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秦汉交通史稿(增订版)(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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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4章 秦汉文明的交通史背景(六)

三交通与秦汉文化的发育

许慎《说文解字叙》评述战国时期文化形态:“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以文字为例,大约春秋时期,秦国文字即已定型,李学勤指出:“这和春秋时期秦国各种器物都有自己特色一样,是秦与关东长期比较隔绝的结果。”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366页。而晋人活动区域曾流行所谓科斗文的字体。与此同时,南方楚、越、蔡等同出现了鸟书。战国中期以后的六国古文,结构复杂,变化奇诡,地域性十分明显。同一个字,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往往会有差别很大的多种写法。战国文字由于有其突出的特点,在中国古文字发展史上自成一个阶段,战国文字研究目前已经成为中国古文字学的一个独立的分支。由文字的地域差别所表现的文化的割裂,严重地影响着历史的进程。秦始皇吞灭六国,实现一统之后,又面临文化统一的重任。他采纳李斯的建议,以秦文字作为统一的标准文字,禁绝古文,“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秦始皇“一法度衡石丈尺,车门轨,书同文字”,“坏城郭,决通堤防”,打通交通阻隔,又亲自千里巡行,以艰辛的交通实践推进“匡饬异俗”、“普施明法”的事业。

秦始皇东巡的目的之一,是消除秦与六国故地的文化隔阂,巩固大一统政体的文化基础。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琅邪台刻石中,宣布:“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强调“皇帝之明,临察四方。”“皇帝之德,存定四极。”他郑重申明:“应时动事,是维皇帝。匡饬异俗,陵水经地。”二十九年之罘刻石中,也有“黔首改化,远迩同度,临古绝尤”的文句。三十七年(前210)会稽刻石更明确写道:

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

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

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

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

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

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

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

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

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

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

黔首修絜,人乐同则,嘉保太平。

后敬奉法,常治无极,舆舟不倾。

这无异于一篇文化统一的宣言。秦始皇强调要树立“远近”、“贵贱”共同遵行的文化的“同则”,认为这是大一统政治“嘉保太平”的基础。他尤其注重因交通隔绝而存在的地方民俗文化的“饬”与“濯”,并且要求对于这一文化政策须“后敬奉法”,以求“常治无极”(《史记·秦始皇本纪》)。

《史记·樊郦滕灌列传》记载:“楚骑来众,汉王乃择军中可为骑将者,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习骑兵,今为校尉,可为骑将;汉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军不信臣,臣愿得大王左右善骑者傅之。’”可见“故秦民”与作为刘邦军主要成分的东方人之间,文化心理隔阂依然显著。汉并天下后,刘邦以“齐王韩信习楚风俗,徙为楚王”,又封子刘肥为齐王,“民能齐言者皆属齐”(《史记·高祖本纪》)。可见各地民俗方言仍难以相通。曹丘生谓季布,有“仆楚人,足下亦楚人也”,“何足下距仆之深也!”语(《史记·季布栾布列传》),也体现当时民间人际情感方面浓重的地方主义色彩。当时有楚“其俗剽轻”(《史记·货殖列传》)以及“其人轻心”(《史记·三王世家》)等说法。对于齐人的心理特征,司马迁总结为“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史记·齐太公世家》),又谓“其俗宽缓阔达”(《史记·货殖列传》)。《汉书·朱博传》又有“齐郡舒缓养名”的说法。有人建议项羽都关中以图霸业,项羽“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史记·项羽本纪》)“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与刘邦骂刘敬曰“齐虏”(《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同样,都表现出交通相互隔绝的各地区间人的相互鄙视的心理倾向。

各地区间文化的进一步融汇,是在再一次出现交通建设高潮的汉武帝时代实现的。

汉武帝时,曾“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史记·平准书》),又“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史记·河渠书》),又置河西四郡,打通了联系西域的道路,使汉王朝的威德播扬于中亚,还曾开凿漕渠,使河渭水运发展到新的水平。发水军分五路击南越,也促进了当地交通的发展。发会稽兵浮海救东瓯,遣横海将军韩说浮海击南越,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勃海击朝鲜等,更是交通史上的壮举。汉武帝时还曾多次组织大规模的军事远征和数以十万计的移民运动。军队调动与军需运输,都是技术性要求相当高的军事交通活动,军役征发和大规模移民,其组织过程也十分复杂。“武帝巡狩所幸郡国凡四十九”(《汉书·夏侯胜传》)。因游踪甚广而受到司马光“巡游无度”的批评(《资治通鉴》卷二二“汉武帝后元二年”)。他曾南登天柱山,多次出行东方郡国,西至安定北地,曾三次北抵长城,循北边道巡行,八次东巡至海上。汉武帝时代,为加强对于交通运输的管理以进一步适应****政体的需要,还制定了体制全新的均输制度。这一制度的实施使运输生产的效益提高到新的水平。

正是在汉武帝时代,数十年来屡次挑起战争,策动割据的地方分裂势力终于被基本肃清。对于“有鱼盐之利,铜山之富,天下所仰”的富足之地,亦加强了中央的统治,地方行政者受到“勿使行财币,厚赏赐,以立声誉,为四方所归也”的严厉警告(《史记·三王世家》褚先生补述),经济财政的统一也达到空前的程度。李学勤在《东周与秦代文明》一书中把东周时代列国划分为7个文化圈: 中原文化圈,北方文化圈,齐鲁文化圈,楚文化圈,吴越文化围,巴蜀滇文化圈,秦文化圈。战国时期到秦代以至汉初,先有楚文化向北的延伸,向南的发展和向东的扩张,继而有秦文化借助军事强权传布各地,而后齐鲁文化的西渐也表现出深远的历史影响。正是在汉武帝时代,楚文化、秦文化和齐鲁文化大体完成了合流的历史过程,这三大文化体系的汇集交融,形成了辉煌的汉代文化的基础。西汉初年,在陕西凤翔高庄、大荔北寨子、耀县,河南三门峡、郑州岗杜,山西侯马乔村,内蒙古准格尔勿尔图沟,湖北云梦睡虎地、宜昌前坪、宜城楚皇城,四川成都的墓地都保留有进入汉以后的含秦文化因素的墓葬,虽葬式已有变化,但在随葬器物中还保留典型秦式陶罐、盆、茧形壶、铜蒜头壶、壶、鍪等。这些墓中伴出秦半两、汉半两钱,但绝不见五铢钱。这表明,到汉武帝时代,全国已经再也看不到这种别具一格的秦式墓葬了。参见叶小燕:《秦墓初探》,载《考古》,1982(1)。正是在汉武帝时代,秦时出现的偏旁较为固定、书写较为简便的秦隶,终于取得了全国文化界的认可,秦始皇时提出的所谓“书同文字”的口号,这时方得实现。于是古文字学研究的对象,就大致限定为汉武帝以前的文字。正是在汉武帝时代,具有成熟的统治经验的中央政权开始正式推行带有文化****色彩的被称作“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汉书·武帝纪》),“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政策,结束了“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的局面,儒学取得思想主导的地位,使“今后学者有所统一”(《汉书·董仲舒传》)。推重儒学,使其成为意识形态正统的政策,对此后两千年中国文化的面貌,产生了规定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