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兴华举例说，大兴区综合行政服务中心曾经牵头对大兴采育产业园海纳川汽车零部件模塑基地项目进行项目联审，集中调度，协调服务。如果按照正常审批时限，该项目需要171个工作日，通过联审，仅用了22个工作日就完成了各项审批，提高效率87.1%。
“政务服务中心的建立，是打造服务型政府的主要措施之一，在为群众服务方面，不仅是提高服务质量和审批效率的问题，对预防腐败也有积极作用。”吉林市政务服务中心副主任姜友文说，“行政审批是行政机关经常运用的一项权力，如果得不到有效监督，易产生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从以往披露的腐败案例中可见，一些重要权力和权力行使的重点部门，往往容易滋生腐败。比如建设工程、药品采购、政府采购、产权交易等招投标活动，不但一直为社会所关注，也是腐败案件的高发领域。
“官员滥用职权、渎职、政令不通等腐败现象的发生，多是暗箱操作的产物。”
姜友文认为，政务服务中心对行政审批行为进行集中管理，使行政审批在“阳光”下运行，能够有效防止“吃拿卡要”现象的发生。
2012年2月21日，记者在吉林市政务服务中心暗访时，遇到来办理公司法人变更手续的张先生。“在政务中心办事，不但程序公开透明，而且效率高，服务态度也热情主动。”张先生说。
“因为政务服务中心对所有行政审批事项实行审批项目、法律依据、审批数量、审批条件、审批程序、承诺时限、申报材料、收费依据及标准的‘八公开’服务，对所有收费事项也实行收费项目、收费依据、收费许可证号、收费范围、收费标准、收费方式‘八公开’服务。这样可以实现对行政审批行为的有效监督，从源头上预防审批腐败。”姜友文说。
在行政审批事项涉及多个部门时，通过政务服务中心组织实行并联审批，各审批部门分清职能，理顺职责，促进相互间的工作配合，能够有效地提高行政审批效率，让办事群众满意。在姜友文看来，政务服务中心优质高效的服务，正是密切党和政府同群众联系的有效手段之一。
定位仍待制度化清晰
记者调研发现，政务中心的建立和发展过程，带有自下而上的特点，尚缺乏全国性统一的规范和要求，在机构性质、职能职责、人员编制、运行模式等方面差异较大，尚处于各自为政的发展阶段。
对于数以万计的各级政务中心，目前还未见官方层面的统一的明确定位。从机构性质上讲，有的政务中心属于事业单位，有的属于行政单位，还有的属于人员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
“尽管《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指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在本行政区域内规范省、市、县三级服务中心的名称，但从全国层面来讲，仍处于尚未统一的状态。”何群说。
正因如此，各级政务中心在政府部门排序中，显得微妙而尴尬。据了解，有的部门对建设政务中心的认识还不到位，认为是临时性措施，在支持和配合力度上仍然欠缺。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胡仙芝分析认为，政务中心集中窗口、在阳光下进行行政审批服务的方式，在客观上改变了原有的政府工作流程，更杜绝了权力暗箱操作的可能，防止了有的部门和有的公务员以行政审批权力谋私索利的可能，这种改变也在客观上触动了某些部门和个人的利益，难免会遇到阻力。
而一些地方政务中心因机构设置规格不高，对于各单位在行政审批中的不规范行为，政务中心虽有权监督管理，但在实际操作上，仍然存在手段缺乏、力度不够等问题。
“我们通过全国性的调研了解到，有些市、县政务中心主任的配置，级别高低不一，有的是处级、副处级，甚至科级。面对一些强势部门，由于级别不对等，以致有的政务中心主任束手无策。”何群说。
“从法律层面来看，目前对于政务中心的定位仍不清晰。”胡仙芝说，“虽然行政许可法从宏观上确定了一个窗口对外，统一办理或联合办理、集中办理的行政许可运行机制，但从全国来看，还没有一部统一的法律法规对政务中心职能职责、机构性质、管理模式、工作原则、窗口单位权利义务做出明确的规定。这样，政务中心的法律地位在实践中也得不到明确认定，运作过程仍处于无法可依的情况。”
何群也认为，由于现行法律并没有明确政务中心的执法主体资格，没有赋予相应的职权职责，在当前依法行政的背景下，其合法性仍面临质疑。
另一方面，其服务标准也是参差不齐。2012年2月23日，记者再次到北京市大兴区综合行政服务中心暗访时遇到一位高先生，他抱怨说：“我来税务部门交税，前后跑了四趟才办妥。前几次来，工作人员没有把相关注意事项说清楚。”
对此，田兴华认为，不排除窗口工作人员与群众在沟通上存在理解上的偏差，这也说明政务中心的工作仍有改进余地。
目前，还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有的部门对审批事项该下放到窗口的权力不下放，该简化的程序不简化，该前移到政务服务中心的不前移，致使一些窗口只能接件不能办件，给群众带来不便，影响了办事效率。
“建立各种政务中心，确有积极意义。但目前有的仍存在形式大于内容的情况，需要从根本上解决实质问题。”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鲁照旺教授说。
记者在各地调研发现，设立越早的政务中心，不论办公场所还是其他硬件设施，至今多数已趋于老化，不太适应群众的需求，而后来设立的政务中心，因有经验可借鉴，办公条件普遍不错。
“政务中心关键是要能高效、透明、廉洁地为群众办事。”记者在河北省采访时，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县级政务中心主任提醒说，“若政务中心变成‘形象工程’，那就事与愿违了。”
