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化进程中，边缘化群体不断膨胀，正成为一个越发严峻的社会问题。与此相对应，如何有效地清理制度环境，让合理的制度归位，不合理的制度退场，是当前面临的一项历史性任务。
“拆迁富翁”的未来隐忧
“拆迁骤富”颠覆了传统的致富模式，如果政府不对转型农民进行积极有效的引导，那么他们将因“冲动消费”，有返贫之虞。
2011年5月28日，当记者见到张建华时，他刚搬进装修一新的拆迁安置房，并买了一辆帕萨特轿车，还打算带妻子乘飞机到云南旅游。
“对于我来说，似乎一夜之间，就不用为钱发愁了。”他有些兴奋地说，“当拿到几百万拆迁补偿款时，我第一次感觉到，钱仅仅是个数字，但却可以让一个人活得更体面。”
张建华是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一位农民，因为拆迁，他与全村大部分农民的命运发生了巨变，从农民转身为市民，且一跃为富人。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像张建华这样生活在北京一些城中村及农村的农民，因拆迁而一夜骤富，他们或因领取了政府的巨额征地补偿款，或因拥有多套房产，从而跻身富人行列。
因富裕来得太快和太容易，许多转型农民的传统生活方式和社会价值观念受到了极大冲击，少数人还过起了游手好闲、斗富比奢的日子。“目前有些‘拆迁富翁’的身份，虽然已是市民，但并没有完成向市民的转型。”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社会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先锋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如何引导农民合理使用和打理好拆迁款，如何使他们能真正融入城市，适应城市的生活，成为政府亟待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
京郊农民的“拆迁盛宴”
近年北京城市化进程非常快，大量城乡结合部及郊区县村庄的消失速度，被轰鸣的推土机不断刷新。
以大兴区为例，2009年大兴区共拆迁33个村，涉及转非劳动力7000余人。2010年预计拆迁64个村，涉及转非劳动力2.3万人。
另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朝阳区有45个村拆迁，涉及4.67万农民，海淀区有20个村拆迁，怀柔有3个城中村拆迁，昌平至少30个村拆迁，等等。
“拆迁富翁”聚居地随之兴起。如朝阳区的大望京，通州区的梨园镇、张家湾镇，大兴区的黄村镇、西红门镇、旧宫镇、瀛海镇、亦庄，平谷区的王辛庄镇，门头沟区的永定镇，等等。
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副镇长白艳英向记者介绍，根据占地时间、所处区域、参照政策、拆迁主体，以及宅基地面积、家庭人口、房屋数量等因素的差异，每个拆迁户得到的补偿款并不相同。
“有些农民拆迁可得到几套回迁房，有的还多出1至2套用于出租或出售，不用工作就有收入。对于他们来说，这笔收入也非常可观。”白艳英说，“一般来说，这些家庭至少会有十几或几十万存款。”
以一户普通农户为例，有三分地的宅基地，如果执行新的补偿标准，该户家庭除了可得到两三套回迁楼房外，另有四五十万元的拆迁补偿款。要是执行六七年前的拆迁政策，则只有二三十万元。
“在高房价时代，出现‘拆迁富翁’不足为奇。”北京市朝阳区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有些地方政府不愿看到拆迁引发群体性事件，甚至出现上访、自戕等极端事件及其带来的高昂社会成本，所以出手比较“大方”。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拆迁富翁”的出现是权利对等博弈的结果，说明农民的维权意识在不断增强，有了与地方政府或开发商谈判的能力。同时，也表明有些地方政府或开发商摒弃了强拆思维，学会了对市场和公民财产权的尊重，使拆迁方式与定价方式渐渐合乎程序、正义的共识。
但也有专家认为，农民因拆迁一夜骤富的现象极不正常。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周孝正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有些地方为拆迁补偿不到位而发生暴力拆迁事件，而有些地方却能使农民一夜骤富，这说明政府在依法执政方面存在一些弊端，尤其在拆迁补偿上缺乏全国的科学统筹。”
“冲动消费”潜伏返贫危机
2010年5月18日，记者来到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一个新建拆迁安置小区，看到小区里停满了一辆辆崭新的小轿车，其中不乏高档名牌车。
刚搬来不久的居民张大爷告诉记者，因为拆迁，他得到200多万元补偿，最多的人家达800万元。
得到巨额拆迁补偿款后，很多人盘算着如何花钱。居民王先生说：“我想买辆好车。好车的标准是价格应在20万以上，降低点要求，至少也要15万，低于这个标准就掉份了。”
