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曾国藩忧心忡忡，遂导致失眠。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自省自悟以后，曾国藩在自我修身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及至复出，为人处事不再锋芒毕露，日益变得圆融、通达。
生活中，他也尽量做到不露锋芒，将才华深藏。他曾说过：“吾平生短于才，爱者或以德器相许，实则虽曾任艰巨，自问仅一愚人，幸不以私智诡谲凿其愚，尚可告后昆耳。”
这里有一封他写给陈源兖和郭嵩焘的信：
易念园归，称岱云有《之官诗》四章，未蒙出示。（近各省有拐带幼儿之案，京城亦多，尊处有之否？若有，须从严办也。）杜兰溪于闰月杪奉母讳，将以八月出都，留眷口在京。胡咏芝来京，住小珊处。将在陕西捐输，指捐贵州知府万余金之多。不费囊中一钱，而一呼云集，其才调良不可及，而光芒仍自透露，恐犹虞缺折也。岱云在外间历练，能韬锋敛锐否？胡以世态生光，君以气节生芒。其源不同，而其为人所忌一也。尚祈慎旃！（陕甘番务办毕，尚为妥善。云南回务尚无实耗，大约剿抚兼施耳。镜海丈尚在南京。）比移广信，士友啧啧以肥缺相慕，眼光如豆，世态类然。
在这封信中，曾国藩提到陈源兖凭着个人气节引人注意，胡咏芝凭着擅长交际露出不俗气息，虽然二人才能出众的途径不同，但都没有掩盖锋芒，都会招人忌恨的。
曾国藩认为，为人与书法有相通之处。书法有藏锋之说，藏锋收尾才能笔落惊鸿，写出上乘的作品，做人也是如此。
锋芒不露讲的就是一个“藏”字，仅这一个“藏”字，就包含着无穷意味。“藏”的目的，是不让别人发现自己的长处，不引起别人的妒忌，更好地保护自身；是等待时机，在最有把握的时候出击，令敌人大吃一惊，防不胜防。
古今多少人，他们目光短浅，急于求成。他们不愿意放过任何可以表现的机会，一旦表现，则力求做到淋漓尽致，恨不得将心掏出来给别人看。殊不知，他们犯了激进的毛病，这样做的结果只能让自己陷入被动。如果自己有才，不一定能够得到别人赏识，有时候还会让掌权者产生妒忌，如曹操妒杨修之才，炀帝妒薛道衡之才；如果自己无才，却在大庭广众之下极力自我表现，无异于班门弄斧，拙笨之处暴露无遗，给别人留下可乘之机。
处世中，有人锋芒毕露，有人藏锋露拙。曾国藩则属于后者，他虽有才干，却不轻易外露。毕竟，才华横溢会遭人忌恨和打击，最终导致事业上的失败。
《易经》上说：“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这里的“器”，便可引申为才华、实力。没有才干，想要有大作为，无疑是很困难的。但有了才干，却不加掩饰，锋芒尽露，这些“锋芒”或者“器”便如同带刺的玫瑰，很可能触痛别人的不平衡心理，于是，人们便会反击，将其“锋芒”拔掉，将其“器”缴械。
曾国藩有言：“处兹大乱未平之际，惟当藏身匿迹，不可稍露头角于外，至要至要。”
3.自剪羽翼，适时收敛
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太平天国运动被平定后，曾国藩同样面临这样的境况，为保全自身，曾国藩自剪羽翼，使清廷感觉到他无心和无力篡权。曾国藩的做法取得了实际效果，最终“命”和“名”都保住了。
曾国藩说过：“宦途险恶，在官一日，即一日在风波之中，能妥帖登岸者，实不易矣。”
