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因国力削弱不得不收缩其行政控制地域，虽无力抗御外侮，然而却可以威逼边民，“强劫驱掠，与其内入”。
西汉以北，东汉而南，两汉移民方向的剧变，标志着文化史进程的转折。
史籍中可以看到亡入匈奴的“秦人”教其穿井筑城，治楼藏谷的记载《汉书·匈奴传上》：“卫律为单于谋‘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守之。汉兵至，无奈我何’，即穿井数百，伐材数千。或曰胡人不能守城，是遗汉粮也，卫律于是止。”而《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汉军“至窴颜山赵信城，得匈奴积粟食军。军留一日而还，悉烧其城余粟以归”。是匈奴已接受汉人“筑城”“藏谷”技术。，“胡巫”与“胡骑”亦曾直接介入汉王朝的宫廷斗争。《汉书·江充传》：“(江)充将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蛊及夜祠，视鬼，染汙令有处，辄收捕验治，烧铁钳灼，强服之。”“遂掘蛊于太子宫，得桐木人。”《汉书·武五子传·戾太子刘据》：刘据起兵，“乃斩充以徇，炙胡巫上林中”。《汉书·刘屈氂传》：“(太子)使长安囚如侯持节发长水及宣曲胡骑，皆以装会。侍郎莽通使长安，因追捕如侯，告胡人曰：‘节有诈，勿听也。’遂斩如侯，引骑入长安。”后“丞相附兵浸多，太子军败”。参见王子今：《西汉长安的“胡巫”》，载《民族研究》，1997（5）。秦汉时期北边的民族战争，形成了不同文化交往融汇的特殊条件。各民族在形式上看来于强制力下被迫的迁流往复之中，实际上仍发挥出创造共同文化的主动的积极的作用。
战乱时期，各军事强权集团也往往以强制性移民的方式增强其实力。汉献帝初平元年(194)，“董卓驱徙京师百姓悉西入关”(《后汉书·献帝纪》)。《后汉书·董卓传》记述，“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馈寇掠，积尸盈路”。“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曹操使李典“徙部曲宗族万三千余口居邺”(《三国志·魏书·李典传》)，又平定并土，“稍移其家，前后送邺凡数万口”(《三国志·魏书·梁习传》)，“拨阴安，徙其民河南”(《三国志·魏书·张辽传》)《三国志·魏书·司马朗传》：“为堂阳长”，“先时，民有徙充都内者，后县调当作船，徙民恐其不办，乃相率私还助之，其见爱如此”。也是徙民河南之例。，“拔汉中民数万户以实长安及三辅”《三国志·魏书·和洽传》：“太祖克张鲁，(和)洽陈便宜以时拔军徙民，可省置守之费。太祖未纳，其后竞徙民弃汉中。”《三国志·蜀书·周群传》：“先主欲与曹公争汉中，问(周)群，群对曰：‘当得其地，不得其民也。若出偏军，必不利，当戒慎之！’时州后部司马蜀郡张裕亦晓占侯，而天才过群，谏先主曰：‘不可争汉中，军必不利。’先主竟不用裕言，果得地而不得民也。”，“徙民以充河北，陇西、天水、南安民相恐动，扰扰不安”，“徙氐五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界”(《三国志·魏书·张既传》)《三国志·魏书·杨阜传》：“(杨阜)转武都太守”，“及刘备取汉中以逼下辩，太祖以武都孤远，欲移之，恐吏民恋土。阜威信素著，前后徙民、氐，使居京兆、扶风、天水界者万余户，徙郡小槐里，百姓襁负而随之”。，“降巴东、巴西二郡，徙其民于汉中”(《三国志·魏书·张郃传》)《三国志·蜀书·张飞传》：“(张)郃别督诸军下巴西，欲徙其民于汉中。”“(张)飞遂破郃”，郃“引军还南郑，巴土获安”。，“徒汉南附化民于汉北”(《三国志·魏书曹仁传》)，等等，都是强制移民史例。又如《晋书·宣帝纪》：“魏武以荆州遗黎及屯田在颍川者逼近南寇，皆欲徙之。”《三国志·魏书·卢毓传》：曹丕“以谯旧乡，故大徙民充之”。《三国志·魏书·辛毗传》：“帝欲徙冀州士家十万户实河南”，后“徙其半”。《晋书·食货志》：“宣帝表徙冀州农夫五千人佃上邽。”《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诸葛)亮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三国志·蜀书·后主传》：“(姜维)拔狄道、河关、临洮三县民，居于绵竹、繁县。”也反映强制移民已成为一时定制。
这种强制性移民，史书有时又写作“虏”、“略”。如刘备曾“略得饥民数千人”至徐州(《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梁兴等略吏民五千余家”(《三国志·魏书·郑浑传》)。建安十二年(207)，孙权“西征黄祖，虏其人民而还”，十三年春，复征黄祖，“追枭其首，虏其男女数万口”。十九年，孙权征皖城，克之，获“男女数万口”(《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类似史例还有《晋书·良吏列传·鲁芝》：“(鲁芝)转天水太守，郡邻于蜀，数被侵掠，户口减削。”《三国志·吴书·吴主传》：“遣卫将军全琮略淮南”，“收其人民”，“诸葛恪征六安”，“收其民人”。《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轻兵袭舒，掩得其民而还。”《晋书·羊祜传》：“吴人寇弋阳、江夏，略户口。”《晋书·武帝纪》：“吴将孙慎入江夏、汝南，略千余家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