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派先进人物则是王国维等人。王国维痛感于辛亥革命以来，道德沦落，国民精神萎靡不振，他们力图从振兴教育的角度来改变这种局面，使中华民族重振雄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们认为道德与文化的建设，归根到底是培养健康向上的人格。但王国维的忧患意识更深，他不仅看到了中国人民在当时饱受国内外各种黑暗势力的欺压，而且也看到了人类进入物质文明阶段后，人性堕落与意义流失日益加剧。叔本华与尼采对于人类命运悲观失望的学说，清末社会的腐败黑暗，加上个人身世的孤寒，使王国维对人生深感失望与痛苦。因而他的美学对人性思考更加深刻，他力图将美学与艺术作为消解人生痛苦、超越人生污秽的精神家园，从而建成新的人生观。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中，还特意将人生境界与词学境界等同起来。这是王国维词学与他人不同的重要标志，比如他的一段经常为后人所称引的名言：“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他借用宋词来形容这三种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王国维在这里将古今成大事业与大学问者，与三种人生境界联系起来，认为必须经过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也就是三种境界。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里刻意突出，填词决非技巧范畴所能奏效的，而是与做大事业与成就大学问一样，是依赖整个心胸人格的升华而成就的。在王国维的词学思想中，这种词品出于人品的情绪是异常强烈的。王国维将传统文化中老庄思想与西方叔本华、尼采的思想融合在一起，力图建成具有中国特点的思想体系。由于当时的社会现实离他的理想太遥远，王国维于1927年6月2日上午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他的死也是践行其人生境界的结果。
王国维之后，朱光潜与宗白华先生以其深湛的博通中西文化学养，紧扣20世纪以来中国文明所遇到的挑战，作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冯友兰先生则是稍后于他们在人生境界论上作出重要建树的哲学家。其中宗白华先生五四时期对于人生观的论述最有典型价值。宗白华在五四时期如同当时许多热血青年一样，传承了中国古代士大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宗白华在五四前后最关心的是人生问题。人生问题是政治问题的核心，因为任何政治问题或者民族问题，如若不和人生问题相结合，那么这种政治可能就成为一种非人的异化政治，就像道德问题如果不和人生问题相互结合，就可能成为政治的附庸、名教的器物，最终会受到人们的唾弃。当然人生问题也受政治问题的影响，人在具体的历史阶段，总是受各种各样政治因素的制约的。宗白华作为一名深爱哲学和艺术的诗人，他以一颗敏感的心，最直接感受到的是当时弥漫整个社会的低迷之人心、颓唐之民性，人们对人生失去希望和信心，这一点，我们现在从王国维在五四之后对于人生问题和社会所写的一系列文章中，可以找到佐证。
宗白华当时也对人生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的人生观传承了中国传统的人生观，也吸收了叔本华、尼采的思想。在《说人生观》一文中，他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人生观，从中可以看出他的基本的人生观，宗白华就以悲天悯人之情怀，慨叹人生问题之紧要：“世俗众生，昏蒙愚暗，心为形役，识为情素，茫昧以生，朦胧以死，不审生之所从来，死之所自往，人生职任，究竟为何，斯亦已耳。明哲之士，智越常流，感生世之哀乐，惊宇宙之神奇，莫不憬然而觉，遽然而省，思穷宇宙之奥，探人生之源，求得一宇宙观，以解万象变化之因，立一人生观，以定人生行为之的。”在我们今天看来，宗先生的这些话充满着人生忧患，指出了人生观是人类“以定人生行为之的”的需要。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这是唐人慨叹人生忧患的诗句。自古以来，每当政治动荡、人生苦痛、文化失落之际，人生问题便被赋予了重新探讨的意义，也因此而促成了当时思想文化的发展。宗白华将历来的人生观分成乐观派、悲观派以及超世入世派三派。宗白华早期思想深受叔本华和佛教的浸溉。他认为宇宙按其自律来说，无情无欲，自然运转，本无所谓苦乐之悲喜，所谓悲喜云云，无非是因了人类的主观情感与生活之欲而形成的感受，人们受这种生活意志的支配，遂不免陷入生活的烦恼之中，。“乐观之辈，视宇宙如天堂，人生皆乐境”，这种人生观，肤浅得很。而“悲观者，视人生为苦海，三界如火宅”，对一切都打不起精神，对生活缺乏乐趣和信心，这也是宗白华所不取的人生观。毫无疑问，他推崇的是超世入世观，唯其对人生之苦痛深有所契，悯然感之，“但悯彼众生，犹陷泥淖，于是毅然奋起，慷慨救世”，这种人生观是宗白华最为推崇的，也是他当时从事学术与思想研究的契机。他对这派的精神境界作了具体阐述：
超世入世派，实超然观行为之正宗。超世而不入世者，非真能超然观者也。真超然观者，无可而无不可，无为而无不为，绝非遁世，趋于寂灭，亦非热中，堕于激进，时时救众生而以为未尝救众生，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进谋世界之福，而同时知罪福皆空，故能永久进行，不因功成而色喜，不为事败而丧志，大勇猛，大无畏，其思想之高尚，精神之坚强，宗旨之正大，行为之稳健，实可为今后世界少年，永以为人生行为之标准者也。