同治三年（1864），湘军攻破天京，太平天国走向覆亡之路，曾摇摇欲坠的清政府终于可以暂时稳住脚跟。长达12年的苦战终于结束了，曾国藩受任于危难之中，力挽狂澜，克敌制胜，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这12年中，凡有战果，一般来说都会受赏。曾国藩培植起来的各湘军集团头目纷纷授予官职，巡抚居多。平息太平天国运动前后，曾国藩权势大增，不仅原有属下各有成就，他自己也受到众多赏赐。咸丰十一年（1861）被授职于两江总督，执掌四省军权。同治元年（1862），曾国藩被加授“协办大学士”头衔，此时的他已经是大清建朝以来权势最高的外臣。消灭太平军后，曾国藩再次受封，加衔太子太保。
为保地方稳定，曾国藩创建的湘军被清政府分派各地，无形中替曾国藩编织了一个庞大的关系网。
清政府已感觉到曾国藩的潜在威胁，他们开始瓦解曾国藩的组织，削弱其势力。他们一方面提拔曾国藩属下的一些湘军将领，使他们的地位有所提高，摆脱客观上与曾国藩的从属关系，一方面刻意去压制那些不改气节的曾国藩死党。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曾国藩目前也面临着这样的境况，其心情可想而知。
曾国藩早就说过：“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他将一切看在眼里，知道目前形势对己不利，于是采用了保身之法，即自剪羽翼。
太平军叛乱平息不久，曾国藩向上奏请停解了广东厘金。广东乃富庶之地，税务繁多，有地丁、漕粮、海关、盐场、劝捐和厘金等。1862年，曾国藩上奏，由于缺乏军饷，要求朝廷派出官员奔赴广州办理抽调厘金等事务，后一直延续下去。
既然曾国藩提出了停解厘金，清政府自然是喜不自禁，立刻批复。他们令广东巡抚将厘金的七成征入本省，另外的三成仍解给驻扎在皖的湘军大营。曾国藩毅然拒绝，坚持不再从广东抽半点厘金。
事过不久，曾国藩再次奏请，要求停解江西半厘。江西半厘得之不易，为此，曾国藩曾与当时的赣抚沈葆桢争得面红耳赤。如今，却将此厘金拱手相让，从此不再解给湘军大营，统由沈葆桢征收。不仅如此，曾国藩还要求将鲍超、周宽世二人率领的两路湘军归其旗下，军饷由沈本人发放。
1865年，曾国藩又一次奏请，停解用于编扩湘军而专设的湖南东征局厘金。1860年，为扩大湘军规模，曾国藩在湖南特设东征局，在湖南省厘金的基础上再加抽半厘，解送至曾国藩的湘军大营。
不仅如此，曾国藩还锐裁湘军。湘军的建立是为抵抗太平军的，它与清政府的绿营军是有本质区别的。既然太平天国运动已经被平息，理当解散。
曾国藩所率湘军达12万，实际上除去左宗棠属下的4万人和沈葆桢属下的3万余人外，只有其弟曾国荃属下的5万人掌握在手中。这5万湘军正是清政府的疑惧所在，此军队一日不散，清政府就总会感到坐立不安。
1864年，曾国藩奏请将直属湘军裁去一半，仅留25000人，分守江宁、皖南、皖北。清政府接到奏折后，喜忧参半。喜的是曾国藩主动裁员，忧的是曾国藩裁兵过多，那些被裁的散兵游勇会破坏社会治安。为达两全其美，清政府向曾国藩提出，将所裁兵士中的精壮者编入绿营军。曾国藩不予理睬，坚持原有的裁军主张，大刀阔斧地进行了裁员。
1865年，曾国藩又宣布将张诗日和彭毓橘手下镇守江宁的1万湘军裁去八营。由于当时这些守军正在清理秦淮河内的淤泥，未能执行。不久，御史朱镇告发湘军在江南一带骚扰乡民，不待曾国藩执行，清政府又下令裁军。曾国藩加大力度，将裁军数量由八营增至十二营，江宁仅剩下二千余人守城。曾国藩裁军前后，刘连捷、朱洪章和朱南桂的一万五千驻皖军队也进行了大量的裁员。几次大裁员后，曾国藩的部队人数骤减，不足以对清廷构成威胁。
其实，曾国藩裁减湘军还有其他原因。
自从安庆之战结束后，湘军的数量虽然大增，但是因为多方面原因，湘军的素质与以往相比，却大为逊色，战斗力远远不如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之初。攻克天京后，曾国荃部下的湘军在城内大肆抢掠财务，很多军士都弄到了不少钱财，无心恋战，并且在城内欺辱妇女，可谓无恶不作，腐败至极。如果不将这样的部队遣散，他们手持兵器，则无法使社会安定。不仅如此，湘军内部还出现了一些会党，哥老会在当时的军队中甚为活跃，经常聚众扰乱军纪，引发冲突等等。治人先治心，面对这样的湘军，曾国藩再也无法管理，裁减湘军成为必然。
