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民间游艺所反映的交通热忱
讨论秦汉社会的交通交往形态，不能不分析当时人的交通心理及交往意识。
通过秦汉时期的民间游艺形式，可以考察当时社会上下共同表现的交通热忱。
战国至秦汉时，曾经风行一种驱车争速的竞技运动，史籍称之为“驰逐”。
刘向在《说苑·反质》中记述所谓“晋平公为驰逐之车”，车极奢华，后来受到田差的批评而终于“去车”的故事。此事不见于先秦书，很可能取自汉人传说。反映战国时期驰逐运动的历史记载，有《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孙膑以智谋帮助田忌“驰逐”取胜的故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田）忌数与齐诸公子驰逐重射。孙子见其马足不甚相远，马有上、中、下辈。于是孙子谓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胜。’田忌信然之，与王及诸公子逐射千金。及临质，孙子曰：‘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既驰三辈毕，而田忌一不胜而再胜，卒得王千金。”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淳于髡见梁惠王，“王志在驱逐”。“驱逐”应即“驰逐”。《韩非子·喻老》也有“赵襄主学御于王子期，俄而与于期逐”事。《韩非子·喻老》：“赵襄主学御于王子期，俄而与于期逐，三易马而三后。襄主曰：‘子之教我御术未尽也。’对曰：‘术已尽，用之则过也。凡御之所贵，马体安于车，人心调于马，而后可以进速致远。今君后则欲逮臣，先则恐逮于臣。夫诱道争远，非先则后也。而先后心皆在于臣，上何以调于马？此君之所以后也。’”所谓“进速致远”，又称作“及速致远”（《荀子·王霸》）、“追速致远”（《淮南子·说林》）。这里所说的“逐”，也就是“驰逐”。《战国策·秦策一》所谓“使车毂击驰”，很可能也与“驰逐”之风的兴起有关。
驰逐作为一种比赛行车速度，以“追速致远”（《淮南子·说林》）的竞技运动，在西汉时期更为盛行。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各地民俗与人之性情，就有“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的议论。《盐铁论·国疾》也说：“里有俗，党有场，康庄驰逐，穷巷蹋鞠。”由于“车器难就而易败，车不累期”，“一车千石”，因而驰车争速之戏大概只能是中家以上者的爱好，然而其普及程度，其实已经与“穷巷蹋鞠”相近了。
驰逐运动西汉时尤为皇室贵族所酷爱。《汉书·东方朔传》说，汉武帝时，董偃为窦太主爱幸，“董君贵宠，天下莫不闻，郡国狗马蹴鞠剑客辐凑董氏，常从游戏北宫，驰逐平乐，观鸡鞠之会，角狗马之足，上大欢乐之”。或读作“驰逐平乐观，鸡、鞠之会，角狗、马之足”，如《资治通鉴》卷一八“汉武帝元光五年”胡三省注还解释说：“平乐观在未央宫北，周回十五里。高祖时制度草创，至帝增修之。《三辅黄图》曰：上林苑中有平乐观。”《艺文类聚》卷六三引李尤《平乐观赋》，说到“天马沛艾，鬣尾布分”、“驰骋百马”、“离合上下”的情形。看来，在汉宫苑中以“平乐”为名的驰逐专用竞技场地进行驰逐比赛时，场面相当壮观。所谓“平乐观”，《汉书·霍光传》作“走马驰逐平乐馆”。东方朔指责汉武帝“淫侈”失度，致“天下侈靡趋末，百姓多离农亩”时，特别对“设戏车，教驰遂”提出批评。不仅汉武帝在世时创置或“增修”这种娱乐内容包括“角狗马之足”的皇家大游乐场，甚至汉武帝陵园中也特辟驰逐场地。《汉书·五行志上》说，孝武园白鹤馆发生火灾，与所谓“园中五里驰逐走马之馆，不当在山陵昭穆之地”有关。“驰逐”，似乎被看做“逸游不正”的行为，与此相联系，汉宣帝时侫臣许章“坐走马上林下烽驰逐，免官”。“五里驰逐走马之馆”，颜师古注：“五里者，言其周回五里。”对照平乐观“周回十五里”之说，所谓“五里”，其实也有可能是驰逐这种径赛的规定距离。
《淮南子·诠言》说：“者不贪最先，不恐独后，缓急调乎手，御心调乎马，虽不能必先载，马力必尽矣。”高诱注：“，竞驱也。”庄逵吉以为“即骋字省文”。而孙志祖则认为：“《玉篇·马部》有‘’字，除救切，《广韵》在《四十九宥》内，注皆训为‘竞驱’，与高诱注正合，非骋之省文也。”王念孙赞同此说，以为“之言逐也”，又谓“‘逐’、‘’古同声”。其实，“”，很可能是“驰逐”二字的快读合音。所谓“不贪最先，不恐独后”等说法，提示了驰逐运动中应注意掌握的原则和要领。
