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地在俄罗斯鄂毕河、叶尼塞河上游地区，丁令所在，大致在贝加尔湖一带。原称“东胡”的乌桓，是北方草原毛皮之路东段相当活跃的部族，其俗“以毛毳为衣”，“妇人能刺韦作文绣，织毼”《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书》：“能刺韦作文绣，织缕毡。”，“常臣伏匈奴，岁输牛马羊皮”，也曾“诣阙朝贡，献奴婢牛马及弓虎豹貂皮”（《后汉书·乌桓传》）。鲜卑亦东胡之支，其主要出产“有貂、豽、子，皮毛柔蝡，故天下以为名裘”（《后汉书·鲜卑传》）。夫余“履革鞜，出国则尚缯绣锦罽，大人加狐狸、狖白、黑貂之裘”。“其国善养牲”，所出有“貂狖”。挹娄亦出“好貂，今所谓挹娄貂是也”。乐浪亦“土地饶文豹”（《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
由黑海至日本海，形成了毛皮贸易的东西大通道。
应当注意到，这条通道上毛皮贸易的发展状况，常常为强悍的骑马民族所主宰。毛皮之流通，有时甚至是在军事强权的高压下实现的。除前引“岁输牛马羊皮”，献“虎豹貂皮”之例外，匈奴还曾向乌桓征收“皮布税”，乌桓人受汉指令不再予匈奴税，引起军事冲突。匈奴发兵攻击乌桓，“颇杀人民，殴妇女弱小且千人去”，告乌桓曰：“持马畜皮布来赎之。”乌桓见略者亲属二千余人持财畜往赎，匈奴受其皮布而留人不遣。（《汉书·匈奴传下》）
与秦汉时期年代相当的希腊和拉丁文著作中，也可以看到有关北方草原毛皮贸易通路的记述。梅拉（Pomponins Mela）大约公元1世纪时在《地方志》中写道：“经过北洋的荒凉海岸之后，航线在东海中转了一个大湾，折向了面对东方的地带。此地从斯基泰海角开始，一直伸向琐里（Colis）。在第一个地区，因大雪弥漫而根本无法进入；在第二个地区，由于居民野蛮而无法耕耘。这就是食人生番的斯基泰人和塞种（Sacae）人，他们之间为一辽阔地带隔开，而此地由于野兽繁殖而荒无人居。然后又是一片猛兽出没的空旷地带，一直到达俯瞰大海的塔比斯山（Tabis）；在辽边远处便是高耸入云的陶鲁斯山脉。两山之间的空隙地带居住有赛里斯人。”成书于公元77年的老普林尼（P1ine L，Ancien）的《自然史》中也写道，“从里海和斯基泰洋出发”向东，第一个地区“由于常年积雪而无法居住”，第二个地区“由于其居民的残暴也无法耕耘”，这里所指的是传说“靠吃人肉为生”的“食人生番”斯基泰人。“周围是一片荒野，无数野兽出没其间，袭击那些也不比它们怯弱的来往行人。”接着又是斯基泰人，又是只有野兽繁殖的不毛之地。“一直到达一座延伸至海的大山，人称之塔比斯山”的地方，“才有人类栖身”。“人们在这里所遇到的第一批人是赛里斯人。”通过这条道路，赛里斯人曾经营“出口服装和皮货”的贸易。成书于公元1世纪末的《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中，说到这一地区所以“尚未被人考察过”，“其原因或许是由于那里的强烈风暴，或者是由于千里冰封而使那里难以通行，这也许是由于神力的缘故吧！”公元2世纪，托勒密（Ptolemy）在《地理志》中也说到，通过这条道路的旅途往往“伴随着强劲的风暴”，“以致由于风暴这一原因在途中得作多次停留”。这条道路“有许多迂回之处”，中途又“向北兜了一个大圈”。提供资料者说，“由于经商，他才认识这条路的”。索林（So1in）于公元3世纪中叶在《多国史》中也写道：“继阿加蒂尔斯人（Agathyrses）之后，接着便是一些食人生番。在他们之中有一种令人憎恶的习惯，即以人肉为食。由于某一亵渎宗教的民族的这一习惯，所以附近地区才出现了令人可怕的寂寞，附近民族出于对这种残暴行为的恐怖而纷纷远逃了。因而在一直到达塔比斯海（Tabis）之前，在面对太阳夏季升起的整个海岸线地区，决不会遇到人类。在一直到达赛里斯国之前，到处唯有一望无际的沙漠。”
索林还写道：“从斯基泰洋和里海出发，一直向东洋前进，人们首先会在这一地区发现雪堆，然后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再往前便是一个令人发指的食人肉的生番，此后又是一片被野兽所骚扰的地区，它们使一半道路已断人行了。只是到了一座俯瞰大海的高山之后，这一切障碍方可消失，蒙昧人称此山为塔比斯山，接着又是一片长长的沙漠。在朝着夏日朝阳东升的海岸地段，赛里斯人是经过蒙昧族地区之后所遇到的第一个民族。”以上引文分别见［法］戈岱司编、耿昇译：《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8、10、13、19、21、23~24、63页。
