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三讲中，我们着重从哲学、伦理学与历史的角度对于国学的基本内涵作了些简明扼要的介绍，在这一讲与下一讲中，我们想对于国学另一块丰富多彩的天地，即文学与美学的内容作一些介绍。我们所以在国学十讲中要突出这一块，是因为迄今为止的许多国学讲义，从哲学、历史与伦理的角度出发谈得较多，从诗兴精神上去开掘的则很少，而缺失了这一块，国学与中华文化精神的内在联系是说不清楚的。因此，这一讲专门谈这个话题，也算是对于以往国学讲义的补充。
一、孔子为何重视《诗经》之兴
国学是中华文化多姿多彩的展现，其中最核心的便是人生价值观念，孔子便是奠定中华人文学说的先贤。孔子与儒家的人生价值观念，其基本特点便是修齐治平、内圣外王，即从个体的身心道德修养进入家庭与社会，从个体的自我完善到立德立功立言。
孔子用“六艺之教”教育学生。关于“六艺”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礼、乐、书、数、射、御六种科目，另一种说法便是六部经典，即《诗》、《书》、《礼》、《易》、《乐》、《春秋》。这六部经典之中，秦汉之前《诗》为首，而秦汉之后则是《易经》为首，可见《诗经》的作用在孔子的教育生涯中是不可小觑的。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这样评论：“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翻开我们今天所见的《论语》，以及《史记》中的《孔子世家》，我们可以发现孔子经常用《诗经》来教育学生，与学生讨论人生与政治、文学诸多问题。著名学者与文人朱自清先生20世纪40年代出版过一本书叫作《诗言志辨》，其中详细地谈到了《诗经》在那个古老的年代中，成为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百科全书。
《诗经》共有305篇，是西周至春秋时代诗歌的总集。秦汉之前称《诗》，秦汉之后才称作《诗经》。其中分为风、雅、颂三部分，既有历史的记载，又有民风的写照，既歌颂了统治者的功德，又抒写了生民的喜怒哀乐。在我看来，孔子及其思想所以在灿若群星般的先秦思想家中脱颖而出，生生不息，是因为他的学说把握了中华民族文化心理，深入到先民的灵魂之中。孔子看到了在他之前业已存在的诗歌作品，是以最直观的方式吟咏了人们的真实情志，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孔子对于《诗经》的重视，体现了他作为先圣的人文智慧。
孔子对诗歌与音乐有很深的造诣，他会鼓琴击磬。孔子大约从30岁开始了教学生涯，将诗乐作为教育学生的重要内容。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评论道：“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可见，孔子对《诗经》的次序及音乐进行过厘定，以求《诗经》传述王道，教育子弟，这同他编订《春秋》以正名分的工作目的是一致的。
孔子认为诗乐正是培养高尚人格的最好方式。为此提出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著名观点。孔子强调，《诗》作用于人生教育，首先在于它的感发志意，通过这种潜移默化，使人们在社会上渐渐地知晓礼义，所谓“成于乐”，是指音乐可以帮助人们深入到人性的最高境界，也就是道德的最高层次，即西汉儒家孔安国所谓“乐所以成性”。
孔子还提出了“兴观群怨”之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这是孔子对于《诗经》经典意义的高度概括。我们在这里试加以简明的解说。
所谓“诗可以兴”，是指诗通过“感发志意”的方式来启悟人。从孔子与弟子论诗的资料来看，孔子对弟子的启悟也是从感发志意着眼的。比如《论语·学而》载：“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而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子贡所引的诗见于《诗经·卫风·淇奥》，内容是赞美一位有才华的贵族宽厚待人。孔子认为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虽然是一种好品德，但是还不如贫而乐、富而好礼，后者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在他的启悟下，子贡立即想到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两句话，意为君子要达到最高的道德境地，还必须不断切磋磨练自己，孔子因此高兴地对子贡说，我可以与子贡谈论《诗》了。从这一段饶有风趣的对话来看，孔子与弟子论《诗》，首先是从感兴的方式出发，来启发学生，让学生通过艺术欣赏的方式来举一反三，从个别的作品出发升华到对含有普遍性的宇宙人生哲理的把握。
