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贤注引《谢承书》：“唐羌字伯游，辟公府，补临武长。县接交州，旧献龙眼、荔支及生鲜，献之，驿马昼夜传送之，至有遭虎狼毒害，顿仆死亡不绝。道经临武，羌乃上书谏曰：‘臣闻上不以滋味为德，下不以贡膳为功，故天子食太牢为尊，不以果实为珍。伏见交阯七郡献生龙眼等，鸟惊风发。南州土地，恶虫猛兽不绝于路，至于触犯死亡之害。死者不可复生，来者犹可救也。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寿。’帝从之。”传世“婴桃转舍”瓦当，也应当与此类运输活动有关。“婴桃”应即“樱桃”。王先谦《汉书补注》于巴郡朐忍“有橘官”注说之后，谓“《纪要》云阳县西五峰驿南有橘官堂故址”。“橘官堂故址”，应当是向甘泉宫供应南国果品的运输设施的遗迹。《太平御览》卷九六六引《东观汉记》：“建武中，单于来朝，赐橙橘。”是东汉时也有贡奉橙橘的制度。
《西京杂记》卷一记载，“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树”，据说上林令处曾登录“群臣所上草木名二千余种”。《三辅黄图》卷三也记述，“扶荔宫，在上林苑中，汉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宫以植所得奇草异木”。所植有龙眼、荔枝，槟榔、橄榄等。“上木，南北异宜，岁时多枯瘁。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无一生者，连年犹移植不息。”陕西韩城出土“夏阳扶荔宫令辟与天地无极”十二字方砖，该遗址已推定为汉扶荔宫所在。参见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韩城芝川汉扶荔宫遗址的发现》，载《考古》，1961（3）。此处早期植物园的经营，在世界园林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所谓“远方各献”，所谓“移植不息”，虽然所转运的特殊对象不具有全面影响社会经济生活的普遍意义，但是仍可体现当时交通条件与交通制度的若干特色。曹植曾作《橘赋》，语云：“有朱橘之珍树，于鹑火之遐乡。禀太阳之烈气，嘉杲日之休光。体天然之素分，不迁徙于殊方。播万里而遥植，列铜爵之园庭。背江洲之暖气，处玄朔之肃清。邦换壤别，爰用丧生。处彼不凋，在此先零。”看来在曹植所处的时代，皇家园林仍借助交通条件，进行南方果木移种北国的所谓“播万里而遥植”的试验。
在司马迁提供的秦汉经济史料中，可以看到所谓“通鱼盐”、“通鱼盐之货”、“逐渔盐商贾之利”一类经营形式。从事鱼类等水产品转贩者可因此成为巨富。在司马迁所处的时代，以“鲐千斤，鲰千石，鲍千钧”为资产者，“此亦比千乘之家”（《史记·货殖列传》）。
《说文·鱼部》：“鲐，海鱼也。”可能因运程遥远，导致价格偏高。《说文·鱼部》中说到的海鱼，还有鲌、鳆、鲛等鲛，一说即海鲨。《西京杂记》卷三有“尉佗献高祖鲛鱼”的记载。，又“海大鱼也”。此外，“鲯鱼出东莱”，鱼“出辽东”，当然也是海鱼。又可见所谓：
鲕，鱼子也，一曰鱼之美者，东海之鲕。《吕氏春秋·本味》记伊尹说商汤以至味，说到“鱼之美者，洞庭之，东海之鲕”。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疑此鱼名鲕，体小，如小鱼，《说文》误分为二义也。”
鳆鱼为内地人以为美食，也见于记载。《汉书·王莽传下》：“莽忧懑不能食，亶饮酒，啖鳆鱼。”《后汉书·伏隆传》：张步据有齐地，为伏隆招怀，“遣使随隆诣阙上书，献鳆鱼”。《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始皇陵地宫“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裴骃《集解》引《异物志》：人鱼“出东海中，今台州有之”。秦始皇出巡途中崩于沙丘平台，李斯、赵高秘不发丧，棺载辒凉车中，“会暑，上辒车臭，乃诏从官令车载一石鲍鱼，以乱其臭”。可见，自沿海西运鲍鱼，是当时习见情形。居延汉简可见“鲍鱼百头”（2633）简文，说明汉代鲍鱼甚至远运至于河西。
《说文·鱼部》还列举多种出产于朝鲜半岛沿海的鱼种，可以进一步说明海鱼长途转输，或可至于数千里外。如：
，鱼也，出乐浪潘国。
，鱼也，出乐浪潘国。
，鱼也，出乐浪潘国。
，鱼也，出乐浪潘国。
，鱼也，出乐浪潘国。
，鱼也，出乐浪潘国。
，鱼也，皮有文，出乐浪东暆。神爵四年初捕收输考工。
，鱼也，出邪头国。
，鱼也，出邪头国。
鲜，鲜鱼也，出貉国。
段玉裁注：“邪头国，秽貊也。”其地当在《汉书·地理志下》所谓“邪头昧”一带，即日本海西岸的今朝鲜江原道高城附近。“貉国”，亦即貊。“东暆”，《汉书·地理志下》作“东”。其地在日本海西岸的今韩国江原道江陵。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元封二年（前109）发兵击朝鲜，次年夏，“朝鲜斩其王右渠降，以其地为乐浪、临屯、玄菟、真番郡”。颜师古注引臣瓒曰：“《茂陵书》：‘临屯郡治东县，去长安六千一百三十八里，十五县；真番郡治霅县，去长安七千六百四十里，十五县。’”“潘国”之称不知是否与“真番”地名有关。《史记·货殖列传》：燕“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张守节《正义》：“番音潘。”若潘国在真番郡，其地则当在黄海东海岸，临江华湾。乐浪郡，王莽改称“乐鲜’，属县有“朝鲜”；又“水”县，“莽曰乐鲜亭”（《汉书·地理志下》）。应劭注谓所以称“乐鲜”者，“故朝鲜国也”。传说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朝鲜”地名，较早又见于《山海经·海内北经》及《海内经》。《山海经·海内北经》：“朝鲜在列阳东，海北山南。”《海内经》：“东海之内，北海之隅，有国名曰朝鲜。”其最初得名，很可能与出于“貉国”的“鲜鱼”这种水产品有关。
朝鲜半岛渔业产品能够远输中土，是可以说明秦汉时期运输生产水平的绝好例证。
居延汉简可以看到关于载鱼转贩的内容，《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简册中，记述“为候粟君载鱼之得卖”事，一次即“载鱼五千头”（EPF22：6）。
秦汉时期渔产品运输的显著进步，使得“江湖之鱼，莱黄之鲐，不可胜食”（《盐铁论·通有》）。某些地区有时出现生产与消费未能合理衔接的情形，鱼价跌落至于悖乎常情的程度，如《论衡·定贤》所谓“彭蠡之滨，以鱼食犬豕”，也并非由于运输生产能力的落后，而另有其他的原因。参见王子今：《秦汉渔业生产简论》，载《中国农史》，19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