云港花果山1号汉墓的棺木，则是“用整段楸树刳空而成”李洪甫：《江苏连云港市花果山的两座汉墓》，载《考古》，1982（5）。。这三处墓葬的年代大约都可确定为西汉晚期前后。扬州凤凰河汉墓棺具“是用完整的两段楠木凿成”苏北治淮文物工作组：《扬州凤凰河汉代木椁墓出土的漆器》，载《文物参考资料》，1957（7）。。类似情形又见于扬州西郊七里甸汉墓。参见南京博物院、扬州市博物涫：《江苏扬州七里甸汉代木椁墓》，载《考古》，1962（8）。看来，《盐铁论·散不足》所谓“今富者绣墙题凑，中者梓棺楩椁”的记述，井非夸张之辞。这种情形东汉时益为突出。《潜夫论·浮侈》：
京师贵戚必欲江南檽梓豫章梗楠，边远下土，亦竞相仿效。夫檽梓豫章所出殊远，又乃生于深山穷谷，经历山岑，立千步之高，百丈之谿，倾倚险阻，崎岖不便，求之连日，然后见之，伐斫连月然后讫。会众然后能动担，牛列然后能致水。漕溃入海，连淮逆河，行数千里，然后到雒。工匠雕治，积累日月，计一棺之成，功将千万。夫既其终用，重且万斤，非大众不能举，非大车不能。东至乐浪，西至敦煌，万里之中，相竞用之。
为制作葬具远输江南良材的风气，弥漫至于“东至乐浪，西至敦煌”的广大地区。
秦汉刑名有所谓“鬼薪”、“雇山”等，其劳作服刑内容即砍伐运送林木以为燃料。秦汉时期，又有专门“艾薪樵”、“担束薪”、“卖以给食”等以伐运薪柴为营生手段的人（《汉书·朱买臣传》）。居延汉简中，还可以看到有关戍卒运薪的简文。例如：“四百廿人代运薪上转薪”（EPT 59：15）等。又如：“为君舍取薪山材用”（13638），也与取运薪材的劳作有关。
《史记·货殖列传》在分析秦汉基本经济区的主要物产时，说到“山西饶材、竹”，“江南出楠、梓”。周人早期开发关中，曾“自漆、沮度渭，取材用”，于是有了最初的经济积累，“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司马迁以为“周道之兴自此始”（《史记·周本纪》）。张守节《正义》：“公刘从漆县漆水南渡渭水，至南山取材木为用也。”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木板地图标识文字有“山格”、“杨谷材八里”、“多材木”、“大松材”、“松材十三里”，“松材十五里”、“七里松材刊”、“松材”、“大桯”、“大松”、“阳有剑木”、“阳尽柏木”、“去谷口五里材”、“上杨谷”、“下杨谷”、“阳尽柏木”、“谷口可八里大楠材”、“上杨”、“下杨”、“有苏木下获思”，“大柴枞”、“大柴相铺谿”、“大杺”、“小杺”，可以看做秦人在这一地区经营林业的信息。参见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水放马滩秦简》，108~109页。秦人有经营林业的历史，作为秦早期经济发展基地的西垂之地，长期是林产丰盛的地区。《汉书·地理志下》：“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故秦诗曰‘在其板屋’。”原生林繁密的生态条件，成为特殊的物产优势的基础。《汉书·地理志下》说秦先祖柏益事迹，有“养育草木鸟兽”语，经营对象包括“草木”。所谓“养育草木”，说明林业在秦早期经济形式中也曾经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参见王子今：《秦汉民间信仰体系中的“树神”和“木妖”》，见《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3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11月。陇山秦岭由于与主要消费区接近因而转运便利的关系，成为秦汉时期比较著名的林业基地。《汉书·地理志下》说：“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汉灵帝征调狄道木材修治宫室，董卓所谓“陇右材木自出，致之甚易”，都是以当地林业资源之丰富和运输路线之捷近为依据的。关中“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汉书·地理志下》），也强调关中之富足，有林产饶衍的背景。“南山”即秦岭“崇山隐天，幽林穹谷”（班固：《西都赋》），正是丰产林区。所谓“褒斜材木竹箭之饶”（《史记·河渠书》），也肯定秦岭林木之繁茂。
巴、蜀、广汉以多有“山林竹木”等条件而地称“沃野”（《汉书·地理志下》）。当时流行“蜀、陇有名材之林”的说法，“蜀汉之材”与陇山秦岭林区出产并享盛名（《盐铁论·通有》）。所谓饶“竹木之器”，也是巴蜀之地经济实力受到重视的原因之一（《史记·货殖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