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李陵传》：“关东群盗妻子徙边者随军为卒妻妇，大匿车中。”当时以合法及非法方式随军的妇女，一定不在少数。《汉书·贾捐之传》记载，贾捐之在讨论边疆政策时，指出汉武帝用兵四境，导致严重社会危机的教训，说到“女子乘亭鄣”事。《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载录汉章帝元和二年(85)诏书，回顾了汉王朝与匈奴作战的艰苦，也有“弱女乘于亭障”语。汉代文献关于女子守城的记载，又有《汉书·匈奴传上》：李广利率军出塞，于“夫羊句山狭”冲破匈奴卫律部阻击，“汉军乘胜追北，至范夫人城”。颜师古注引应劭曰：“本汉将筑此城。将亡，其妻率余众完保之，因以为名也。”居延汉简中有所谓“□官女子周舒君等自言责隧”(5815A)的内容，我们还看到当地军事文书中有如下名类：
《卒家属在署名籍》(18513)
《卒家属见署名籍》(1943)
《戍卒家属居署名籍》(EPT65：134)
《卒家属掾署名籍》(1943、17413)
《卒家属名籍》(20315)
《省卒家属名籍》(5816、1338)
《卒家属居署廪名籍》(EPT40：18)
《卒家属廪名籍》(2764A)
《戍卒家属在署廪名籍》(19110)
有学者指出，“称谓录见‘卒家属廪名籍’、‘卒家属名籍’、‘卒家属在署名籍’、‘卒家属见署名籍’、‘省卒家属名籍’之类”，可与《卒家属廪名籍》对应，这些文书，可以“暂统称之为‘卒家属廪名籍’”，“是给戍卒家属发放粮食的名单”李均明、刘军：《简牍文书学》，341~343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6月。。通过这些文书的命名，可以了解边地“卒家属”、“戍卒家属”随军的事实。然而《卒家属在署名籍》、《卒家属见署名籍》、《戍卒家属居署名籍》等，从名义看，与“廪名籍”是不同的。“廪名籍”，按照森鹿三的说法，“是有关配给卒家属谷物的文书”［日］森鹿三著、金立新译：《论居延出土的卒家属廪名籍》，见《简牍研究译丛》第1辑，10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3月。。居延汉简又有：
《家属妻子居署省名籍》(EPT40：18)
名籍主题强调的似乎不是“廪”，而是其他方面，很可能主要是职守责任。前引简文“女子”“自言责隧”，可以给予我们某种提示。敦煌汉简又可见《教卒史妻子集名籍》(1612A)，其性质也值得探讨。所谓“在署”、“见署”、“居署”或许与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中《仓律》所见“守署”有关，整理小组注释可以参考：“署，岗位。《史记·秦始皇本纪》集解引如淳云：‘律说，论决为髡钳，输边筑长城，昼日伺寇虏，夜暮筑长城……’……守署即伺寇虏。”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11月版，第51页。有学者注意到所谓“边塞女性中有下级军吏的家属”，称之为“戍边的下级军吏的妻子家属”翟麦玲：《试释“女子乘亭障”中“女子”的身份》，载《中国史研究》，2008（1）。。其实，汉代西北边塞简牍资料中这种女性，并非都是“下级军吏的家属”、“下级军吏的妻子家属”，数量更多的是士兵“家属”，即所谓“卒妻”。日本学者森鹿三曾经根据简牍资料中“●右城北部卒家属名籍凡用谷九十七石八斗”(20315)及“●冣凡十九人家属尽月见署用粟八十五石九斗七升小”(20337)，认为据前者“可知每个部每个月都配给了卒家属将近一百石谷物”，后者“所说的十九人是指卒的人数，而不是家属的人口数，因为每个卒的家属人数是二至三人，所以十九个的家属就有四十多人”。他说：“一个部究竟有多少卒，还不清楚，但我估计约有二十人，因此，卒几乎都有家属。”［日］森鹿三著、金立新译：《论居延出土的卒家属廪名籍》，见《简牍研究译丛》第1辑，108~109页。这里所说的，自然是随军家属。所谓“卒妻”及其他边塞人员数量颇为可观。参见王子今：《汉代军队中的“卒妻”身份》，载《南都学坛》，2009（1）。应当看到，实际上参与边地军事交通者，当远远超过史籍记载的正式的出军人数。
秦始皇发兵统一海内，又进军岭南，安定北边，他“亲巡天下，周览远方”，自有“东抚东土，以省卒士”的意义，所谓“武威旁畅，振动四极”(《史记·秦始皇本纪》)，标志着秦远征军的业绩。通过考古资料可以看到，随着秦军事势力的扩张，关东许多地区都出现了体现秦风的秦墓葬。含有秦文化因素的墓葬发现在河南三门峡，郑州岗社，泌阳官庄；山西侯马乔村，榆次猫儿峙；内蒙古准格尔旗勿尔图沟；湖北云梦睡虎地、大坟头、木匠坟，江陵凤凰山，宜昌前坪，宜城楚皇城；四川成都羊子山、洪家包、天回镇，涪陵小田溪；广东广州淘金坑、华侨新村；广西灌阳、兴安、平乐等地。参见叶小燕：《秦墓初探》，载《考古》，1982（1）。云梦木匠坟秦墓的资料，见云梦县博物馆：《湖北云梦木匠坟秦墓》，载《文物》，1992（1）。其分布地域之辽阔，反映秦军人足迹所至“振动四极”。而各地秦墓一方面继承着秦文化传统，一方面又渗入了当地文化的影响。这一事实，则体现出秦军远征的文化意义。
汉武帝时代又多次组织大规模远征，“攘夷柝境，面数千里，东开乐浪，西置燉煌，南逾交趾，北筑朔方，卒定南越，诛斩大宛，武军所向，无不夷灭”(《潜夫论·救边》)。对匈奴作战，出师往往以十万计，元狩二年(前12l)春，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东南)千余里击匈奴。其夏，复与合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两千里击匈奴。元狩四年，卫青、霍去病出军“咸约绝幕击匈奴”，卫青“北至阗颜山赵信城而还”。阗颜山，可能是蒙古杭爱山的支脉。霍去病“封于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翰海而还”。狼居胥山、姑衍山，均在今蒙古乌兰巴托附近。翰海，一说即杭爱山。元鼎六年(前111)，公孙贺将万五千骑出九原两千余里，至浮苴井而还，赵破奴万余骑出令居数千里，至匈河水而还。匈河水，可能即今蒙古拜达里格河。太初二年(前103)，赵破奴将二万余骑出朔方西北两千余里，期至浚稽山而还，然全军败没。浚稽山可能即今蒙古巴彦洪戈尔省，前杭爱省及南戈壁省之间的戈壁阿尔泰山。天汉二年(前99)，公孙敖出西河，与路博德会涿涂山(《史记·匈奴列传》)，涿涂山可能即蒙古额德伦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