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学宦之路
士人奔走于学宦之路，也是了解秦汉人口流动状况从而全面认识秦汉交通形态不可忽视的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
秦始皇东巡封禅泰山，礼祠江海，表现出承认东方文化传统的胸怀，任用博士70余人，亦得参与军国大政谘议。儒学第一次西渐，至于以往东方人“夷翟遇之”的“虎狼之国”秦地，尤其表现于儒士之活跃。“焚书坑儒”事件之发生，说明秦地已多有藏《诗》、《书》、百家语者，在咸阳地区活动的儒生，已多达数百人。叔孙通“秦时以文学征待诏博士”，降汉时“从儒生弟子百余人”(《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可知秦时儒学其实未能禁灭。
汉代官学私学都得到空前发展，学人千里负笈成为一时风尚。
汉武帝初设博士弟子员制度，起初为50人。汉昭帝时增至100人，汉宣帝时增至200人，“元帝好儒”，“更为设员千人”，成帝末，“增弟子员三千人”(《汉书·儒林传》)。汉平帝元始五年(5)，征天下通知诸学“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汉书·平帝纪》)。王莽也曾奏言“为学者筑舍万区”(《汉书·王莽传上》)。东汉统治者益崇好儒学经术，于是“四方学士”“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后汉书·儒林列传》)。“起太学博士舍，内外讲堂，诸生横巷，为海内所集。”(《后汉书·翟酺传》)《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汉明帝曾亲自在太学讲经，“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汉顺帝又扩建太学，“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汉质帝时，“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于是有“东京学者猥众”之说。洛阳成为“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的文化中心。
《汉书·循吏传·文翁》记载，文翁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又创立地方官学：
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繇，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
郡国学校的兴立，使有志于学的“下县子弟”向各地区的文化中心流动。这种“教化”的作用，有时可以突破郡国的地域局限。如伏恭任常山太守，“敦修学校，教授不辍，由是北州多为伏氏学”(《后汉书·儒林列传·伏恭》)。
私学之发达，也吸引各地学子不远千里问师求教。疏广“家居教授，学者自远方至”(《汉书·疏广传》)。申公“归鲁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千余人”(《汉书·儒林传·申公》)。班固以“传业者寝盛，支叶蕃滋”，“大师众至千余人”来总结西汉学术传统(《汉书·儒林传》)。东汉时期，私学更加繁荣。据《后汉书·儒林列传》，刘昆曾“教授弟子恒五百余人”；洼丹“徒众数百人”；任安“还家教授，诸生自远而至”；杨政“教授数百人”；张兴“弟子自远至者，著录且万人”；孙期“远人从其学者，皆执经垄畔以追之”；欧阳歙“教授数百人”；曹曾“门徒三千人”；牟长“诸生讲学者常有千余人，著录前后万人”；牟纡“门生千人”；宋登“教授数千人”；孔长彦“门徒数百人”；杨伦“讲授于大泽中，弟子至千余人”；魏应“教授山泽中，徒众常数百人”，“弟子自远方至，著录数千人”；薛汉“教授常数百人”；杜抚“弟子千余人”；董钧“常教授门生百余人”；丁恭“教授常数百人”；周泽“门徒常数百人”；甄宇“教授常数百人”；甄承“讲授常数百人”；诸儒“莫不归服之”；楼望“诸生著录九千余人”；程曾“数百人常居门下”；张玄“诸儒皆伏其多通，著录千余人”；李育“门徒数百”；颍容“聚徒千余人”；谢该“门徒数百千人”；蔡玄“门徒常千人，其著录者万六千人”。范晔论曰：
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
除前引诸例之外，又如姜肱“博通《五经》，兼明星纬，士之远来就学者三千余人”(《后汉书·姜肱传》)，檀敷“立精舍教授，远方至者常数百人”(《后汉书·党锢列传·檀敷》)，樊英习易经，兼明数术，“隐于壶山之阳，受业者四方而至”，公沙穆“隐居东莱山，学者自远而至”，董扶“还家讲授，弟子自远而至”(《后汉书·方术列传》)。学者向学就学形成的“不远万里之路”，负笈游学、负笈随师的风气如《后汉书·儒林列传·景鸾》：“少随师学经，涉七州之地。”即是负笈随师之例。，形成了值得重视的交通现象。《后汉书·李固传》说，李固“少好学，常步行寻师，不远千里”，李贤注引《谢承书》：“固改易姓名，杖策驱驴，负笈追师三辅，学《五经》，积十余年。”李固“遂究览坟籍，结交英贤，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风而来学”。当时学术师承之绪统，受与授，承与传，多需经过艰苦的交通历程方能完成。事实上读书人学业有成的基本条件，首先在于“不远万里之路”的磨炼。而远行之见闻，也必然可以增益其学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