对驰逐的普遍喜好是西汉时期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刘向《九叹·愍命》以“却骐骥以转运兮，腾驴以驰逐”来感叹本应于“驰逐”中展示才华的贤能忠直之士不能才尽其用。《初学记》卷二二引李尤《鞍铭》：“骛驰逐，腾跃覆被。虽其捷习，亦有颠沛。井羸其瓶，罔不斯败。”他在《平乐观赋》中也有“或以驰骋，覆车颠倒”的文句。可见进行驰遂竞技时难免有马蹶车败一类事故发生。然而为了“显逸才之捷武”，人们仍乐于在“风发飙拂，神腾鬼趡”（扬雄：《河东赋》）的奔进竞争中追求快感。这种心理，可能与《列女传·节义》中所谓“忻悦驰骤”相接近。正是由于这种心理基于当时交通发展形势而形成的广泛的社会感染力，使得人们往往并不甘心做驰逐竞技的旁观者。甚至汉文帝也曾经甘愿冒“马惊车败”的危险，“从霸陵上欲西驰下峻阪”（《史记·袁盎晁错列传》）。
据《汉书·武五子传·昌邑哀王刘髆》记载，昌邑王刘贺入长安，驱车疾驰，“其日中，贺发，晡时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从者马死相里于道”。车行速度，可能已经超过侍从者单骑行进的速度。《汉书·王吉传》中还说到，刘贺幸方舆，也“曾不半日而驰二百里”。刘贺未脱贵族少年狂放之习，即帝位仅27日，就因“行****”被废。霍光等人历数刘贺恶行，其中就包括“驾法驾，皮轩鸾旗，驱驰北宫、桂宫，召皇太后御小马车，使官奴骑乘，游戏掖庭中”（《汉书·霍光传》）。这位居位未久的皇帝显然是一名狂热的“驰逐”迷。这当然是一时风气使然。《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说，淮南王刘安“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所以特加表誉，正因为这在当时的贵族阶层中是鲜见的例外。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常从上至长杨猎，是时天子方好自击熊彘，驰逐野兽，相如上疏谏之。”《三国志·吴书·张昭传》也说，孙权好田猎，张昭劝谏说：“夫为人君者，谓能驾御英雄，驱使群贤，岂谓驰逐于原野，校勇于猛兽者乎？”因驰逐运动普及于社会，驰车追逐狩猎对象有时也称作“驰逐”。
驰逐这种竞技形式之风行，除了反映民间交通心理追求高速度的倾向而外，又与军旅文化对社会生活的普遍影响有关。在兵车被作为主要军事装备，车战被作为基本作战形式的时代，驰车追速竞击是习见的战争场面，同时当然也是一种特殊的军事交通形式。《吴子·治兵》在论述军事技能训练时，就曾经强调“习其驰逐，闲其进止”，以为“能明此者，横行天下”。从秦始皇陵兵马俑仍以兵车为主力的军阵构成看来，秦时乃至西汉仍距车战时代未远。秦末战争乃至楚汉战争以及汉初战争中仍使用兵车。《史记·陈涉世家》以车乘数量言陈涉军实力。《史记·樊郦滕灌列传》说夏侯婴战功，屡言“以兵车趣攻战疾”：“从击秦军砀东，攻济阳，下户牖，破李由军雍丘下，以兵车趣攻战疾，赐爵执帛。常以太仆奉车从击章邯军东阿、濮阳下，以兵车趣攻战疾，破之，赐爵执珪。……因复常奉车从击秦军雒阳东，以兵车趣攻战疾，赐爵封转为滕公。因复奉车从攻南阳，战于蓝田、芷阳，以兵车趣攻战疾，至霸上。……汉王赐婴爵列侯，号昭平侯，复为太仆，从入蜀、汉。” 《汉书·赵充国传》：“吾士马新倦，不可驰逐。”说明直到西汉后期，“驰逐”依然被作为军事术语。“驰逐”二字，还被用作竞争超越的同义语。《汉书·艺文志》批评经学之士“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的倾向，指出：“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义，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后来又有将同一语义表述为“驰竞”者，如《新唐书·薛登传》：“后生复相驰竞，赴速趋时。”
驰逐运动之风行，大概只是战国至于西汉这一历史阶段所特有的社会文化现象。东汉时，社会风尚有所转变，大致的趋势是由剽轻急峻转而稳重舒缓。就交通方式来说，以往时兴于世的轻车肥马已逐渐为相对平稳安全然而行进速度甚为缓慢的牛车所取代。《后汉书·章帝八王传·清河孝王刘庆》：“约敕官属，不得与诸王车骑竞驱”，也可以说明社会习尚的演变。《抱朴子·审举》说：“逸伦之士，非礼不动，山峙渊渟，知之者希。驰逐之徒，蔽而毁之。”看来，到了葛洪所处的时代，所谓“驰逐之徒”已经成为与“逸伦之士”形成鲜明对照的贬抑之称了。
秦汉民间流行的竞技运动又有所谓“走马”之戏。“走马”即骑马竞逐。《汉书·东方朔传》“角狗马之足”，《霍光传》、《五行志上》“走马”，都体现这一运动形式之普及。《史记·平准书》：“世家子弟富人或斗鸡走狗马，弋猎博戏，乱齐民。”《汉书·眭弘传》说，眭弘“少时好侠，斗鸡走马”。曹植《名都篇》也有“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的词句。所谓“乱齐民”者，反映“走马”之风自上漫衍而下，影响到社会底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