也有人买好车不仅仅是为了显摆。2010年5月19日下午，记者在北京市朝阳区大望京某社区西侧门口，约见了正在这里“趴活”的黑车司机黄遥。
据黄遥说，他所在的村子前年拆迁，除得到一套回迁住房外，他还获得400多万元补偿款。地没了，总不能闲着，便买了一辆奔驰跑黑车。哪想到油价一个劲地涨，养车费用日趋昂贵，生意又不好。
“别看我的车是奔驰，跑黑车还真不如那些捷达。”黄遥苦恼地向记者坦言，“有人看到我的车是奔驰，不但不敢坐，反而看我的目光怪怪的。”
他现在是进退两难：卖掉车吧，只能折旧卖，自己一下就亏10多万；不卖吧，这车只会一个劲地“烧钱”。
记者调研发现，“拆迁富翁”普遍对未来生活缺乏科学与理性的规划。有的人被设局拉下水参与赌博，拆迁补偿款被套取。
为了补偿款的分配，有些拆迁户亲人之间大打出手，导致家庭破裂，甚至对簿公堂。
还有些“拆迁富翁”家庭的未成年孩子，因为家里一夜骤富，心态大变，出现比富、奢侈、厌学等现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赵春燕博士说，“拆迁富翁”并非北京特有现象，在城市化进程很快的上海、广州、深圳等地区，凸显的类似问题也亟待重视。
“一个人可凭借自己的知识、智慧和技能，实现富裕的梦想，但靠土地一夜骤富，已经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致富模式和社会价值观念。”李先锋对此表示忧虑。
周孝正认为，在拆迁进程中，农民所能得到的补偿待遇正在逐步提高，这既意味着他们的生活有了更多选择，同时也可能导致命运的失衡，由此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值得深思。
赵春燕对此也感触颇深：“对于一向种地谋生的农民来说，缺乏投资理财意识不足为奇，面对突然到手的财富，大多数人自然会手足无措。”
“如果‘拆迁富翁’挥霍式消费，除了种地，他们又缺乏其他基本的生存技能，这会使他们坐吃山空，返贫的可能性极大。”赵春燕分析说，“他们已经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一旦返贫，必将成为整个社会的包袱，影响社会的稳定。”
已有前车之鉴。据了解，2003年至2006年，首都机场扩建范围内的顺义区龙山、塔河、桃山、冯家营等6村整建制拆迁，有些拆迁农民拿到补偿款后，就出现挥霍和盲目投资现象，有些因此而返贫。
“拆迁后”保障体制需跟进
北京市大兴区社会建设办公室副主任尚建刚直言：有些“拆迁富翁”存在不理性消费状况，尽管与他们盲目的炫富与攀比心理有关，但主要原因还是政府对正确消费观念的引导力度不够到位，尤其是拆迁后的体制跟进还相对滞后，也是原因之一。
中国经销商学院常务副院长强磊教授认为，政府应对转型农民加强正确的消费指导，政策规划上要科学。他建议，可遵循“先生产后生活，先保障后消费”的原则来实施，例如可尝试分期拨付拆迁补偿款。
“有些农民，人上楼了，而思想观念还没有上楼。对于政府来说，如何转变农民的思想观念，还任重道远。”尚建刚说，“同样，让转型农民的资产能保值增值，是政府获得农民信赖的基础。这对于政府来说，压力不小。”
2010年4月10日，北京市大兴区北臧村镇迎来了一位特殊的老师--受大兴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邀请，北京一家金融机构的理财规划师来到这个小镇，为200多名妇女举办“家庭科学理财”讲座。
“理财规划师讲得非常好，给我的启发很大，希望以后能多参加一些这样实用的讲座。”时隔一个多月，当时参加听课的一位妇女还很兴奋。
中共北京市大兴区委社会工作委员会书记张德广对记者说，为确保失地农民能顺利完成市民身份的转型，大兴区从一年前开始探索，已初步形成了一套相对具体的“四有”方案，即“就业有岗位、增收有资产、生活有保障、管理服务有组织”。
“随着市场准入门槛的提高，没有了土地作为缓冲，转型农民创业的成本和风险在增加，对创业失败的容忍度必然降低。”强磊说。目前，大兴区专门出台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用人单位招用本区劳动力一次性奖励、创业扶持等8项政策，并安排了5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促进就业工作。
在资产增收方面，大兴区通过集中归并、资产量化、统一经营等形式，努力实现集体资产产权变股权，农民变股民，确保集体与农民的长期收益。“让失地农民的财富有造血功能，是保证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石。”张德广说。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让农民持久合理地分享到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增值的收益，是真正化解“拆迁富翁”返贫危机之根本。
在生活保障方面，大兴区的转非人员社会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参保率都达100%。
