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河、渭之交有船司空县，属京兆尹。《汉书·地理志上》：“船司空，莽曰船利。”颜师古注：“本主船之官，遂以为县。”王先谦《汉书补注》：“何焯曰：《百官表》‘都司空’注：‘如淳云：律，司空主水及罪人。’船既司空所主，兼有罚作船之徒役皆在此县也。”《水经注·渭水下》：渭水“东入于河，春秋之渭汭也。”“水会，即船司空所在矣。”“《三辅黄图》有船库官，后改为县。”船司空附近有华仓参见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仓考古队：《汉华仓遗址勘查记》，载《考古与文物》，1981（3）；《汉华仓遗址外发掘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82（6）；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汉京师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12月。，于是由东至西形成了敖仓——华仓——太仓递次相继的转运路线。在当时最高执政集团的统治思想中，这一转运路线具有有利于机动地控制全局的效能。即所谓“诸侯安定，河渭漕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史记·留侯世家》）。船司空位于河渭交会之处，成为这一漕运系统的中继站。传世汉印有“船司空丞”印参见《汉印文字证》八·十八。 ，是明确属于船司空的遗物。
渭河航运在黄河水系航运中居于突出地位。《诗·大雅·大明》：“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具备数量众多的规格统一的舟船，体现出组织较大规模水运的条件已经成熟。《左传·僖公十三年》记载，公元前647年，晋荐饥，秦人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杜预《集解》：“从渭水运入河、汾。”《国语·晋语三》：“是故泛舟于河，归籴于晋。”这是关于政府组织河渭水运的第一次明确的记载。《史记·秦本纪》：“以船漕车转，自雍相望至绛。”以为取水陆联运形式。秦人所谓“水通粮”，成为形成“不可与战”之优越国力的重要因素。《战国策·赵策一》记载，赵豹警告赵王应避免与秦国对抗：“秦以牛田，水通粮，其死士皆列之于上地，令严政行，不可与战。王自图之！”据《华阳国志·蜀志》，李冰曾经开通多处水上航路，于所谓“触山胁溷崖，水脉漂疾，破害舟船”之处，“发卒凿平溷崖，通正水道”。“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饶”。“水道”、“舟船”作为运输条件，使秦国的经济储备得以充实，使秦军的战争实力得以提升。参见王子今：《秦统一原因的技术层面考察》，载《社会科学战线》，2009（9）。
渭河航运对于政治经济的突出作用，更体现于秦统一之后。秦都咸阳，汉都长安，关中政治文化重心地带惊人数额的消费，主要仰仗关东漕运维持。除平时“河渭漕天下，西给京师”外，非常时期又有萧何以关中物资“转漕给军”的史例。在楚汉相持于荥阳，“军无见粮”之际，“萧何转道关中，给食不乏”（《史记·萧相国世家》），也曾利用渭河航道。
渭河是一条靠雨水补给的多沙性河流。流量、沙量变化与流域降雨条件、地面覆盖物质密切相关。秦汉时期气候较现今温暖湿润参见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见《竺可桢文集》；王子今：《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上游、中游的森林亦尚未受到破坏参见史念海：《论历史时期黄土高原生态平衡的失调及其影响》，见《河山集》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渭河当时的航运条件当远远优于后世。《太平御览》卷六二引《淮南子》：“渭水多力宜黍。”所谓“多力”，可能即强调其宜于航运的特点。然而渭河自古亦以迂曲多沙著名，水量不能四季充足。《史记·河渠书》记述，汉武帝时，大司农郑当时曾指出：“异时关东漕粟从渭中上，度六月而罢，而漕水道九百余里，时有难处。”由于下游曲流已经相当发育，不利航运，于是建议开凿漕渠。漕渠开通之后，渭河漕运未必完全废止。楼船一类大型船只，依然可以沿渭河航线通行。《汉书·薛广德传》：“（元帝）酎祭宗庙，出便门，欲御楼船。”杜笃《论都赋》：
鸿渭之流，径入于河，大船万艘，转漕相过，东综沧海，西纲流沙。《后汉书·杜笃传》。
