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论文艺时还涉及情感教育中的审美趣味范畴。西方人喜欢谈趣味无争辩，而中国古代注重趣味与精神人格的融合。在中国传统文艺观中，有着丰厚的审美趣味学说，梁任公出于深厚的古典情怀，独具只眼地看到了其中的现代人文价值。他在《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中说：“趣味是生活的源泉。趣味干竭，活动便跟着停止。好像机器房里没有燃料，发不出蒸气来，任凭你多大的机器，总要停摆。”他对趣味的理解，有点像王国维说的生活之欲，但王国维的生活之欲，是从叔本华哲学中推导出来的，带有很强的悲观色彩。梁氏论生活趣味则充满着生活的乐趣，他认为趣味本身就是生活的动力，而不是生活痛苦的转化，但他对人生的趣味是有褒贬的，有的趣味，如吃喝嫖赌这一类嗜好就是不好的。梁启超认为，人的审美趣味的培养既要靠自己的先天器官，同时也依赖于后天的教育，即诱发的作用，而从事诱发的途径不外乎三种，即文学、音乐与美术。梁启超对于美充满着赞美之情，他说：
爱美本能，是我们人人都有的。但感觉器官不常用或不会用，久而久之麻木了。一个人麻木，那人便成了没趣的人；一个民族麻木，那民族便成了没趣的民族。美术的功能，在把这种麻木状态恢复过来，令没趣变为有趣。（《美术与生活》）
这可以说是一位国学大师人文情怀的彰显，足以为我们的国学研究垂范示教。
三、王国维的悲剧情怀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清末秀才，号观堂，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著，是近现代史上的最著名的学者之一。生平著述62种，批校的古籍逾200种。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
王国维的学术历程很独特。他先从研究德国古典哲学与美学出发，然后再从事中国传统的文史之学。他的人文情怀，在其哲学与美学理论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所以在这里我主要从他的美学与文学理论谈起。
王国维对人生的看法受中国古代的老庄、佛教与西方的叔本华、尼采哲学影响较深。由于特殊的人生经历，造成了王国维的悲剧人生观，“欲与生活与痛苦，三者一而已矣”。欲望使人迷于自我而难于自拔，“盖人心之动，无不束缚于一己之利害，独美之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纯粹之域。此最纯粹之快乐也”（《论教育之宗旨》）。他认为美能够净化人生，使人从一己利害中摆脱出来。
王国维对美与自由的极力推崇，是与他对现实人生的极度失望有关的。他生活的清末民初中国，整个社会被一种颓废情绪所困扰。王国维痛感于人们失去理想，唯知蝇营狗苟，追逐实利，而这种心态又集中在浊臭不堪的官本位上。王国维以一个钟情学问、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的良知，对这种浊污的社会机制与价值观念猛烈加以抨击：
吾中国下等社会之嗜好，集中于一利字，上中社会之嗜好，亦集中于此而以官为利之表，故又集中于官之一字。欲以一二人之力，拂社会全体之嗜好以成一事，吾知其难也。知拂之之不可，而忘夫奖励之之尤不可，此谓能见秋毫之末而不能见泰山者矣。（《教育小言十三则》）
王国维对中国历史上以官奖励学问与职业的做法深为不满，认为以官奖励学问的结果便是“剿灭学问也”，势必造成道德衰颓，社会上都将做官作为人生的最大嗜好，“夫至道德、学问、实业等皆无价值，而惟官有价值，则国势之危险何如矣！社会之趋势既已如此，就令政府以全力补救之犹恐不及，况复益其薪而推其波乎！”（《教育小言十三则》）蔡元培在就任北大校长时，也对社会上弥漫的浊污蒸臭的官本位深恶痛绝，号召学生要潜心学问，大学就是培养做学问的人，而不是读书做官，求利谋财，扭曲人格。王国维从这种角度出发，将美学问题与改造国民人格的问题结合了起来，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的忧思精神。
近代以来，一些爱国人士对鸦片祸害中国人的现状痛心疾首，林则徐更是采用严厉的行政措施来禁毒，但是并未产生根本的效用。王国维在《去毒篇》中认为，鸦片在社会上的肆虐，从心理学来说，则是人们情感上的失去寄托与慰藉。尤其对于中国人来说，没有西方人与印度人的宗教作为精神家园，而以入世的态度来对待周围世界。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就对中国人的这种乐天精神与圆滑态度深有研究与感叹。他认为，美学作为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桥梁，最适应中国人的情感世界：“我国人对文学之趣味如此，则于何处得其精神之慰藉乎？求之于宗教欤？则我国无固有之宗教，印度佛教已久失之生气。求之于美术欤？美术之匮乏，亦未有如我中国者也。则夫蚩蚩之氓，除饮食男女外，非雅片赌博之归而奚归乎？”（《教育偶感四则》）他通过比较中国的精神文化不同于西方和印度的特点，认为国人嗜食鸦片有其必然性，从而唤起人们对中国人精神世界问题的关注，表现出忧国忧民的情怀。