此外，大兴区还对原有村集体组织进行梳理，明确撤村建居过程中各自岗位的职责、工作重点、任务标准，积极发挥组织作用，创新组织服务形式。大力挖掘社会组织的服务作用，使农民的思想动态和生活实际需求在转型过程中得到及时掌握和反馈，排除和疏导了不少基层基本矛盾。
“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制度设计需要更细致、更科学。”赵春燕认为，这不仅需要与产业发展规划相匹配，还要为农民转型设计保障性制度；尤其要加强对这种特殊人群的心理疏导和观念引导，帮助他们尽快克服由于以往生产、生活和思维方式所带来的束缚，以新的角色更快地适应市民生活。
“摩尔狂潮”下的农民失地之痛
那场跃进式的摩尔狂潮暴露了政府部门间存在的更深层次的问题，更有专家认为，摩尔已成为众多农民失去土地的又一重要原因。
如今，国内摩尔狂潮已退，不少红极一时的项目遭遇持续经营困境，引发社会强烈关注。但极少有人会问，多年前那场全国范围的狂潮，到底造就了多少摩尔？银行到底有多少资金被套牢？摩尔狂潮到底使多少农民的土地被低价圈走？
“摩尔”音译自“MALL”，起源于欧美，特指规模巨大、连成一体、包罗众多专卖店和商铺，集购物、休闲、娱乐、饮食为一体的商业中心或加盖的林荫道商业街。
时光回溯到2002年至2004年，仅仅这两三年，以摩尔为代表的商业地产狂潮般席卷整个中国。一时之间，中国版图上烽烟四起，成了以摩尔为代表的商业地产的超级演兵场。
有关专家认为，那场跃进式的狂潮暴露了更深层次的政府部门间存在的问题，更有专家认为，摩尔是众多农民失去土地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统计“黑洞”
“在北方一个城市的某个区，短短的两三年内，就冒出4个10多万平方米的摩尔，同时还有同等规模的在建工程。”几家摩尔运营模式、经营品类大致相同，经营效果可想而知，一位专注于商业地产的专家到北方考察了一圈之后曾经忧心忡忡地对记者说，用“门前零落车马稀”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全国算下来，将要垮下来的摩尔不知有多少？由此带来的损失更是无法估量。
这位专家还告诉记者，他亲眼目睹以摩尔名义批下来的土地上，建起的高尔夫球场和配套酒店。“全国范围内，以摩尔为名目圈地的为数不少”。据悉，银监会、商务部、发改委、建设部4部委2004年3月至5月份调查的全国购物中心大约400个，投资总额2000多亿元，但摩尔征用的土地数字没有透露。此数据并不完全，原因是第一次彻查由于种种因素并没有真正查下去。
商业地产开发中最热的摩尔，起源于美国。摩尔在中国出现后，仅仅两三年，以摩尔为代表的商业地产突然升温，大江南北的广袤土地上，无论是千万人口的大都市，还是百万、几十万人口的二、三级城市，摩尔遍地开花，CBD雨后春笋般冒出，商业建筑的体量记录不断刷新，各地政府纷纷投注热切的目光，以往开发住宅的地产大亨纷纷转战商业地产的战场。
有专家用“不可思议”和“疯狂”来形容摩尔的发展速度和火爆程度。有机构称，以摩尔为代表的商业地产，每年开工面积以百分之几十的速度增长，其中，大中城市涨幅显著。
2003年是摩尔膨胀最快的一年，被业内和媒体称之为“商业地产年”，据报道，当时有200个面积在10万平方米以上、投入数十亿的项目在全国范围内上马。据中国商业联合会不完全统计，截至2003年底，全国省会以上城市购物中心总数为236家，投资总额1700亿元。而这当中80%以上的资金来自银行，摩尔已圈了银行1300亿资金。
相比较而言，之后2004年3月至5月，银监会、商务部、发改委、建设部4部委组成的联合调查组的调查结果，大大刷新中国商业联合会的调查结果。
一个在全国拥有1000多个网点的民间机构的调查，又大大高于几部委的调查结果。依靠网上信息的摘编和各地会员对当地情况的汇报，该机构得出的购物中心总数高达600个左右，以每个投资额5亿元测算，投资总额则应在3000亿元以上。
摩尔的疯狂态势终于引发国务院关注，温家宝接连做了两次批示。2004年6月份，温家宝就此事做出第三次批示。发改委、商务部、建设部、银监会与新加入的国土资源部，再次组成联合调查组，自2004年7月份始，再次扩大范围、加大力度，对全国所有在建和未建的大型商业设施进行检查。
“第一次彻查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真正查下去。”接近商务部消息源的一位人士透露并做不乐观的预测，“同样由于种种原因，第二次彻查也不一定达到预期效果。”
“3月至5月份，几部委的调查数据并不完全。”一位专家如是说。全国范围内到底有多少摩尔？银行到底有多少资金被套牢？始终是未知数。
“5大部委再次联合彻查的真正原因，除了想调查清楚到底银行有多少资金被套外，更重要的是要摸清有多少土地以摩尔的名义被圈，以及有多少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某接近官方人士称，国土资源部的新加入，其意图已表露无疑。
但到2004年8月为止，无论官方还是坊间，也没有这方面的统计数字传出。
“摩尔狂潮”背后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