肯定了渭河航运对于加强各地区之间的联系，贯通东西的重要作用。黄盛璋认为，杜笃壮年正当西汉末年，所描述渭河漕运的情况，至少体现了西汉后期情形，“大约漕渠通航不利，必然又改由渭运了”黄盛璋：《历史上的渭河水运》，见《历史地理论集》。。王莽令孔仁、严尤、陈茂击下江、新市、平林义军，“各从吏士百余人，乘船从渭入河，至华阴乃出乘传，到部募士”（《汉书·王莽传下》）。更始帝避赤眉军，也曾经避于渭中船上。《太平御览》卷六四三引谢承《后汉书》：“赤眉入长安时，式侯恭以弟盆子为赤眉所尊，故自系。赤眉至，更始奔走，式侯从狱中参械出街中，逢京兆尹解恽，呼曰：‘解君载我，我更始之忠臣也。即帝败，我弟又为赤眉所立。’恽使后车载之，前行见定陶王刘礼（祉），解其械言：‘帝在渭中舡上。’遂相随见更始。”建武十八年，汉光武帝巡行关中东返时，也曾经行渭河水道。《后汉书·光武帝纪下》：建武十八年春二月“甲寅，西巡狩，幸长安。三月壬午，祠高庙，遂有事十一陵。历冯翊界，进幸蒲坂，祠后土”。左冯翊与京兆尹以泾、渭为界，“历冯翊界”，当即循渭河水道东行。杜笃《论都赋》记叙此事，也说：“遂天旋云游，造舟于渭，北斻泾流。”“东横乎大河。”（《后汉书·杜笃传》）可见直到东汉初年，渭河航运仍是关中地区与关东地区相联系的主要途径。大约东汉末期，渭河水运已渐次衰落。建安十六年（211）曹操击马超、韩遂，“潜以舟载兵入渭”，分兵结营于渭南（《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舟行似只限于临近潼关的渭河河道。《淮南子·原道》说：“舟行宜多水。”东汉以后，由于气候、植被等条件的变化，渭河下游形成“渭曲苇深土泞，无所用力”《资治通鉴·梁武帝大同三年》。又《北史·斛律羌举传》作“渭曲土泞，无所用力”。，“渭川水力，大小无常，流浅沙深，即成阻阂，计其途路，数百而已，动移气序，不能往复，泛舟之役，人亦劳止”（《隋书·食货志》）的状况，水文条件已经越来越不适宜发展航运了。参见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渭河研究组：《渭河下游河流地貌》，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年4月。
杜笃《论都赋》中，说到“造舟于渭，北斻泾流”，说明泾河某些区段当时也可以通航。那种认为关中河流只有渭河航运得到开发的认识黄盛璋在《历史上的渭河水运》一文中指出：“关中河流能用于水运的只有渭河”，“此外泾河、洛河虽也是关中大河之一，但古今都无舟楫之利”（见《历史地理论集》，148页）。，似乎不尽符合历史事实。
黄河中下游的一些其他河道，也曾经留下通航的记载。
《水经注·汾水》记载了汉明帝永平年间自都虑至羊肠仓之间的水利工程，设计者规划在完工后，“将凭汾水以漕太原”。可见汾河在汉时可以通航。汉武帝《秋风辞》中也说到汾河可行楼船。汉武帝《秋风辞》：“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櫂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文选》卷四五）《后汉书·王梁传》：“梁穿渠引谷水注洛阳城下，东写巩川，及渠成而水不流。”《水经注·谷水》：“后张纯堰洛而通漕，洛中公私穰瞻。”《后汉书·张纯传》：建武二十三年（47），“上穿阳渠，引洛水为漕，百姓得其利”。又引阳嘉四年《上东门石桥右柱铭》：“东通河济，南引江淮，方贡委输所由而至。”可见东汉时洛水、谷水航运的发展。曹植《洛神赋》有“御轻舟而上泝，浮长川而忘反”句（《曹子建集》卷三），也体现洛河有相当长的河段可以行舟。《水经注·谷水》又引《洛阳地记》曰：“大城东有太仓，仓下运船，常有千计。”《洛阳地记》大约是西晋时书，可见直到晋代，洛阳内河运输依然一派繁荣气象。《水经注·河水五》还记载了黄河下游支流漯水的通航状况：
漯水又北迳聊城县故城西，城内有金城，周匝有水，南门有驰道，绝水南出，自外泛舟而行矣。
《后汉书·独行列传·刘茂》：“永初二年，剧贼毕豪等入平原界，县令刘雄将吏士乘船追之，至厌次河，与贼合战。”李贤注：“厌次县之河也。”《水经注·河水五》：“汉安帝永初二年，剧贼毕毫等数百乘船寇平原，县令刘雄、门下小吏所辅浮舟追至厌次津。”由厌次河可以“乘船”、“浮舟”通航的情形，可以推想黄河下游若干纷歧杂出的支流，大约也具有较便利的航行条件。
当时北部中国可以通航的河流，还有呼沲河、石臼河等。《后汉书·章帝纪》：“（建初三年）夏四月己巳，罢常山呼沲石臼河漕。”今天的永定河当时称温水，《后汉书·王霸传》：“（王霸）颇识边事，数上书言宜与匈奴结和亲，又陈委输可从温水漕，以省陆转输之劳，事皆施行。”这是利用永定河通航的最早记载。不过这些河流用于通漕的作用，显然不能与黄河水系的航运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