王国维认为要使中国人的感情世界得到拯救，主要是使感情有一个得到栖养的园地。他认为一个重要途径就是美术。美术通过艺术的方式来陶冶人的情趣，使人的情感得到升华，得到寄托，而这方面中国是很欠缺的，唯其欠缺，才需要大力提倡。另一个是对宗教问题的重新思索。在这个问题上，王国维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他认为宗教并不适合中国，中国人没有固定的宗教，印度佛教在当时已经衰退。但对于一般的劳苦大众来说，他们终岁辛苦，又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得不到什么人生的乐趣，要使他们得到一丝安慰，只有宗教的慰藉：“幸而有宗教家者教之以上帝之存在，灵魂之不灭，使知暗黑局促之生活外，尚有光明永久之生活。”总而言之，“有”聊胜于“无”，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有精神上的寄托总比没有要好。在这一点上，他的学说显然与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有所不同。但王国维将宗教和美育与当时对国人灵魂的挽救相融合，与构建人格相结合，这种思路不乏悲天悯人的情怀。
王国维指出，人的心理活动源于生活之欲。当衣食住行这些基本的东西满足之后，就会产生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如娱乐、游戏与消遣等欲望冲动。德国哲学家与美学家席勒认为人的游戏是“物质冲动”与“形式冲动”所组成的，在现实生活之中，物质冲动总囿于功利的需要，近乎于谋生的劳动，而形式冲动则是完全流于外在的做作，唯有在审美之中，实在与形式，即感性与理性得到了统一。王国维也认为，无论是小孩的游戏，还是大人的游戏，都是人的剩余精力的发泄，是生存欲念的转化，其表现形式有各种各样，比如博弈、烟酒，以及文学与戏曲，等等。文学活动与这些游戏就宣发欲念，升华人的嗜好来说，并无不同之处。“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人之势力用于生存竞争而有余，于是发而为游戏。婉娈之儿，有父母以衣食之，以卵翼之，无所谓争存之事也。其势力无所发泄，于是作种种之游戏。逮争存之事亟，而游戏之道息矣。唯精神上之势力独优，而又不必以生事为急者，然后终身得保其游戏之性质。而成人之后，又不能以小儿之游戏为满足，于是对其自己之感情所观察之事物而摹写之，咏叹之，以发泄所储蓄之势力。”（《文学小言》）王国维借鉴西方的美学学说，站在人类生存学的角度，对人的审美形成作出了深刻的分析。这些学说尽管在西方那儿早已不是新理论，但是王国维用它来解析中国的心理危机与国民素质低下的问题，得出了同时代人未曾得出的深刻结论。
王国维将传统文化中老庄思想与西方康德、叔本华、尼采的思想融合在一起，力图建设成具有中国特点的思想体系。由于当时的社会现实离他的理想太遥远，王国维于1927年6月2日上午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故陈寅恪写下了著名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这可以说是对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人生境界与学术精神相统一的表征，其中所揭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已经成为士人人格精神的座右铭。
四、陈寅恪的守望情结
陈寅恪（1890-1969），我国20世纪的国学大师，他的人生本身也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堪称一段传奇。他是一位中国文化传统的忠实守望者，他留下的著述，只是平生广博学说的冰山一角，但他的精神人格是整个民族宝贵的无形遗产，已全部凝聚成他墓碑上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堪称先生尽一生心血谱写的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