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代曾经推行严厉打击富商大贾，并以官营商运压抑、排挤民间商运的政策。贯彻算缗钱制度时，对商人拥有的车船等交通运输工具，征收税率比一般人的税率高一倍或二倍。“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者以一算；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史记·平准书》)抑商政策使民间商运能力受到严重摧残，“重装富贾，周流天下，道无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汉书·食货志上》)的情形发生了变化。不过，民间商运在****政治高压下演化成地下的潜流，依然影响着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一旦禁法稍有松动，则又活跃于各地。所谓“宛、周、齐、鲁，商遍天下”(《盐铁论·力耕》)，“商贾错于路”，“均有无而通万物”(《盐铁论·通有》)，都说明民间商运力量在解冻之后营运活动愈益繁忙的事实。
贡禹为御史大夫，曾向汉元帝数言得失，说到“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的情形(《汉书·贡禹传》)。成哀时大商人罗裒初至长安行贾，随身数十百万，后“往来巴蜀，数年间致千余万”，“其余郡国富民，兼业专利，以货赂自行，取重于乡里者，不可胜数”(《汉书·货殖传》)。正说明商贾以“智巧”往来东西南北以“求利”，往往获得成功。
王莽的新经济政策对民间商运施行严格统治，在河西这一商运原本并不发达的地区，也可以通过简牍资料看到有关信息。例如：
其市买五均之物及盐而无二品(EPT 6：88)
枚缣素上贾一匹直小泉七百枚其马牛各且倍平及诸万物可皆倍牺和折威侯匡等
所为平贾夫贵者征贱物皆集聚于常安城中亦自为极贱矣县官市买于民民(EPT59：163)
王莽曾任用商人理财，利用少数大商贾来抑制大多数一般商贾。然而这些人仍醉心于牟利商运，甚至借取官家交通设施以营私，“乘传求利，交错天下”(《汉书·食货志下》)。民间商运之未能尽行扼杀，自可想见。
居延出土“建武三年十二月候粟君所责寇恩事”简册，记有“候粟君”“取客民寇恩为就载鱼五千头到得”卖事，简册内容还涉及“买肉谷”等交易活动，可以反映两汉之际边地民间小规模商运活动的一般形态。当地经商多为副业，贩运内容及方向显现出偶然随机的特征，在这种经济活动中，还可以看到某种非经济强制的役使关系的残余影响。例如：
甲渠令史华商尉史周育当为候粟君载鱼之得卖商育不能行商即出牛一头黄特齿八岁平贾直六十石与交谷十五石为谷七十五石育出一头黑特齿五岁平贾直六十石与交谷卌石凡为谷百石皆予粟君以当载鱼就直(EPF22：22~23)
雇佣寇恩，又有“自食”为“将车”，“行道廿余日不计贾直”，以及以实物“偿”“所得就直”“不相当”事。参见甘肃居延考古队简册整理小组：《“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释文》，载《文物》，1978（1）。商运经济发育之不完备，很可能与当地战备形势及地方行政的军事化管理有关。
东汉时期，政府没有直接提出过明确的抑商政策。光武帝刘秀当政时，桓谭曾宣传过“禁民二业”的主张。明帝永平年间，朝廷果然“下令禁民二业”。然而不久即发现其流弊，不得不对“官禁二业”制度加以修正(《后汉书·刘般传》)。对商业实行较宽松的政策，很可能成为影响社会风尚的重要因素之一。据说当时“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浮食者众”，在大的商业都会中，甚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潜夫论·浮侈》)。商运的发展，形成“船车贾贩，周于四方”(《昌言·理乱》)的繁荣的局面。在交通条件未必优越的北边道上，乌桓入侵云中，一次即“遮截道上商贾车牛千余两”(《后汉书·乌桓传》)，也可以说明当时商运发达的情形。
《史记·货殖列传》：“谚曰：‘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是说商运早已形成一定的经营规则和核算标准。所谓“连车骑，游诸侯”，“连车骑，交守相”，都说经营商运的富豪凭借其社会阅历与社会关系可以影响政治。东汉末年，刘备“得用合徒众”，就是由于“中山大商张世平、苏双等赀累千金，贩马周旋于涿郡，见而异之，乃多与之金财”(《三国志·蜀书·先主传》)。麋竺“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赀产巨亿”，刘备为吕布击破，“转军广陵海西”，麋竺进奴客二千，金银货币以助军资，“于时困匮，赖此复振”(《三国志·蜀书·麋竺传》)。《三国志·蜀书·麋竺传》裴松之注引《搜神记》说到麋竺从洛阳到家乡的交通经历《三国志·蜀书·麋竺传》裴松之注引《搜神记》：“竺尝从洛归，未达家数十里，路傍见一妇人，从竺求寄载。行可数里，妇谢去，谓竺曰：‘我天使也，当往烧东海麋竺家，感君见载，故以相语。’竺因私请之，妇曰：‘不可得不烧。如此，君可驰去，我当缓行，日中火当发。’竺乃还家，遽出财物，日中而火大发。”，也许其经营方式也包括往来“周旋”的行为。
孙坚少时“与父共载船至钱唐”，会海贼掠取贾人财物，方于岸上分之，“行旅皆住，船不敢进”，孙坚操刀上岸追斩，“由是显闻”，可见江南行商之富往往令盗贼垂涎。孙坚甚至曾“募诸商旅”，以为其部队的基干(《三国志·吴书·孙破虏传》)。吕蒙偷袭荆州，曾令部众伪装商人，“尽伏其精兵中，使白衣摇橹，作商贾人服，昼夜兼行，至(关)羽所置江边屯候，尽收缚之，是故羽不闻知”(《三国志·吴书·吕蒙传》)。显然着白衣的商贾人行船往来江上，当时为世人习见。江南商运的发展是以这一地区经济的进步为条件的，而吏民“浮船长江，贾作上下”(《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孙休永安二年诏)，又以商运促进江南经济进一步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