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习武的师傅对我说起某一手功夫的来历与乾嘉苗民起义有关：“我们苗族武功有‘三十六攻打、七十二擒拿’策手(绝招)，其中有一手功夫叫‘乜妹敬酒’，说的是乾嘉苗民起义女英雄石乜妹在一次侦察中，乔装打扮成丫头向敌头领敬酒时，顺势将酒杯砸向头领的头，并且扭住他的脖子将他捉拿。”
一位唢呐大师这么向我解释了他们不会吹芦笙的缘由：“我们这里是先有芦笙(苗名‘概’或‘格’)后有唢呐的，我们这里先有吹芦笙的大师，他又从太上老君那里学会了吹唢呐的功夫。可是，自从“那次事”(指乾嘉苗民起义)后，官家不准吹芦笙，我们现在就只会吹唢呐，不会吹芦笙了。”
对于从乾嘉苗民起义后人们所受的苦难，事实上山江人并不愿意提起。人们往往将最深最大的苦难埋在心灵的最深处，并不愿意向人倾诉。
现在提起那些苦难，除了激起耻辱和仇恨以外，对于现实生活来讲又有什么意义呢？因此，在田野调查中，对于这一部分内容，我往往只能在无意识中做有心人，而不敢主动提问，害怕触及访谈对象心中敏感的“火药桶”。在他们的记忆深处，“官家”和“汉人”很多时候是可以混为一体，都代表着压迫自身的异己力量。
山江的老人告诉我以下这则“四月八”的故事就表现出人们对“官家”的痛恨：传说很久以前，每逢“四月八”，官家看见跳花场上的苗族姑娘漂亮美丽，就经常派打手来“选美进贡”，拆散了不少和美姻缘，糟蹋了很多良家女子。凤凰山下的苗族后生亚宜，就在车门寨对面的山坳上，组织有血性的苗族后生喝血后，发誓要同官家血战到底。第二天，正值农历四月八，苗族人民像往常一样，吹唢呐、打花鼓、带花柴刀、舒长龙棍，从四面八方涌进了跳花坪。当官家的打手们到来时，亚宜跳到花台前，吹起牛角号，后生们就拔刀舞棍，把这些坏家伙打得七死八伤，扔到河里去喂鱼。官家闻讯就派了兵马向跳花坪杀来，杀死了无数的苗族兄弟姐妹。这场战斗打了三天三夜，由于寡不敌众，亚宜才指挥大家向贵州撤退，和贵州苗族同胞一道同官家打了一年仗。第二年四月八，英雄亚宜和他的朋友们战死在贵阳城的喷水池附近。于是以后的跳花节就增加了新的内容。因此，这个节日具有双重的意义和内涵：它既是祭祀缅怀苗族英雄的纪念日，又是苗族人的联欢会。
不过，在人们笑谈本民族内部事情的时候，我还是能够听到许多并不轻松的叙述：过去，我们湘西苗族要承担来自官府的很重的差夫劳役。
几乎全民族的人都是二等公民。苗族人实在受不了，其中就有小部分人买通了门路，将自己从苗籍改成了汉籍。苗族的人数减少了，而差役一样沉重，分摊在每个人身上就更重了。
所以苗人被迫铤而走险，进行反抗的时候也就多了。苗人一反抗，马上被镇压，之后又有一部分人叛逃，设法脱离这个民族身份。官府和苗人之间的矛盾就这么循环下去。要不是后来有了共产党保护了我们，我们肯定都被灭族了。穷死、饿死，或者被烧杀而死，就会是我们的命运，我们也无法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了。
我们把这一部分背叛自己祖宗的人以及在起义中投降的人称为“苗奸”（与“汉奸”词义相近)。解放后重新确定民族身份的时候，有些曾祖父辈还是正宗苗族，自己这辈都还能说一口苗话的人，死活也不肯承认自己是苗族。他们嚷嚷：“怎么，我曾祖花了银子才改过来的民籍（身份)，到现在才75年呢。怎么又要我改回去做苗族人？我不干。”这种人都是“苗奸”的后代。他们对待我们苗族人，比起汉人对待我们来，手段更狠、也更恶毒，因为他们比汉人更了解我们，知道我们害怕什么。
以上这段文本，折射出弱势民族面对强权和强势民族时自我认同的两难处境和认同危机。在代表“汉人文明”的“官府”与“民籍”突兀地逼近“苗人”面前并让其无法回避时，“苗人”必须确定他们在这个不能回避的场景中的不同立场：要么继续忍受压迫、辗转逃避、躲藏，偶尔加之以反抗并付出诸如“生命”一类的沉重代价；要么出于改善生存状况的策略和对汉文化(优势文化)的仰慕，对自己的民族文化和语言产生自卑感直至完全放弃，转入“民籍”。被称之为“苗奸”的这后一部分人，往往生活在“苗”、“汉”两种文化的夹缝中，改变得了身份却改不了自己的出身，为了牟利或者取悦于“官府”，会一马当先地充当打手，侵占苗族村寨和苗民的利益。“入了民籍”或者说“归化”了的苗人，比汉人更瞧不起自己的民族同胞，同时也受到唾弃。他们的后代，几世过后就会完全忘记自己的苗族身份，其民族身份认同完全改变。