为了使清政府能够对自己放心，曾国藩做得很彻底，除了停解厘金和裁减部队外，曾国藩还用了其他方式保全自己。
早在同治元年（1862）湘军攻打雨花台时，曾国藩就感到自己权高位重，怕平定太平军后不能保身，打算辞去两江总督和钦差大臣之职。因其弟曾国荃竭力反对，曾国藩才没有如此行事。但为了向清廷表示自己无心贪念权位，曾国藩还是决定上奏，免去其中一职。
曾国荃与兄曾国藩不同，他没有曾国藩那样低调。天京是曾国荃属下的湘军攻陷的，破城后，湘军首领顿时放宽军纪，湘军欣喜若狂，在城内肆意劫掠，将整个天京城洗劫一空。可是，城内太平军并未被完全剿灭。他们乘湘军军纪涣散，到处劫掠之际突围而出，突围人数竟达千余人。残兵败将却能够突围冲出，说明还有重要的统帅没有被湘军俘获或杀死。
尽管有人逃脱，捷报还是得上传。为推卸并未彻底消灭太平军的责任，曾国荃与幕僚商议，在起草奏折时加了一段话，大意是说金陵城太大，搜捕太平军散部难以彻底，曾国荃曾在扫城时回过雨花台大营，困在城中的败寇，可能有逃走的，曾国荃定会率大军出城沿路追杀。
清政府收到奏章后，严厉呵斥曾国荃，指责他贪图享乐，在未对天京完全控制的情况下，擅自回城外大营，导致太平军没有彻底消灭。曾国荃本想推卸责任，没想到弄巧成拙，惹得清廷震怒。
然而，早在左宗棠破杭州城时，已经有过好几万太平军突围成功的前例，但左宗堂并未受到任何指责。可见，清政府是有意与曾国藩为难。
收复天京后，曾国荃没有吸取教训，并不收敛，他甚至散布说攻克天京是他一个人的功劳，这难免招人不满。再加上他攻克天京后的恶行被舆论到处散播，直接影响到了曾国藩的名声。还有，当时曾国荃手握5万大军，清政府无法对其放心。于是，曾国藩以其弟曾国荃有病在身为由，奏请让其去浙江补缺，赴任浙江巡抚。清政府甚是高兴，爽快同意了曾国藩的奏请。
曾国藩的自剪羽翼取得了良好成效，他的做法无疑是明智之举。他曾在写给李鸿章等人的信中说道：
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鄙人之旗帜，外间疑敝处兵权过重，利权过大。
在给弟曾国荃的信中提到：
自古握兵柄而兼窃利权者，无一不凶于国而害于家，弟虽至愚，岂不知远权避谤之道？
4.裁军不辞官，巧妙避嫌
军权可放，但不可全放。因为军权在握，异己者就不会轻易攻击自己。己有所恃，敌便有所忌。曾国藩同样深谙此理，官可以不做，利可以不取，但没有军权却万万不行。曾国藩虽握军权，但因为他手中的军权适度，从而能够在不被清廷的猜忌下，更好地为国效力，更好地保全自己。
同治元年（1862），曾氏家族处于鼎盛时期。曾国藩身居将相之位，曾国荃统领的人马达两万之众，曾国华统领的人马也达五千之多；曾国荃在半年之内，七次拜受君恩。尽管这还不是曾氏家族最为辉煌的时期。但面对如此浩荡皇恩，曾国藩早已心满意足，甚至有点喜出望外，他禁不住骄然慨叹：近世似此者曾有几家？近世似弟者曾有几人？
曾国藩之所以被重用，关键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存在。如果没有太平天国运动，清政府就不会依赖曾国藩。他们不想在消灭了太平军之后，又有湘军谋反。咸丰四年，曾国藩攻陷武昌后，咸丰皇帝对他的封赏一再迟疑，正是考虑到这些。当时，捷报传来，咸丰皇帝很高兴，立即下旨，封曾国藩为湖北巡抚，并且夸奖曾国藩，说他虽然是一介书生，却能够立下大功。咸丰皇帝身边的一位大臣却劝他，说曾国藩虽然是一个普通人，但是他振臂一呼，四面八方的人都会响应，聚集在他的周围。虽然有了功劳可以得到奖赏，但给他权势，却不一定是国家的福气。咸丰皇帝揣摩过后，就改变了主意。