宗白华认为不仅个人，而且人类文明的方向，也应造就这种精神人格。他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等文章中，着意弘扬的也是这种人格追求。宗白华将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与当时他所接触的叔本华、尼采的人生观有机地融合起来，提出了新国民人格与人生哲学，这也是当时许多思想者所追求的人格境界。鲁迅一生不就是追求“魏晋文章，托尼思想”的人生境界吗？朱光潜信仰的不也是这种超世入世派哲学吗？宗白华在这里所揭示的理想人格，反映了五四时期人的觉醒，这种人生新的自觉，是中华民族文化在西方文化影响下，产生的新的转机，鲁迅和宗白华等一批新的文艺人物的出现，即是这种人生觉醒后的产物，也是那个“少年中国”年代兴起的产物，与我们今天这个充满着犬儒风气的世态有如天壤之别。
宗白华对于当时中国人的人生观的弊端是深有所感的。他指出当时由于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精神的失落，社会风气的萎靡不振，大部分中国人沉溺于世俗之中，造成国民精神的总体失落。他在《新人生观问题的我见》一文中指出：“我看见现在社会上一般的平民，几乎纯粹是过的一种机械的，物质的，肉的生活，还不曾感觉到精神生活，理想生活，超现实生活……的需要。推其原因，大概是生活战争太困难，物质压迫太繁重的原故。”宗白华认为人们的精神生活状态不可能脱离日常生活，由于生活的压力太大，中国人又没有固定的宗教意识的支配，其精神传统是以世俗为主，因此，世俗化在一定时代非但不是思想解放的标志，而且成了压制精神与思想的器物。宗白华一方面对于老百姓精神单调苦闷深为同情与理解，另一方面他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责任，没有像今天一些所谓“知识分子”一样，唯恐从世俗之列中掉队，他当仁不让地肩起启蒙的道义。他强调：
长此以往，于中国文化运动上大有阻碍。因为一般平民既觉不到精神生活，理想生活的需要；那么，一切精神文化，如艺术，学术，文学都不能由切实的平民的“需要”上发生伟大的发展了。所以，我们现在的责任，是要替中国一般平民养成一种精神生活，理想生活的“需要”，使他们在现实生活以外，还希求一种超现实的生活，在物质生活以上还希求一种精神生活。然后我们的文化运动才可以在这个平民的“需要”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前途。我们怎样替他们造出这种需要呢？我以为，我们第一步的手续，就是替他们创造一个新的正确的人生观。
宗白华认为，中国人的精神从根本上来说，是世俗化的，其原因是受孔孟与老庄的世俗哲学浸染太深，前者之弊使人易于一味流向现实而忽略形而上的终极关怀；后者之弊则使人悲观失望，产生人生无常、及时行乐的想法。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的反映。为了塑造新的国民人格，建立新的人生观，就必须注意批判与清理传统人生观的消极因素，引入新的人生观。在这方面，宗白华认为西方文化中科学和艺术的人生观是值得向国人引进的。这种文化观反映了宗白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超越的一面。他提出：“科学的方法是‘试验的’、‘主动的’、‘创造的’、‘有组织的’、‘理想与事实连络的’；这种科学家探求真理的方法与态度，若运用到人生生活上来，就成了一种有条理的、有意义的、活动的人生。”他认为科学的人生观有助于人们树立对生活意义的认识，从浑浑噩噩中走出来。
宗白华先生的这种人文情怀，是近代以来章太炎、梁启超、鲁迅、王国维、陈寅恪等著名文化人物那至为可贵的人文精神的共同体现，同时也是国学大师的心胸人格的表现。近现代以来的国学之所以关注人生境界的讨论与重建，正是基于这种可贵的情操与理想。在他之后，20世纪30年代，发生过一场科学人生观的论战，论战中的两派有的重人文，有的重科学，其实站在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各有所偏，但客观上反映了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对于人生何为的焦虑，以及对于科学与功利主义蚕食人文主义的忧患。后来的新儒家学说，重点关注的也是人生观与道德思想的建设。这一问题在今天依然是那么严重。对于21世纪的中国人来说，这些人生观的问题依然是那么沉重与困惑，依然需要我们关注与思考，并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加以思考与建设。
冯友兰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写成的《人生的境界》一文，最后一段话意味深长：“所以中国的圣人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中国的哲学也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随着未来的科学进步，我相信，宗教及其教条和迷信，必将让位于科学；可是人的对于超越人世的渴望，必将由未来的哲学来满足。未来的哲学很可能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在这方面，中国哲学可能有所贡献。”中国古代哲学，是国学的核心理念所在，国学既是一种哲学思想，更是一种人文情怀，对于人生境界的永恒追寻，构成了国学的灵魂所在，也是国学薪火相传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