以上叙述中还体现出山江苗族对共产党及其人民政府的认同以及中华民族的认同。这两层认同，与他们对自己的民族身份认同是不相矛盾的，这主要得益于以下两点：中国共产党对山江苗族的切身利益的帮助(比如：每家分到了田产)；民族平等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正契合了费孝通先生所开创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论断。
不可否认，在苗民的日常生活中，并非时时刻刻都有着很强的民族自我意识。在安定时期，“苗人”和“客民”是彼此相安的，虽然内心彼此都很明了由于语言、风俗习惯的不同所导致的、隐忍着的“客民”对“苗人”的歧视情感、“苗人”对“客民”的抵触情绪。但是一旦矛盾激化，如上述“生擒苗人一名赏银五两，杀一苗人赏银三两”，修筑军事碉堡，采用“筑墙固边”围困封锁的方式将“苗”、“民”隔离，并禁令苗汉通婚与交往时，苗民的民族意识毫无疑问被大大加强了。在“求同”与“辨异”的过程中，其民族认同也更为固化。“苗”与“民”的对立使腊尔山台地的苗族产生了一种更强的“群体归属感”和排外情绪。
一位在基层政府任职的苗族知识分子，曾有一回深有感慨地对我说：其实我们苗族这个群体，从来就处在分化的过程中。在过去，一部分稍微有点能力有点门路的苗族人，一有机会，马上会设法脱离这个苗人身份，变成汉人。一部分人总是处于反抗中，竭力想通过武力去抗争，所以也敢于成匪。这两种人都只占少数。而大多数的苗族人都十分本分老实，忍辱负重，苟且偷生，对待不公正的事情总是采用躲和逃的策略，终日处于恐惧之中。
现在的情形其实也是这样：一部分人读书有了出息，到大城市里找了份工作安了家，总是对自己的苗族身份躲躲藏藏的，羞于向人承认自己是苗族人；一部分人赤手空拳、腹内空空跑到城市里去打工，生活不下去了就去偷、去抢，在外面结成匪帮谋生。这两年法制严些了，这种状况才少了些。
更多的苗族人都非常聪明，任劳任怨又能吃苦，他们现在需要社会给予他们一些机会去发展自己。
这位苗族知识分子在此提出了三个很有意思的话题：(1)汉民族的构成和发展吸纳了各种民族成分，正如“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2)在认识上，人们倾向于将“汉族”与“少数民族”一分为二，如所叙述文本中的苗人/汉人二元的转化区分。这种做法与表述方式，可能与人类认识深层的“两元对立”的意识结构有关。这不仅反映在中国学术界的研究上，同时也成为被国人社会心理乐于接受的“话语”和“集体意识”。(3)中国少数民族“汉化”过程具有其特殊性，其中的一个方面在于各族群各有其文化，每个个体和群体都只能在特定的文化中习得其认识方式，而每种文化都有其特定的价值取向，因而有其局限性。
当文化作为彼此认知的媒介时，势必会造成双向的误解。权力纬度的进入使得这种曲解加剧。对于一部分苗族而言，因为认同了出于强势地位的汉文化的逻辑和评判标准，少数族裔的身份就变成了避之不及的一种耻辱，因而一旦有任何机会，便会设法与这一身份划清界限。
山江苗族过去的苦难生活和他们对外界的隔膜，在一位退休在家的72岁老人的话语中也深有体现：我退休前在腊尔山当过副书记，后来还在（山江）区委做书记工作。我们这里解放，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是属虎那一年的五月（我马上让老人家停下来换算了一下，指的是1950年）。解放时，我们根本就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之前国民党造谣说，谁家有姑娘的得赶快放（指“嫁出去”），小伙子要赶快娶。老人家都会被活埋掉，搞得我们人心惶惶的。有天早上我们在家里听到有三处枪声，那是捉我们这里的那个大土匪的。解放军一围剿，土匪没有做任何抵抗就弃阵逃跑了。我们也很害怕解放军，也赶快跑。当时解放军误伤了一个和土匪一起逃跑的老百姓。解放军赶走土匪后，在逃跑了的老百姓家里做了饭菜，吃完后收拾干净还留下了大洋，之后当天就回去了。
