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一个名利思想不能彻底拔除的人，即使能轻视富贵荣华而甘愿过清苦的生活，最后还是无法逃避名利世俗的诱惑；一个受外力影响而不能在内心加以化解的人，即使他的恩泽能广被四海甚至遗留给千秋万世，其结果仍然是一种多余的伎俩。
他把自己的感觉和心情告知家人，又以自己的学识、阅历和权威规劝家人：
日中则昃（太阳偏西），月满则亏。我们家现在到了满盈的时候了！管子云：“斗斛满则人概（削平）之，人满则天概之”。我以为，天之平人原本无比形，必然要假手于人。比如霍光氏盈满，魏相来平灭他，宣帝也来平灭他；诸葛恪盈满，孙峻来平灭他，吴主也来平灭他。待到他人来平灭而后才悔悟，就已经晚了。我们家正处于丰盈的时期，不必等到天来平、人来平，我与诸位弟弟应当设法自己来平。
“功成身退”的思想在今天对许多人来讲已经不太实用。它会使人失去积极的进取心，从而满足于现状，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是其糟粕之处。事实上，这里提出的“功成身退”仅是一种退守策略，是指一个人能把握住机会，获得一定成功后，见好就收。
老子的知足哲学也包括了“功成身退”的思想。所谓“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其含义为，过分自满，不如适可而止；锋芒太露，势难保长久；金玉满堂，往往无法永远拥有；富贵而骄奢，必定自取灭亡。而功成名就，激流勇退，将一切名利都抛开，这样才合乎自然法则。因为无论名或利，在达到顶峰之后，都会走向其反面。
曾国藩本来是一个虔信程朱理学的学者，然而那个时代把他造就成了一代中兴名将。从1852年奉旨兴办团练开始，到1872年他死前的一二年，他一直在过问军事。他仿照明代戚继光创建了一支不同于绿营军（官兵）的新型军队，这支军队纪律严明，战斗力强，为他立下了赫赫战功；然而，正当它处于威震四海的顶峰时期，曾国藩却出于保全自己的目的，下令解散了它。
曾国藩自从“特开生面，赤地新立”拉起一支从团练改编而成的军队——湘军时，便汹汹然地冲在对抗太平天国的最前列，此时他完全被维护皇朝的义务感和炫耀自己的功业心包围了。但在以后的征战生涯中，不仅战事棘手，屡屡受挫，而且也时常受到来自清政府内部的多方掣肘，真可谓身陷炼狱，备尝艰辛，但他毕竟都竭蹶经营，“咬牙立志”地坚持了下来。
因此，当他在1858年再次出山时，变得十分注意自我克制，特别注意调整自己和清廷之间的关系，尤其注意回避历史上那些顾命大臣常遇到的功高震主的问题。
曾国藩时常提醒自己要注意“富贵常蹈危”这一残酷的历史教训，只有推美让功，才能持泰保盈。
当天京合围之后，李鸿章、左宗棠先后攻下了苏、杭，五万大军陈兵于天京城外，却难以将天京攻下，来自于朝廷上下的各种议论纷起，这不能不引起曾国藩的注意和思考。尤其是与沈葆桢争夺江西厘金的问题上，更引起他的警觉，他已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朝廷有意偏袒沈葆桢而压抑自己，使之处于极难的处境之中。
在攻克天京前，曾国藩对于大功后他所面临的政治危机，已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当攻破天京的消息传至安庆以后，他更是绕室彷徨，彻夜思考，对于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进行预测并采取相应的处理办法。
当曾国藩从安庆赶到江宁的时候，持盈保泰的解决方案已完全成熟，那就是裁军不辞官。
曾国藩在攻破天京后，被皇帝封为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他是事实上的湘军领袖，凡是湘军出身的将领，无论是执掌兵权抑或出任疆吏，都视他为精神上思想上的领导者，而湘军在裁遣之后，被裁者多至数万，功名路断，难免有很多人感到心怀不满。
曾国藩如果在此时请求解官回籍，皇帝当然不能不接受他的要求。但如他在回到乡间之后，以一个在籍乡绅的地位，一旦为图谋不轨之人所挟制，并奉之为领袖人物，即使曾国藩知道如何应付，而对清朝政府来说，也仍然不可接受，故而解官返籍并不是保全功名之道。如果清政府怀有过分的恐惧，以为曾国藩之辞卸官职，正表示他有不愿继续为朝廷效力的意愿，那就更容易发生不必要的猜忌了。
所以，曾国藩在此时一方面自动解除兵柄，一方面要留在两江总督任上继续为清政府效力，决不轻言去留，无疑正是绝对使清政府感觉放心的最好办法。试看他在两江总督任内因奉旨剿捻而不以劳苦为辞，逢到军事失利，立即趁机推荐李鸿章自代，亦无非仍是远权势而避嫌疑的做法，不过在表面上不太显露痕迹而已。至此，我们当然要相信曾国藩之功成不居与远嫌避位，正是他的一贯作风了。
曾国藩一贯主张“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人家，不可不牢记此二语也。”
裁撤湘军，是曾国藩谋事在先，“盛时常作衰时想”的一个典型事件。
5.祸从口出，言多必失