所谓“可以观”，便是“观风俗之盛衰”，在儒家看来，诗与乐中反映出人民的心声，是社会情绪的传达，从中可以“考见得失”，故周代有采诗观风的说法，也就是指统治者从民间歌诗中了解到人民的喜怒哀乐与对统治者的评价，从而调整自己的政策，沟通与人民的联络。对一般的欣赏者来说，也可以审音知政，观乐省风。后世于是产生了乐府诗。
所谓“可以群”，是指通过学诗，加强人际交往。孔子认为，文明社会的人际交往与蒙昧社会的人际交往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建立在共同的文明话语基础之上的，而《诗经》是文明话语的集中体现，所谓“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
所谓“可以怨”，这是孔子诗学中一个最有价值的命题。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在《诗可以怨》一文中认为，这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文学传统。据西汉学者孔安国解释，就是“怨刺上政”。孔子认为在统治者内部应该实行和而不流的交往方式，虽然不能犯上作乱，但是可以怨刺上政，事君之道是“勿欺也，而犯之”（《论语·宪问》），即对国君不可以欺骗，但是可以加以委婉的讽谏，言之者无罪，闻者足以戒。这是从引诗的角度去说的。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当诗人心灵受到痛苦的折磨时，也可以通过读诗、作诗，宣泄心中的怨愤与苦闷，从而获得精神的平和与宁静。在中国漫长的诗史中，孔子的“诗可以怨”培育了许多优秀的诗人与作品。
总的来说，孔子认为诗的这四种功能包含着审美、认识与教育等作用，这诸种功能是互相兼容的，但最基本的作用却是“兴”即感发志意的功能，其他的功能都是缘此而生成的。孔子强调学《诗》者通过这四个功能近则可以在家“事父”、远则可以“事君”，即侍奉国君，还可以帮助人们认识鸟兽草木等自然界的动植物知识。这样看来，诗兴就不是一般的诗歌欣赏与学习的事了，而是一种关涉人文修养的范畴。
从民族文化的特质来说，孔子强调《诗》的兴观群怨，阐释的是其中的性情感发，社会伦理与审美心灵的互动，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两大特点，即乐天知命、不断超越的精神。《诗经》中以言志抒情为特点的文化心理，与古希腊以《伊利亚特》、《奥德修斯》为代表的史诗重在写史是不同的，因此，诗兴精神也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一大特点。中国文化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尽管有许多嬗变与沿革，但是中国人的乐天知命而不忧、生生之谓易的精神，孕育了诗兴精神。
中国古代从先秦开始，就产生了《诗经》与《楚辞》为代表的优秀的诗歌传统，它们以言志和缘情互补的传统，犹如川流不息的长河，孕育了无数优秀的作品，产生了风格各异的伟大诗人，形成了《诗》、《骚》并举的诗兴传统。例如，在唐代大诗人李白的作品中，时常可见这种兴会标举的诗兴精神。譬如，“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对汉魏六朝诗人以逸兴为美，激发艺术生命风范的叹赏。其中“蓬莱文章”指的是李白的远房叔叔李云，“建安骨”则是指的汉末建安时期的曹操父子与建安文人的诗文风格，“小谢”指的是南朝齐代著名山水诗人谢朓，他与谢灵运被后人合称为“小谢”与“大谢”。李白这里借着称赞李云诗歌的机会，意在说明与赞叹魏晋六朝诗人那种以逸兴为美，欲上青天揽月的豪迈气派。李白是初唐向盛唐诗歌转变与革新的开创者，他自己的诗也以逸兴为美，如：“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江上吟》），“试发清秋兴，因为吴会吟”（《送鞠十少府》）。李白的诗“兴”更多的是继承了六朝诗人之兴，善于将内心的情思通过意兴的瞬间感发表达出来，其中又蕴涵着特定的人生感慨与社会历史内容。
在杜甫的诗歌中，也有许多这样的自述：“感激时将晚，苍茫兴有神。”（《上韦左相二十酌》）“草书何太古，诗兴不无神。”（《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杜甫最优秀的诗歌作品便是《秋兴八首》，叶嘉莹先生写过一本很厚的专门研究这八首诗的专著《杜甫秋兴八首集说》，也是我们今天国学的一部名著。中国是一个当之无愧的诗的王国，无数优秀诗人的作品，像灿烂的群星，照亮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天穹，而这种文献作品凝聚在国学四部的集部之中，是我们今天值得汲取的国学之精华。
二、诗兴中折射出中华人文的玄奥
在诗兴活动中，还折射出中华人文的玄奥。20世纪40年代，闻一多先生曾写过《神话与诗》等著作，试图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去解释《诗经》，探索中华文化的玄奥，从而打破了单一的经学研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