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在其《苗民问题》一文中，沉重地分析道：我们应当知道，湘西在过去某一时，是一例被人当作蛮族看待的。虽愿意成为附庸，终不免视同化外。被歧视也极自然，它有两种原因。一是政治的策略，统掐一省的负责者，在习惯上的错误，照例认为必抑此扬彼，方能控制这个汉苗混处的区域。一是缺少认识，负责者对于湘西茫然无知，既从不作过当前社会各方面的调查，也从不作过历史上民族性的分析，只凭一群毫无知识诈伪贪污的小官小吏来到湘西所得的印象，决定所谓应付湘西的政治策略。认识既差，结果是政策一时小有成功。地方几乎整个糜烂。这件事现在说来，业已成为过去了。未来呢，湘西必重新交给湘西人负责，领导者又乐于将责任与湘西优秀分子共同担负，且更希望外来知识分子帮忙，把这个地方弄得更好一点，方能够有个转机。
对整个问题，虽千头万绪，无从谈起；对苗民问题，来到这十三县做官的，不问外来人或本地人，必须放弃两三千年以征服者自居的心理状态，应当有一根本原则，即一律平等。
教育、经济以及人事上的位置，应力求平等。去歧视，去成见，去因习惯而发生的一切苛扰。在可能情形下，应奖励客苗互通婚姻。能够这样，湘西苗民是不会成为问题的。至于当前的安定，一个想到湘西来的人，除了做汉奸，贩毒品，以及还怀着荒唐妄想，预备来湘西搜刮剥削的无赖汉，这三种人不受欢迎，此外战区逃来的临时寄居者，拟来投资的任何正当商人，分发到后方的一切公务人员和知识分子，以及无家可归的难民妇孺，来到湘西，都必然得到应有的照顾和帮助，不至于发生不应当有的困难。湘西人欢喜朋友，知道尊重知识，需要人来开发地面，征服地面，与组织大众，教育群众。凡是来到湘西的，只要肯用一点时间先认识湘西，了解湘西，对于湘西的一切，就会用另外看法，不至于是先入为主感觉可怕了。一般隔靴搔痒者惟以湘西为匪区，作匪又认为苗人最多，最残忍，这即或不是一种有意诬蔑，还是一种误解。殊不知一省削治若领导得人，当权者稍有知识和良心，不至于过分勒索苛刻这类山中平民，他们大多数在现在中国人中，实在还是一种勤苦、俭朴、能生产而又奉公守法，极其可爱的善良公民。
四、湘西光复运动、革屯运动和匪患
历史的齿轮滑过苦难的19世纪。20世纪前半期，苗区之外，“国民”取代了“子民”，但包括山江苗族在内的湘西苗族的处境非但没有好转，情况反倒更为恶劣了。
1912年，湘西光复运动在略有反复之后，革命最终成功，清朝统治者被赶走。然而湘西地区实质上没有任何变化：田地租税，官兵饷粮，依旧按照清朝惯例收发；直至1936年上半年“苗民革屯”以前，屯田军官的官衔依旧沿用清朝颁授。清末改制，废除绿营军另组新军的改革还未到湘西时，清朝已被推翻，于是清朝镇守镇筸城的职司在民国时期改为“湘西镇守使”，早年留学日本的同盟会会员、后来参加过南京起义的苗族田应诏被任命为“湘西镇守使”兼任“辰沅道尹”，治理湘西。1917年，湘西在军阀混战中取得独立地位，镇筸镇守使正式改称“湘西军政长官”，依照半新半旧的政治模式治理苗疆一切事务。其后相继崛起的田应诏、张学济、陈渠珍等地方军政势力，直接影响到湘西社会后来30年的兴衰荣枯。
然而这一切政治烟云，对于地处腊尔山台地的山江苗族来说，要么是与己无关，要么是再一次伤心裂肺的被追赶、捉拿与剿杀。辛亥革命后不久，凤凰初次发起的武装起义失败后，苗民遭受了一如既往的“非子民”待遇。在清朝官吏们的眼里，湘西光复运动只是“苗人造反”——苗族不服王化的历史延续。沈从文在他的《从文自传》里为我们留下了如下记录：
革命算已失败了，杀戮还只是刚在开始。城防军把防务布置周妥要当后，就分头派兵下苗乡去捉人，捉来的人只问一句两句话，就牵出城外砍掉。……当初每天必杀一百左右，每次杀五十个人时，行刑兵士还只是二三十人，看热闹的也不过三十左右。有时衣也不剥，绳子也不捆缚，就那么跟着赶去的。常常有被杀的站得稍远一点，兵士以为是看热闹的人就忘掉走去。被杀的差不多全从苗乡捉来。糊糊涂涂不知道是些什么事，因此还有一直到了河滩被人吼着跪下时，方明白将有什么新事，方大声哭喊惊惶乱跑，刽子手随即赶上前去那么一阵乱刀砍翻的。