“东西可以乱吃，话不可以乱说”，这句俗话强调了在说话过程中，必须得学会谨慎。说出去的话如泼出去的水，难以收回。因此，慎言是必要的。而慎言的最好方法是不多言，力求简洁明了。滔滔不绝的人说错话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他们会招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曾国藩的为官之道是渐渐摸索出来的，他的谨慎为人也是在不断体会中磨炼出来的。
《周易》曰：“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它的意思是，有修养的人，言简意赅，不会胡乱地空发议论；而性格浮躁、缺乏修养的人却总爱夸夸其谈，大话连篇。
曾国藩的性格变化是很大的，做大官前后，他好像脱胎换骨了一般。
30岁前的曾国藩总爱说话，并且他的言语中总是有一股尖酸刻薄的味道。虽然自身很有才华，但是别人还是不愿意与他交往，对他敬而远之。因为，无论在酒桌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不经意的讥讽话语总能够让同僚或关系普通的朋友们难堪。时间久了，他的恶名也就传得较远。后来，翰林院的同僚们渐渐孤立了他。
曾国藩如果不知悔改，他的仕途应该不会长远。然而，曾国藩还有一个突出的优点，这个优点会将他诸多的缺点弥补，不断完善自身。这个优点便是他能够反省、检点自身。
尝到了苦头之后，他不能够再容忍自己多嘴多舌的毛病，于是决定悔改。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要想改掉这根深蒂固的恶习，必须得付出艰辛努力。
以后的日子里，他还是不能将恶习彻底戒除，多多少少又因为多嘴多舌得罪了一些人。不过，经自己不断反省，多言的毛病果真改掉了。
“常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福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这句话是曾国藩做官的体会。他认为，桀骜不驯定会招致别人的敌视，以致众人群起攻之；多嘴多舌同样要不得，它也会让自己陷入被动。
太平军起义时，咸丰皇帝登基不到一年。局势相当紧张，为保大清安稳，咸丰皇帝下令，广开言路，希望能够找到治理国家和保卫国家的两全之计。为表对大清的忠心和国家大事的关心，曾国藩难以抑制自己的一腔热血，立即上疏，将自己的治国和救国方略一一道尽，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思。但由于种种原因，曾国藩的提议始终没有被采纳。
曾国藩见自己提出的建议被搁置起来，不由得十分气愤。他没有善罢甘休，再次上疏，强调在大清国内革新政治，并且把咸丰皇帝当成了攻击对象。他在疏中陈述了咸丰皇帝的种种不是，如咸丰皇帝拘于小节，不为大清的长远利益打算；做事情本末倒置，不考虑上疏的实效性，只知道欣赏文字的修饰等等。咸丰皇帝看到曾国藩写的东西后，怒发冲冠，并立即下令查办曾国藩。幸好当时有权重大臣为他说好话，曾国藩才勉强得到保全。
有了这一次经历，曾国藩暗自揣摩，细心体会，在以后的官场中，逐渐变得更加谨慎起来，一般情况下他都会守口如瓶，并且经过自己的摸索，对多言有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人在独处的时候，一般没有什么话要说，虽然不乏有自言自语的人。和家人相处的时候，因为天天相处，不管自己有优点还是缺点，家人一概接纳，不会过多探讨，偶尔提示一下便可，也没有多少话要说。但和朋友在一起可就不一样了，这时候，他会一改在家里的沉默寡言，绞尽脑汁也要将话说得令众人吃惊，或为了表达语言所不能表达的意思，便以动作配合。
这便是人们的表现欲在作祟的缘故，为了表现自己的才华、风度、智慧、幽默等，难免夸夸其谈，殊不知在这无休止的表演中，却将自己的缺点一点点地暴露出来。
曾国藩不仅自己慎言，还经常劝诫弟弟和部下不要多言。
曾国华和曾国荃是曾国藩的两个弟弟，二人都与青年时的曾国藩性格相似，要么说话刻薄，要么多嘴多舌。曾国藩不想弟弟再走自己的老路，为了使弟弟不走自己的老路，曾国藩对此二人屡屡劝导。为了让性格刚烈、言语刻薄的曾国华处理好人际关系，曾国藩送给他“温甫”作为他的字号，意思是让他待人要温和一些，克制自己，不要伤害他人的自尊心。曾国华明白哥哥的心思，在日后的待人接物上，都显出温和的一面。
曾国荃后来也被朝廷加封，开始在官场立身。他的为人比曾国华还要恶劣，曾国藩对其格外担忧，因为，官场中最忌讳的就是多嘴多舌。历史上官吏因出言不慎而被贬被惩者多如牛毛，噤若寒蝉便被视为官场法宝。可曾国荃初入官场，根本不懂仕途险恶，仍然像往常一样肆无忌惮，夸夸其谈。曾国藩总是写信给他，向他传授为官保身之道，曾国荃从此中得益不少。
在曾国藩写给两位弟弟的信中，有这么一段精彩文字：
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历观名公巨卿，多以此二端败家丧生。余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笔下亦略近乎嚣讼。静中默省尤，我之处处获戾，其源不外此二者。温弟性格略与我相似，而发言尤为尖刻。凡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语加人，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矣。温弟之神气稍有英发之姿，面色间有蛮狠之相，最易凌人。凡中心不可有所恃，心有所恃则达于面貌……
