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驴、骡用于交通运输的情形更加普遍。杜笃《论都赋》中，有“驱骡驴，驭宛马，鞭”的文辞（《后汉书·杜笃传》）。武都“运道艰险，舟车不通”，曾使“驴马负载”（《后汉书·虞诩传》）。《说文·木部》所谓“极，驴上负也”正可以为证。段玉裁解释说：“当云‘驴上所以负也’，浅人删之耳。《广韵》云‘驴上负版’，盖若今驮鞍。”东汉时北边“建屯田”，“发委输”供给军士，并赐边民，亦曾以“驴车转运”（《后汉书·杜茂传》）。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关人起义，夜有流星光照营中，“驴马尽鸣”（《后汉书·董卓传》），说明驴还被用作主要军运动力。河内向栩“骑驴入市”（《后汉书·独行列传·向栩》），蓟子训“驾驴车”诣许下（《后汉书·方术列传·蓟子训》），都说明中原役用驴的情形。《太平御览》卷九〇一引《风俗通义》说，当时“凡人相骂曰死驴，丑恶之称也。董卓陵虐王室，执政皆如死驴”。巴蜀地区亦有用驴挽车情形，成都人张楷“家贫无以为业，常乘驴车至县卖药”（《后汉书·张霸传》）。诸葛瑾面长，孙权曾以驴取笑之（《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恪父瑾面长似驴，孙权大会群臣，使人牵一驴入，长检其面，题曰诸葛子瑜。恪跪曰：‘乞请笔益两字。’因听其笔，恪续其下曰：‘之驴。’举坐欢笑，乃以驴赐恪。”裴松之注引恪《别传》又说到，“（孙）权尝飨蜀使费炜，先逆敕群臣：‘使至，伏食勿起。’炜至，权为辍食，而群下不起，炜啁之曰：‘凤凰来翔，骐吐哺，驴、骡无知，伏食如故。’”恪又为趣答。是为巴蜀地区和江汉地区俱已多见驴、骡的例证。 ，可见到东汉末年，江南地区也已不再视驴为珍稀的“奇畜”了。
驴较适宜于“屈曲艰阻”的山地运输，又堪粗食，寿命长于马，抗病力也较其他马属动物强。骡则又有挽力强的特点。因而驴、骡都很快在交通运输中成为普及型动力。
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曾计划从都虑至羊肠仓通漕，“太原吏人苦役，连年无成，转运所经三百八十九隘，前后没溺死者不可胜筭”。于是汉章帝建初三年（78）“遂罢其役，更用驴辇”，成功地承担起转运任务，“岁省费亿万计，全活徒士数千人”（《后汉书·邓禹传》）。这一史例说明“驴辇”曾经成为大规模运输的主力。王褒《僮约》以“食马牛驴”日本学者宇都宫清吉《僮约研究》中“《僮约》校勘记”说到，《初学记》“餧食马牛”四字《类聚》作“食马牛驴”四字。今按：《太平御览》卷五○○引文作“饮食马牛”。、“调治马驴”作为庄园中主要劳作内容，又体现出驴、骡在更普遍的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诸葛恪败曹魏军，“获车乘牛、马、驴、骡各数千”（《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也说明驴、骡普遍用于军运。
汉文帝六年（前174），匈奴冒顿单于遗汉书，“使郎中系雩浅奉书请，献橐他一匹，骑马二匹，驾二驷”（《史记·匈奴列传》）。骆驼与骑乘驾车用马并列，当亦作为交通运输动力奉赠。居延汉简中可以看到使用骆驼运输的简文，如：
出茭三石 四月庚辰候长霸以食橐他六匹行塞至廪宿匹二钧（28511）
又收虏长赵宣“见塞外有野橐佗”，以张宗马“出塞逐橐佗，行可卅余里，得橐佗一匹，还未到廪，宗马萃僵死，宣以死马更所得橐佗归宗，宗不肯”（2291，2292），虽然价值不相抵，但当地应当都以“橐佗”骑乘驮运。敦煌汉简亦可见：
长使者陈君食时□橐佗匹（1923）
骆驼又多属于官有，如敦煌汉简：
出茭一钧七斤半斤以食长罗侯垒尉史官橐他一匹三月丁未发至煎都行道食率三食食十二斤半斤（2066）
以及罗布淖尔汉简：
□□□□□家属六人官驼二匹食率匹二斗（41）
“官驼”或“官橐他”食料有统一的定量，而“行道食”又有特殊的标准。
东方朔《七谏·谬谏》中写道：“要奔亡兮，腾驾橐驼。”洪兴祖注引应劭曰：“，古之骏马，赤喙玄身，日行五千里。”此句正可与刘向所谓“却骐骥以转运兮，腾驴骡以驰逐”对照读，说明骆驼一般是不用来牵引乘车的。然而河南密县发现的汉代画像却可以看到骆驼驾车的画面参见密县文管会等编：《密县汉画像砖》，郑州，中州书画社，1983年12月。 ，说明骆驼不仅已引入中原，在交通运输中的使用范围也有所扩展。可以想见，当时可能还有使用骆驼以系挽载重货运车辆的情形。
《后汉书·耿恭传》记载，汉章帝建初元年（76）正月，汉军会击车师，“斩首三千八百级，获生口三千余人，驼驴马牛羊三万七千头”。掠获骆驼居于诸畜之首，当然主要是由于骆驼对于交通运输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