“政务中心只有汇集政府各部门的所有行政许可职能，真正建成行政审批中心、办证办照中心，缩短办结时限，提高工作效率，通过一点一滴的工作使其深入人心，才能真正得到群众的认可。”丛连彪说。
转变政府职能才是关键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应把各地政务中心的建设和发展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管理的轨道。当务之急是明确政务中心的法律地位，对其职能设置、管理模式、机构性质、窗口单位的权利义务等进行细化。
在鲁照旺看来，关键仍在于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范围，减少行政审批事项，把应交给市场、社会、公民或社会组织自主决定的事交出去，这才是根本之道。
“政府职能不转变，只会使政府机构愈改愈多，规格愈改愈高。”鲁照旺认为，还需防止游走在政务中心与办事群众之间的“中介机构”的产生，以免滋生新的腐败形式。
“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同时，各级政府应重视已有政务中心的建设，同时又不能脱离实际，盲目新建扩建政务中心，贪大求全，避免沦为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李成言认为，只有求实效，让服务理念深入人心，能够切实地为群众办事，才是政务中心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动力。
李成言建议，规范政务中心的服务，可以利用质量认证、目标考核等多种手段，进一步规范政务服务中心运作。并通过建立健全电子监察系统，对行政许可、非行政许可审批及公共服务事项实现全过程监察。
“要将群众最关心的热点、重点政务服务事项、公共服务事项纳入政务服务中心，对确实无法将其纳入政务中心的事项，必须要按照政务公开的要求加强监督，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李成言说。
“为增强工作的权威性，政务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建议适当高配。”姜友文建议，应理清体制，整合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政务公开、政务服务三项工作以形成合力，发挥好政务服务中心在推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的综合作用。
姜友文认为，对进驻窗口的单位，行政许可审批事项、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和公共服务事项三类，这些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事项的办理都应纳入中心。因涉密、场地限制等特殊情况不宜进入中心办理的，也应该由本级政府研究决定，各进驻单位无权自行决定。
“对纳入政务服务中心的行政审批事项，部门要加大对窗口的授权力度，增强窗口的办事能力。”在姜友文看来，进驻政务服务中心的政府部门要对其服务窗口办理事项充分授权，使不需要现场勘察、集体讨论、专家论证听证的一般性审批事项能在窗口受理后直接办结。
“凡具有行政许可职能的部门都应在中心设立窗口，而不是挑选一部分部门进中心。”丛连彪建议，各进驻部门凡是负责行政许可、办证办照的工作人员都应成建制地进中心，主管领导也应实行“轮流坐班”制。同时，应建立健全网络系统，实现信息共享、网上办公和网上审批。逐步将政务服务中心建成行政审批中心，从而实现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宏伟目标。
底层向上流动机会缘何减少
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是当前阻碍社会阶层流动的主要原因。
一位网友题为“我想为徐深海要个编制”的帖子引发社会热议。徐深海是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环卫所清粪队队长，2010年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可他还是一名临时工。
如果徐深海有了编制成为了正式工，他不但每月可增加收入近1000元，而且福利待遇也会相应提高。但润州环卫所负责人向媒体表示，获得正式编制需要区委编制办同意并核发，“难度非常大”。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个人或社会群体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变动，统称为社会阶层流动。那么，目前阶层流动固化程度如何？底层人群向上流动难的原因何在？哪些人最有可能沦落为社会新底层？
为了解当前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现状，《瞭望》新闻周刊联合国内专业调查研究机构--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于2011年2月13日至2月18日，在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成都5个大中城市进行了民意调查。
本次调查数据显示，从整体来看，58.8%的被访者认为社会底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机会不多，仅7.5%的被访者认为机会很多。38.8%的被访者相信通过“自身努力”可改变命运，50%的农村户籍被访者相信该观点，比例远远高于城镇户籍被访者。
受访者反映向上流动机会少