这愚蠢残酷的杀戮继续了约一个月，方渐渐减少下来……到后人太多了，仿佛凡是西北苗乡捉来的人皆得杀头。
衙门方面把文书禀告到抚台时大致说得就是“苗人造反”。因此照规矩还得剿平这一片地面上的人民。几个本地有力的绅士，也就是暗地里同城外人沟通却不为官方知道的人，便同向宪台请求有一个限制，经过一番选择，该杀的杀，该放的放。每天捉来的人即有一百两百，差不多全是四乡的农民，即不能全部开释，也不就全部杀头，因此选择的手续，便委托了本地人民所敬信的天王。把犯人牵到天王庙大殿前院坪里，在神前掷竹筊，一仰一覆的顺筊，开释，双仰的阳筊，开释，双覆的阴筊，杀头。生死取决于一掷，应该死的自己向左走去，应该活的自己向右走去。一个人在一分赌博上既占去便宜三分之二，因此应该死的谁都不说话，就低下头走去……
腊尔山台地苗族在舔吸自己受创的伤口之余，除了一如既往地与艰难的地理条件抗争、辛勤劳作负担屯租以求生存外，还将自己隐藏得更深，更加注重自保，对外界和政府更为惧怕，对外族人也更为疑惧和不信任。
20世纪30年代，湘西的苗族被迫于内焦外困和生活的重压，重新举起了义旗。1934年，湘西连续发生水涝旱灾，生活在屯田制下的苗区民由于近两年湘西民众所感到的受******嫡系军队的欺侮、敲诈和压迫，对陈渠珍重新主持湘西局面抱有某种期待，因此，在陈渠珍抵达沅陵那天，沅陵竟出动了一万多人，在沅水两岸欢呼，迎接陈渠珍的归来。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向苗族起义军的进攻，因连遭败绩，被迫放弃武力解决湘西问题的策略，采取软硬兼施，被迫苗族起义军接受改编。于是，龙云飞等人也来到了沅陵。在陈渠珍、龙云飞这些能左右湘西地方局势的各方头脑眼里，沈从文这时已经颇有分量。这不仅是由于他已是全国知名、在湘西更是所有读书人无所不知的著名作家，而且是跑过大码头、见过大世面，对目前国事深有了解的人物。过去，沈从文就已和陈渠珍、龙云飞相熟，其他高级幕僚与沈从文也非亲即友。因此，一时间，沈从文成了大受欢迎的远方来客，时局的变化使他说话也没有了忌讳。几方凑合，大家有了一席长谈。这次谈话对湘西局势的后来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1939年9月至10月，新六军两个师（即龙云飞的新六军暂五师和暂六师）响应上级布置，驻守湘潭、株州，成功击退日军的进攻，协助取得长沙会战（始称“湘北大捷”）的胜利。
众要求湘西“自治政府”减租，独霸一方的军阀“湘西王”陈渠珍不许。
1936年初，凤凰苗族头领龙云飞、石维珍、龙云超等人与花垣苗族一起发动苗民起义，要求“废屯归民”，组成湘西民族抗日救国军，相继围攻永绥(今花垣)、凤凰、保靖等县。“七·七”事变后，运动又同抗日结合起来，组成“湘黔川苗民革屯抗日救国军”，提出“革屯抗日”等口号。
起义伊始，******从江西急调一个军的兵力，开进湘西，企图一面扑灭苗民起义，一面对陈渠珍所控的地方势力进行兼并压迫，从而一箭双雕。
1936年春，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为了打击陈渠珍的势力，也派六十二师旅长张悫忠驻凤凰，以“清匪”、“挤枪”为名，滥杀无辜，陈渠珍的旧部多被株连。1936年8月，在龙云飞的周密部署下，苗族起义军攻陷乾城。******将失败责任转嫁到何键身上，同年11月，撤销何键湖南省政府主席职务，宣布湘西为“匪区”，继续调兵遣将，向苗民起义军进攻，湘西一时陷入极端混乱状态。对外孤立自守的陈渠珍受内外夹攻，被迫下台，从此后湘西结束了自治状态。
