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南丝绸之路
《史记·大宛列传》记述，开通西域道路的功臣张骞曾向汉武帝建议由蜀地道经身毒通大夏：
（张）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夏鼐认为，此“大水”当即印度河。参见夏鼐：《中巴友谊的历史》，载《考古》，1965（7）。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
汉武帝久有意交通大宛、大夏、安息以及大月氏、康居诸国，期望“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于是“欣然，以骞言为然”。于是令张骞于蜀郡和犍为郡组织人员探索通身毒道路，由、冄、徙、邛僰四道并出，皆各行一二千里，而为当地部族阻滞，“其北方闭氐、筰，南方闭嶲、昆明”，“终莫得通”。特别是“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虽然开拓官方外交通路的计划没有获得成功，然而了解到“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有的学者通过对其方位、里程、乘象习俗及“滇越”音读的考证，推断“滇越”即“盘越”，是东印度阿萨姆地方的古国迦摩缕波。汶江：《滇越考——早期中印关系的考察》，载《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2辑。蜀地民间商人不顾政府“关蜀故徼”的限制，“或窃出商贾”（《汉书·西南夷传》）《史记·西南夷列传》作“开蜀故徼”。《史记会注考证》引王念孙曰：“‘开’字当依《汉书》作‘关’，言秦时常于诸国置吏，及汉初则弃此诸国，而但以蜀诸徼为关也。下文曰‘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即谓出此关也。若云‘开蜀故徼’，则与上下文皆不合矣。”，以走私方式前往这一地区从事贸易活动。“于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起初，汉欲通西南夷，然而因耗费惊人而道不通遂罢之，自张骞提出可以由此通大夏，“乃复事西南夷”（《史记·大宛列传》）。
其实，由川滇通缅甸、印度、越南等地的这条西南丝绸之路（或称“南方丝绸之路”、“滇缅道”、“蜀布之路”等），很可能在战国时期已经初步开通。20世纪40年代在四川茂汶地区发现的早期石棺葬中，曾出经测定并不含钡的琉璃珠。参见童恩正：《略谈秦汉时代成都地区的对外贸易》，见《巴蜀考古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8月。而我国战国时期的琉璃制品均属于铅钡玻璃的体系，西方古代玻璃则一直以钠钙玻璃为主，与中国玻璃成分截然不同。不含钡的钠钙玻璃，当是由中亚或西亚输入。参见高至喜：《论我国春秋战国的玻璃器及有关问题》，载《文物》，1985（12）。云南江川李家山年代为战国时期的24号墓也曾出土来自西亚的蚀花肉红石髓珠。参见张增祺：《战国至西汉时期滇池区域发现的西亚文物》，载《思想战线》，1982（2）。看来，当时已存在以南道为贸易方向的商贾活动。
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的印度史书《国事论》中，曾经提到所谓“脂那”（Cina），脂那物产，有丝及织皮二种。饶宗颐考证，Cina是“秦”的对音，“印度文献中的Cina，似可兼指汉时的永吕郡而言”，“以此推知中印之交往，早在《国事论》成书之前”。“按司马错灭蜀，在秦惠王时（316BC），是时蜀已归秦，故蜀产之布，自可被目为秦布，故得以Cina—patta称之。”饶宗颐；《蜀布与Ctnapatta——论早期中、印、缅之交通》，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5本4分，1974年6月。
汉武帝以“通蜀，身毒国道便近”为出发点，竭力试图打通西南国际通道，“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图。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四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汉武帝争取滇王亲附，又击破“常隔滇道”的头兰，又平南夷为牂柯郡，又杀邛君、筰侯，于是置越嶲郡、沈黎郡、汶山郡，又“以兵临滇”，滇王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史记·西南夷列传》）。
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益州徼外夷哀牢王相率内属，于是置永昌郡”（《后汉书·明帝纪》）。汉王朝所实际控制的地域“始通博南山，度兰仓水”，至于今云南保山附近，永昌郡所辖，已包括今缅甸北部部分地区。当时来自内地之“行者苦之，歌曰：‘汉德广，开不宾。度博南，越兰津。度兰仓，为他人。’”（《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哀牢》）至此，滇缅道路终于打通，汉王朝通过哀牢地区和掸国发生了联系，汉和帝永元九年（97），“徼外蛮及掸国王雍由调遣重译奉国珍宝，和帝赐金印紫绶，小君长皆加印绶、钱帛”。西南丝绸之路的主要路段，于是均处于汉王朝控制之下。《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哀牢》还记述说：
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
次年元会，“安帝作乐于庭，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印绶、金银、彩缯各有差也”。
据《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属县八，户六万，“去洛六千九百里，宁州之极西南也，有闽濮、鸠僚、僄越、裸濮、身毒之民”《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哀牢》：哀牢王遣子率种人内属，“其称邑王者七十七人，户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西南去洛阳七千里，显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续汉书·郡国志五》：“永昌郡，明帝永平十二年分益州置。雒阳西七千二百六十里。八城，户二十三万一千八百九十七，口百八十九万七千三百四十四。”。是时汉武帝开通“身毒国道”，与古印度人直接交通的愿望始得实现。永昌郡不仅是诸族混居，民族构成十分复杂的地区《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哀牢》说，哀牢王属下“其称邑王者七十七人”，体现所属部族、部落的数目。而内属时户均人口达1067人，也是异乎寻常的。《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永昌“僄越”人，或以为即缅甸骠人，或以为《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盘越国一名汉越王，在天竺东南数千里，与益部相近，其人小与中国人等，蜀人贾似至焉”，所谓“盘越”即“僄越”之异译。，其物产“黄金、光珠、虎魄、翡翠、孔雀、犀、象、蚕桑、绵绢，采帛、文绣”，“又有罽旄、帛叠、水精、琉璃、轲虫、蚌珠”，也表明因地处西南丝绸之路的重要区段，这里又是南北文化密切交汇的地区。大致至此而中西交通之“南道而西极转东南尽矣”（《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