曾国藩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意识到了危机，心中不免有矛盾。因为要想做到精忠报国又要做到功成身退，的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古今能做到这点的人寥寥无几。
曾国藩功成身退的想法在他的日记中屡屡表露：
日内因户部奏折似有意与此间为难，寸心抑郁不自得。用事太久，恐人疑我兵权太重、利权太大。意欲解去兵权，引退数年，以息疑谤，故本日具折请病，以明不敢久握重柄之义。
同治三年（1864）三月二十五日
皇帝降下谕旨，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督军北上，并加封：是日接奉廷寄，一等侯之上加“勇毅”二字……加此二字，不以为荣，适以为忧！
同治四年（1865）四月二十九日
是日，接奉廷寄，因十二月十八日秦兵之败，霞仙革职。业经告病开缺之员，留办军务，致有此厄，宦途风波，真难测矣！然得回籍安处，脱然无累，犹为乱世居位者不幸中之幸。
同治六年（1867）正月初七
在给李鸿章的信中，曾国藩也提到：“仆辛苦多年，何必于晚节恋此一官……从此不居权要之任，或可保全末路耳。”
世上有两种人：一是不知足者，二是自我满足。自我满足者又有两种：一盲目满足，二知足常乐。前者就是物欲横流，后者心灵通达。曾国藩不计较得失，知心足志方为好，并以“知足慎独”为人生学问，可谓智者！
曾国藩有一首诗最能代表他的“知足”观：
慎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
求仁则人悦，习劳则神钦。
的确，知足是一种最大的满足。宦海多年的曾国藩深知知足之道：
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岂无过人资，多欲为患害：在约每思丰，居困常求泰，富求千乘车，贵求万钉带，未得求速赏，既得勿求坏。芬馨比椒兰，磐固方泰岱。求荣不知厌，志亢神愈昂，岁懊有时寒，日明有时晦，时来多善依，运去生灾怪。诸福不可期，百殃纷来会。片言动招尤，举足便有碍。戚戚抱殷尤，精爽日凋瘵。矫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安荣无遽欣，患难无遽憝。君看十人中，八九无依赖。人穷多过我，我穷犹可耐；而况处夷涂，奚事生嗟气？于世少所求，俯仰有余快，俟命堪终古，曾不愿乎外。语云：名根未拔者，纵轻千乘甘一瓢，总堕尘情；客气未融者，虽泽四海利万世，终为剩技。
意思是：
知足就会觉得心中像天地一样宽广，贪得无厌会觉得宇宙也十分狭小。对于没有超乎常人资质的人来说，多欲多求就更招致祸害。贫困时总想到丰盛，困境时经常寻求平安，富贵时要求有千乘车，尊贵时追求万钉带，没有得到又要求迅速赏给，得到后又想永久占有，追求椒兰那样的芬芳的香气，如同泰山般稳固的地位。追求荣华富贵，没有知足，整日精神昂扬但越来越萎顿，天气有寒有暖，日月有全有缺，时运好时多结善缘，时运不好会生灾患。
各种福分不可期求，各种祸害往往纷至沓来。一句话会招人怨尤，一举足便会有障碍。举首望世界，乾坤是多么大啊，得到荣誉不要立即欢欣，遇到患难也不要立即气馁。你看十个人中，八九个都没有依赖。别人穷困多超过我，我的穷困仍然可以忍耐；况且处于平坦夷途，还有什么事值得嗟气叹息呢？
对于世界少一些索求，走路、睡觉都十分愉快，听天由命活到老，就不会四处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