当时我们实在是穷。没有鞋子穿，一年到头吃不饱饭。
能够活下去就不错了，根本就不敢有什么理想。第二天共产党通知我去一下，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坏事情，嘀咕了大半天还是去了。去的时候人家正在吃饭，也喊我吃，说吃完以后再谈工作。那顿饭有点肉菜，还是白米饭！那时候我想，到底吃不吃呢？哎，还是吃饱了再说，万一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哪怕是作个饱死鬼，也比作个饿死鬼强啊。吃了那顿饭，他们又给了我一双鞋子。后来我就参加了革命工作。
在被封锁和征剿以及与外界隔离的岁月里，山江苗族社区内部产生并固化了自己独有的一套应对艰难生活和外界侵犯的文化样式。首先，人们拥有了一套独特的民族传统生存技能和教育方式。人们通过“拜师傅”、“学堂子”，从艺人那里学会武功、巫术、草药以及手工业。习武对于山江苗族的生存来说具有重要意义，苗乡谚语有云：“养儿不读书，犁耙工夫就是字；养儿不学武，一辈子受欺负。”农业知识、气象、天文、历法知识的获得则来自于父母和村寨的长老。苗歌、理辞、故事、行为法规的教习多得益于村寨社会活动。其次，社区内部以村寨或几个寨子的联合体为单位，依靠“合款”所制定的款规来维持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秩序。这些习惯法规有“草标封山”、“合款护秋收”、“理师调解”、“饮血息讼”等等。
有形的边墙在新的时代里已经改头换面，变成了今天的“中国南方长城”，然而边墙的影子和它所负载的记忆却已经内化到了山江苗族的文化和心理中，并从他们自尊然而清贫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所居寨子的修建、对巫蛊的特别崇奉和性格上对外界的敏感和惧感中表现出来。
基于民族和地域区分产生的民众关系十分微妙。沈从文先生所说的“城里人”对“乡下人”(这里指大部分人口居住在乡下的苗族)的歧视在潜意识里还依然存在，苗族人自然也有回报他们所受侮辱的方式，过去用拳头，现在改用民族语言暗地里辱骂或“使坏”，因为大部分他族人不懂得苗语，语言的障蔽作用使得这种行为格外让他们得到满足。另外还有一种十分有趣的现象：住在乡下的苗族人进凤凰城中拒绝使用属西南官话的凤凰方言，他们使用苗语。当言语不通无法进行沟通时，年轻人会马上改用十分标准的普通话与对方进行交流；老年人则更乐于参加四乡苗寨的赶场。
在日常交流时，强势民族会有意无意中带出“苗子”、“苗婆”等侮辱和伤害弱小民族情感的词语来。据说“苗子”、“苗婆”这两个词语几乎是所有还没有完全汉化、残留了哪怕是一丁点儿民族情感的苗族人最听不下的、认为是最具污辱性的称呼，过去为了这些词语有人付出生命和一生自由的代价——骂“苗子”的人被打死，打人的人被政府判刑坐了牢。无意识的语言也能影响思维，这是萨皮尔－沃尔夫(Sapir-Whorf)假说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何况说者或许无意，听者未必无心。
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偶尔听到有他族人带出“苗子”、“苗婆”的字眼来，我心中总是胆战心惊，怕又会出什么事情。奇怪的是，没有人动拳头。“随他们去。”——我的访谈者一边这么回答，脸上却明白地写着伤心二字。这种不被言明的歧视气氛使得一些苗族人一旦进城工作就马上不再让儿女填报苗族身份，虽然这一点或许也和苗族个体的感受敏感度有关，但多少也体现出一种自卑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