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近海航线的开通
《禹贡》说到冀州贡道：“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海。”说明战国时期渤海沿岸及海上居民已利用航海方式进行经济往来。山东半岛沿岸居民也较早开通近海航线，齐初建国，即重视“便鱼盐之利”（《史记·齐太公世家》），利用沿海交通较为优越的条件发展经济，于是成为富足的“海王之国”（《管子·海王》）。齐景公曾游于海上而乐之，六月不归。《说苑·正谏》：“齐景公游于海上而乐之，六月不归，令左右曰：‘敢有先言归者致死不赦！’”《韩非子·十过》则以为田成子事：“昔者田成子游于海而乐之，号令诸大夫曰：‘言归者死！’”《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则说到“齐景公游少海”，《外储说右上》作“景公与晏子游于少海”。陈奇猷以为“少海”，当即《十过》所谓“海”也。（《韩非子集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4月）今则以为“少海”当作“近海”解之为宜。《山海经·东山经》：“无皋之山，南望幼海”，郭璞注：“即少海也。《淮南子》曰：‘东方大渚曰少海。’”齐人习于海事，又如《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太公乃迁康公于海上，食一城。”《韩非子·外储说右上》：“齐东海上，有居士曰狂矞华士。”刘邦破楚，田横“与其徒属五百余人入海，居岛中”，刘邦以其“在海中不收”而深感不安（《史记·田儋列传》）。居于东海之滨，所谓“以船为车，以楫为马”（《越绝书·勾践伐吴外传》）的吴越人，也较早掌握了航海技术。吴王夫差曾“从海上攻齐，齐人败吴，吴王乃引兵归”（《史记·吴太伯世家》），开创了海上远征的历史记录。夫差与晋公会盟黄池，“越王勾践乃命范蠡、舌庸率师沿海泝淮以绝吴路”（《国语·吴语》）。越徙都琅邪，也是一次大规模的航海行动，其武装部队的主力为“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据说“初徙琅邪，使楼船卒二千八百人伐松柏以为桴”（《越绝书·外传记地传》）。近海航运能力方面的优势，显然是越国霸业的重要基础。
对于秦及西汉上层社会造成莫大影响的海上三神山的传说，其实也由来于“燕、齐海上方士”直接的或间接的航海见闻。秦皇汉武皆曾沉迷于对海上仙境及不死之药的狂热追求。《史记·封禅书》记载：
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傅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则方士言之不可胜数。始皇自以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赍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风为解，曰未能至，望见之焉。其明年，始皇复游海上，至琅邪，过恒山，从上党归。后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从上郡归。后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会稽，并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药。不得，还至沙丘崩。
未得神山奇药，是秦始皇死而遗恨的事。《史记·秦始皇本纪》：“齐人徐巿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这是世界航海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海上航行。徐巿并非一去不返。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遣徐巿入海。三十五年秦始皇因“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而怒，后竟成为坑杀诸生的因由之一。三十七年，“方士徐巿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乃令入海者赍捕巨鱼具。”（《史记·秦始皇本纪》）徐巿入海求仙人神药，前后历时8年，曾数次往返。《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所谓“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当是秦始皇三十七年最后一次入海事。与徐巿同时因入海求仙著名的对中国早期航海事业作出贡献的方士，还有卢生、韩终（又作韩众）、侯公（又作侯生）、石生等。《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因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也’。”三十五年，“卢生说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药仙者常弗遇，类物有害之者。……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始皇又因侯生、卢生相与谋而大怒曰：“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
汉武帝尤敬鬼神之祀，元光二年（前133），方士李少君又进言海中仙人事，谓：“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于是汉武帝“始亲祠灶，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元鼎四年（前113），方士栾大又自称“臣常往来海中，见安期、羡门之属”，受到汉武帝信用，以卫长公主妻之，后东入海，求其师。栾大数月之内佩六印，贵震天下，“而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搤捥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于是又多有“入海求蓬莱者”。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一时“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然无验者。乃益发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数千人求蓬莱神人”。这是秦始皇之后又一次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的航海活动。汉武帝本人也曾“宿留海上，予方士传车及闲使求仙人以千数”。又于封泰山之后，因“方士更言蓬莱诸神若将可得，于是上欣然庶几遇之，乃复东至海上望，冀遇蓬莱焉”。元封二年，汉武帝又至东莱，“宿留之数日”，“复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药以千数”。太初元年（前104），再次“东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验，然益遣，冀遇之”。于禅高里、祠后土之后，又“临勃海，将以望祀蓬莱之属，冀至殊廷焉”《史记·封禅书》记载，是年还长安后，作建章宫，前殿“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也体现出对海上神山传说的沉迷。。太初三年又“东巡海上，考神仙之属”。司马迁说：“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莱，终无有验。”汉武帝对海上神山传说仍迷信不疑，反复组织入海寻求，“羁縻不绝，冀遇其真”，此后，“方士言神祠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史记·封禅书》）。天汉二年（前99），汉武帝又“行幸东海”，太始三年（前94），还曾亲自“浮大海”，征和四年（前89），又“行幸东莱，临大海”（《汉书·武帝纪》）。汉武帝对海上世界的探求渴望以及冀求得遇海上仙人的偏执心理，促使他在位54年间，前后10次巡行海滨关于汉武帝巡行海滨，《史记·封禅书》记载：元封元年（前110）“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宿留海上，与方士传车及闲使求仙人以千数”。封泰山后，再次至海上，“东至海上望，冀遇蓬莱焉”。“遂去，并海上，北至碣石，巡自辽西，历北边至九原。”元封二年，“至东莱，宿留之数日”。元封五年，“北至琅邪，并海上”。太初元年（前104），“东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验，然益遣，冀遇之”。“临渤海，将以望祀蓬莱之属，冀至殊廷焉。”太初三年，汉武帝又有海上之行：“东巡海上，考神仙之属，未有验者。”除了《史记·封禅书》中这5年中6次行临海上的记录外，《汉书·武帝纪》还记载了晚年汉武帝4次出行至于海滨的情形：“（天汉）二年春，行幸东海。”“（太始三年）行幸东海，获赤雁，作《朱雁之歌》。幸琅邪，礼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太始四年）夏四月，幸不其，祠神人于交门宫，若有乡坐拜者。作《交门之歌》。”“（征和）四年春正月，行幸东莱，临大海。”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凡5次出巡，其中4次行至海滨。汉武帝则远远超过这一纪录，一生中至少10次至于海上。他最后一次行临东海，已经是68岁的高龄。，甚至亲自“浮海”航行，前后40余年连续发船“入海求蓬莱”，参与者往往数以千万，在中国神话史、探险史和航海史上，都写下了引人注目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