1938年初，因国民党军队向苗族起义军的进攻连遭败绩，国民党被迫放弃武力解决湘西问题的策略，答应起义苗民的要求，实行“废屯升科”，革除了乾嘉起义后延续湘西140多年的屯田制度。已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张治中软硬兼施，逼迫苗族起义军接受改编。龙云飞等人领导的苗族起义军从抗日大局出发，在沈从文的斡旋下，接受了国民党政府的改编，八千苗族起义男儿被改编开赴抗日前线，在湘北一带与日军浴血作战，协助取得“湘北大捷”的胜利。之后，龙云飞等起义领袖在识破国民党政府企图假日军之手，消灭苗族生力这一阴谋之后，相继返回湘西。
1936年7月，湖南省政府通过了“湘西苗民文化经济建设方案”。方案强调了苗区军事自治，包括修建用于抗匪使用的碉堡和对用户继续进行武器登记，提出帮助苗区发展教育和经济，提倡通婚，结束对苗人的民族歧视，并号召苗民“改习汉语”，丢弃过量的献祭惯俗和“婚丧不良习惯”及“不正当娱乐”。其后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湘西成为抗日大后方，一切服务于抗日救国这个目标，因此这个方案在湘西苗族地区没有得到贯彻，最终变成一纸空文。
湘西在近现代时期一直深受匪患之害，直到共产党进入湘西建立政权以后，土匪势力才被彻底铲除，人们生活才得以太平。兵与匪在社会上所扮演的角色区别不大，各种地方势力之间互相发生冲突，出于报复动辄血洗苗寨，或者勒令苗寨交纳保护费。这些匪徒的客观存在，加重了苗族的经济负担和心理负担。在苗族人的印象中，兵、匪都是特别令人恐惧的势力。苗语将“兵”喊作“庚”(“虫子”)，指的是兵和一种能做蛹的虫子如菜叶青、毛毛虫、桑蚕一样具有蚕食的力量。
兵荒马乱的岁月里被他者欺凌压制的历史，使苗族地区的土地兼并愈益严重，生活环境更为恶劣，人们的怨恨和积怨愈深，对外界的惧怕、仇视和自保心理也愈强。终年勤劳却不得一饱，动辄饱受穷病而死，人们在恐惧中挣扎，生存本身成了包括山江苗族在内的湘西苗族最大的人生理想。
五、山江苗族的记忆与认同
对于乾嘉苗民起义的情形和状况，由于人事久远，同时我的田野调查范围内没有直接与清军发生战争的古战场，因此人们对于这段历史记得不是很明晰，但由于当时被称之为“苗巢”，山江苗寨事实上是苗民起义军的一个大后方，人们对此的记忆还有一些存留。
山江苗族的总体感觉，就是过去和现在很不一样。“那次事”(指乾嘉苗民起义)是转折的一个关键点。这些变化，体现在对于房屋样式、苗族服饰、苗药、苗族武功、民间乐器的记忆和还傩愿唱词中。
一位木匠曾向我介绍这里房子样式的变化，说这里的苗族过去修屋子都不需要修围墙。寨子里虽然有寨门，但没有保家楼和卡子。自从“那次事”(指乾嘉苗民起义)后，人们修屋子除了考虑防寒、防雨和防猛兽外，还要特别注重防枪、防弹和防火。
人们对于乾嘉苗民起义前苗族的服装也有一定的记忆。一位会绣花的老婆婆告诉我：“以前我们的衣服可不是这样子的，衣是开襟的，没有裤子，只有裙子，上面绣的花也不一样，我小时候看到我奶奶死时还穿那样的衣服。”
一位对苗药颇有研究的师傅告诉我：“我们苗族有一种能够使子弹从人的身体里退出来的‘退子弹’药，苗名叫‘一毛’，‘一毛’是什么，我一直不清楚，因为从苗语词来讲，怎么都无法解释，后来我看到古书把“那次事”(指乾嘉苗民起义)叫‘乙卯事变’，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们把‘乙卯’记成‘一毛’——这‘退子弹’药一定是在乾嘉苗民起义，即‘乙卯事变’中立了大功才被我们的祖先记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