与经过西域地区的丝绸之路在戈壁荒漠之中仍有大小不等的绿洲可以作为运输中继站不同，北方草原毛皮之路经过的地区人烟稀少，交通条件也更为险恶。不过，这条通道对于东西文化交流与融会的意义，却是不可低估的。
在北方草原毛皮之路经过的地区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即该地区作为重要历史文化遗物之一的青铜器，表现出以动物纹为装饰母题的共同的文化风格。
在北方草原毛皮之路东段，这种类型的青铜器，除大量发现于中国鄂尔多斯地区以外，在蒙古中央省诺颜乌拉、海尔罕山、色楞布贝勒赫及后杭爱省的呼尼河等地分布也较为集中。参见［蒙］策·道尔吉苏荣；《北匈奴的坟墓》，见《科学院学术研究成就》第1册，乌兰巴托科学委员会，1956年。在俄罗斯西伯利亚的叶尼塞河左岸及科伊巴尔草原，即哈卡斯地区的乌留帕河与楚雷河之间的地区也多有发现。［苏］M·A·戴甫列特：《西伯利亚的腰饰牌》，莫斯科，1980年。其分布地域的最东端，至于辽宁西丰西岔沟。
日本学者水野清一和江上波夫针对这种类型的青铜器提出“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的命名，并认为这种“北方系青铜文化”“一定是从黑海沿岸的斯基泰发源，从西向东顺次流传的”。他们还将这种青铜器共有的动物纹命名为“斯基泰—西伯利亚野兽纹”［日］江上波夫、水野清一：《内蒙古·長城地帯》，東方考古學叢刊乙种第1册，1935年。。有的学者以为，这种青铜文化源起于西伯利亚米努辛斯克盆地 参见［法］A·萨尔莫尼：《米努辛斯克青铜器饰牌》，载《美术报道》（巴黎）第19卷。，有的学者则认为可能源起于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参见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有的学者则断定：“这种野兽纹的真正创造者是欧亚大陆的草原部落，其中首先是黑海沿岸地区和亚洲中部草原的居民——斯基泰人。”［苏］AN奥克拉德尼科夫：《西伯利亚考古学——昨天，今天和明天》，载《苏联历史问题》，1968（5）。虽然歧见纷纭，但对于这种文化却存在覆盖地域极其广阔、共同特征极其明显这样的共识。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曾论述草原对于文化传播的作用。他注意到：“草原像‘未经耕种的海洋’一样，它虽然不能为定居的人类提供居住条件，但是却比开垦了的土地为旅行和运输提供更大的方便。海洋和草原的相似之处可以从它们作为传播语言的工具的职能来说明。大家都知道航海的人民很容易把他们的语言传播到他们所居住的海洋周围的四岸上去。古代的希腊航海家们曾经一度把希腊语变成地中海全部沿岸地区的流行语言。马来亚的勇敢的航海家们把他们的马来语传播到西至马达加斯加东至菲律宾的广大地方。在太平洋上，从斐济群岛到复活节岛、从新西兰到夏威夷，几乎到处都使用一样的波利尼西亚语言，虽然自从波利尼西亚人的独木舟在隔离这些岛屿的广大洋面上定期航行的时候到现在已经过去了许多世代了。此外，由于‘英国人统治了海洋’，在近年来英语也就变成世界流行的语言了。”汤因比指出：“在草原的周围，也有散布着同样语言的现象。由于草原上游牧民族的传布，在今天还有四种这类的语言：柏伯尔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和印欧语。”对于为“欧亚草原”所中隔的东西两大文化系统来说，“这一大片无水的海洋便成了彼此之间交通的天然媒介”［英］汤因比著、曹未风等译：《历史研究》上册，234~235页。。
秦汉时期往来于北方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实际充任了沟通东方与西方的文化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