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交通作用比较显著的都市，还有彭城、陈留、姑臧、邺等。
秦始皇东巡过彭城，著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秦末诸路起义军所结成的军事联盟名义上的最高首领楚怀王心（义帝）曾“徙盱台都彭城”（《史记·高祖本纪》）。项羽灭秦后，“自立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史记·项羽本纪》）。刘邦谴责项羽，历数罪十，即有“项羽出逐义帝彭城，自都之”（《史记·高祖本纪》）。对于项羽“都彭城”事，历来多有批评。人们较多关注“衣绣夜行”、“沐猴而冠”的说法，而以西汉帝国定都长安的政治成功作为历史参照。其实，如果排除“以成败立论”的偏见，从政治地理学、军事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视角认真考察项羽“都彭城”的诸种因素，应当是有意义的。项羽“都彭城”的抉择，虽不免“从来无统一天下之心”黄震：《黄氏日抄》卷四七《读史二·汉书·项籍》。的历史局限，亦自有深沉的战略考虑。彭城的古都历史，彭城作为楚地中心的地位，项梁及其继承者的用心经营，都可能影响项羽的决策。就经济重心的控制和海洋资源的利用而言，“都彭城”的决策客观上的积极意义也是值得肯定的。对于彭城交通形势之“便利”的考虑，亦应予以关注。参见王子今：《论西楚霸王项羽“都彭城”》，载《湖湘论坛》，2010（5）。史念海认为，从“经济”角度考虑，“都彭城”本来就是正确的选择：“如果仅从经济上来观察，项羽的东都彭城，并没有什么可以訾议的地方。”史念海以刘项争夺中原时的战争形势为例，有这样的分析：“项羽的粮饷从来不曾发生过恐慌”，然而，“高帝的粮饷，不仅取之于关中，更取之于巴蜀。这经过千山万岭的运输，是何等的困难”。所以汉并天下后，刘邦以萧何“给粮饷，不绝粮道”，“算作第一功”。可是，“如果是项羽胜了，论功行赏，像萧何这样的功劳，简直不必提起。因为彭城附近就是产粮之区……况且水陆两方面的交通又都是极为便利的”。就建都的思考而言，史念海说，项羽“对于选择首都，只着眼在经济的观点，而没有想到建国的大计原是多方面的，单解决经济上的困难是不行的”史念海：《娄敬和汉朝的建都》，见《河山集》四集，371~372页。。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沛公将兵略地陈留郊”，郦食其进见献计，建议先取陈留，“夫陈留，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也，今其城又多积粟”。裴骃《集解》：“如淳曰：‘四面中央，凡五达也。’瓒曰：‘四通五达，言无险阻也。’”
西域道路开通后，河西都市姑臧因交通地位之重要而成为“富邑”。《后汉书·孔奋传》记载，两汉之际，“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李贤注：“古者为市，一日三合。”“今既人贷殷繁，故一日四合也。”
邺，战国魏都，两汉魏郡治所。东汉末袁绍为冀州牧，镇邺。有入建议袁绍“迎天子都邺，绍不从”（《三国志·魏书·袁绍传》）。时已有“邺都”之称。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世语》：魏讽“倾动邺都”。《三国志·魏书·袁绍传》裴松之注引《献帝传》：“沮授说绍云：‘……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三国志·魏书·韩暨传》：“时新都洛阳，制度未备，而宗庙主祏，皆在邺都。”又《后汉书·袁绍传》：“摧严敌于邺都，扬休烈于朔土。”后曹操集团以此为割据基地。魏以邺都与长安、谯、许昌、洛阳合称五都。左思《魏都赋》描述邺的交通条件和交通地位：“魏都之卓荦，六合之枢机。”“考之四隈，则八埏之中。”“尔其疆域，则旁极齐秦，结凑冀道，开胸殷卫，跨蹑燕赵。”“百隧毂击，连轸万贯。凭轼捶马，袖幕纷半。壹八方而混同，极风采之异观。质剂平而交易，刀布贸而无算。”
《释名·释州国》：“小邑不能远通也。”明确提示城邑的规模与其交通地位有相应的关系。据《汉书·地理志上》，“蜀郡，户二十六万八千二百七十九”，而“成都，户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六”。成都户数竟超过全郡户数的284%。《汉书·地理志》举列7个城邑的户数，京兆尹长安（80 800）、长陵（50 057）、茂陵（61 087）；颍川郡阳翟（41 650）、鄢陵（49 101）；南阳郡宛（47 547）；蜀郡成都（76 256）。成都户数仅次于长安。都市规模之形成，本身也是以交通条件为基础的。
与都市距离之远近，导致交通网有疏密的区别。一般在重要都市近围，交通网的网距较小。长安、洛阳等地区，交通布局甚至巳大致实现线网化，即交通干线在局部地区形成较密集的网状结构，有的运输方向具备两条以上通路，相互间又有迂回线和联络线相通。史籍所谓“条达辐凑”（《战国策·魏策一》），即体现了这种交通格局。秦汉都市或有“载从载横”（《艺文类聚》卷六引扬雄《冀州箴》）的陆路交通条件，或有“群水攸归”（《艺文类聚》卷六引扬雄《青州箴》）的水路交通条件，或二者兼备，人才、物资和信息得以集中并与其他地区交流，从而可以实现作为区域文化中心的职能。
秦汉都市作为“人所都会也”的交通中心，对外保持多方向的联系，客货运量较大，人员与物资集散点也较多，因而都市交通建设与交通管理的水平，也是体现秦汉交通事业发达程度的标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