张先生是北京某机关的一名处长，来自于湖南省南部山区的一个农民家庭。18年前，他考上了北京某名牌大学，从此命运发生了逆转。近年来，他已成了家乡人眼里的一个传奇。
“在老家，现在每年能为子女承担上万元大学学费的家庭并不多。”张先生说，“他们的子女通过上大学改变命运的成本越来越高，动力也越来越小。因此，很多孩子高中毕业就去读技校学手艺，或外出打工挣钱。”
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高考全国弃考人数接近100万，而2009年弃考人数为84万。有观察人士称，除人口逐减、个人成绩差等客观原因外，大学毕业生“就业难，收入低”成了弃考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古至今，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是社会底层群体改变命运的主要方式。比如，1978年恢复高考，打破了“出身论”与“血统论”对人的桎梏，众多贫寒子弟通过高考跻身社会上层，这不但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和智力支撑，也成就了中国当今的生机和繁荣。
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公众却感到社会阶层在日趋固化，一个人如果没有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源，想通过教育改变命运，似乎更困难了。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多数受访者反映向上流动机会越来越少，而接近六成被访者认为自身尤其是外界存在太多障碍，信心不足，尤其城镇户籍被访者认为通过自身努力向上流动障碍重重。
同时，本次调查数据也显示，74.4%的被访者认为受到“靠关系找工作”的影响，一线城市“社会关系”对就业的影响甚至高于二线城市，而且越是高学历人群，越发感受到遍布周围的“社会关系”网对自身就业的威胁。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胡仙芝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前社会阶层虽有一定的固化趋势，但也要客观地看到，现在的高考和公务员考试，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社会流动的制度设计，一些中低阶层的人士，也通过此途径实现了向上流动。”
那么，为何多数受访者认为向上流动机会越来越少呢？胡仙芝分析，一方面来源于社会群体对于社会流动的过高预期；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与社会不公平的广泛存在致使这些制度设计失去有效的执行有关。可以说，目前“阶层固化现象”更多来源于公平的缺失和人们社会期望的失落。
本次调查数据显示，涉世未深的90后对通过自身努力来改变命运的热情，比前辈们高涨得多，61%的90后相信自身“奋斗”，而在80后70后中，44.6%的80后愿意相信“自身努力可以叩开理想之门”，认同该信念的70后，仅有34.3%。
对此，社会学研究专家、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副总经理肖明超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说：“随着社会人口结构的变迁，70后和80后已逐渐成长为社会各领域的中流砥柱，成为社会财富的持有者和社会主力人群。现实中，由于社会机会不均等，让这两个人群产生了强烈的挫折感、个体弱势感和不安全感。”
底层群体呈扩大趋势
按社会学者的观点，以不同的标准，可把人分为不同的社会阶层，比如按权力、财富、学识、声望等。
早在2004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次发布《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把当代中国社会划分为十个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以及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
当前，对于底层社会包括哪些群体，学界尚无定论。本次调查数据显示，公众眼中的社会底层群体形象，其指标主要包括三个维度：低收入，居无定所；缺乏各项社会保障；自身权益难以维护，利益表达机制不畅。
“当下中国，原有社会底层群体向上流动越来越难，不少中产阶层一不留神，极易沦落为新底层，底层人群有不断扩大趋势。”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沈友军接受记者采访时举例说，“比如不少白领在高房价下，一夜之间负债数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
这种观点颇具代表性。本次调查数据也显示，77.5%的被访者认为底层公众比例有扩大的趋势，而且高学历被访者的态度更不乐观，80.1%的本科及以上被访者认为底层人群的比例还会扩大。
从目前情况看，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形”社会结构，被普遍视为稳定性最强、幸福度最高的社会。在发达国家，“社会中间阶层”能占全国人口的40%～50%。
而根据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李强教授的研究，中国还处于一个底层民众数量众多、其他阶层数量较少的“倒丁字形”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