对部下，曾国藩同样如此要求教导。他告诫部下发言一定要谨慎，千万不可胡乱地说话。
多言的坏处的确很多。首先，爱说话的人通常无法控制自己的嘴巴，将自己知道的或想要说的事情都说出来。结果，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在不知不觉中就得罪了人，破坏了本可维持的人际关系。
其次，言多必失。多言的人，在对问题还没有彻底地弄明白前，已经开口说话了，思维的不严密必然导致陈述中的错误。小则被别人反驳，大则闯下大祸，弄得自己吃不了兜着走。
6.因骄而败，因慎而胜
有些人经得起失败，具有屡败屡战的精神，但却经不起辉煌，一旦有些许的胜利，便不会考虑长远，开始自满、骄傲，放松警惕，最终以失败告终。过去的胜利属于过去，无论面对眼前任何一次战争，都必须谨慎应战。
曾国藩创建的湘军总数不过20万人，但起义军的人数却是他们的几倍。然而，曾国藩最终能够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其中必有缘由。
起初，曾国藩的湘军总是吃败仗，自己开始谨慎起来。后来，湘军转败为胜，并能够一鼓作气，将太平军打得落花流水，最终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关键处就在于曾国藩明白“因骄而败，因慎而胜”的道理。
曾国藩善于总结失败的经验，他会分析失败的原因，以便再战。胜利时，他又会分析胜利的原因，而不是沉浸在已取得的胜利之中。
历史上多少有才之人本可以建功立业，但因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麻痹大意，最终抱憾终身。甲申之憾的李自成就是明证，他犯了骄兵必败、不能谨慎行事的大错，到手的江山，拱手让于他人。
曾国藩则不同，他是一个经得起辉煌的人。有了成绩，他不会得意忘形，而是把这些成绩踩在脚下，坚固自己的根基，以谋求更大的成绩，建立更大的功业。他不会因为敌人的一次失败而产生轻视的心理，而是深刻分析双方的利弊，毕竟战争仍在继续，胜利并未彻底。
他的谨慎亦体现在作战过程中。曾国藩说：“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兵勇以浪战而玩，顽则疲；贼匪以浪战而猾，猾则巧。以我之疲敌贼之巧，终不免有受害之一日。故余昔在营中诫诸将曰：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
曾国藩用兵谨慎，不愿意冒险。进攻的时候，他反对孤军作战，因为他认为孤军作战便是轻敌，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打胜仗，即使侥幸获胜，也会损失甚多。防守的时候，他的策略与上述情况相反，他要求将兵力集中起来，加强力量，防守最为重要之处，这样能够避免全盘皆输的结局。
曾国藩说过：“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纪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耳！夜仅一榻耳！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之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一粟耳！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遇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而当思择善而约守之；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之者少，则不必以功名自矜，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夫如是则自私自满之见，可渐渐蠲除矣。”
这是何等高明的见解！芸芸众生，“不知天多高，地多厚”，只晓得一个“我”，则一切相害相悻矣。
鲍超是曾国藩手下的一位湘军将领，咸丰十年（1860），鲍超在对抗太平军时立下战功，受到奖赏，由总兵荣升为提督。后来，鲍超逐渐露出骄横之气。曾国藩知道后，立即去信诫之：“凡做人，当如花未全开月未满之时。花盛则易落，月满则必缺，水满则易倾，人满则招损。贵镇统师日多，声名太盛，宜常存一不自满之心，庶几以谨厚载福。”次年春，曾国藩又给鲍超去信说：“贵军门水陆数百战，积劳最久，勋绩尤多……本部堂以四字叮嘱，曰小心大度，愿贵军门常常谨守。小心者，戒骄矜，戒怠忽，即前此所谓花未全开月未圆满也……”
曾国藩不可能亲自指挥每场战斗，所以时时告诫各路湘军将领谨慎作战、不要骄躁是必要的，也正是由于曾国藩不知疲倦地悉心劝导有自满情绪的湘军将领，他创建的湘军才能够在全国各地连连打胜仗，呈现遍地开花之盛况。
7.不一味愚忠，善于自守
作为封建皇朝的臣子，忠心是最高的道德准则。但在历史上，多少忠臣因为直言进谏而受罚，因为愚忠而受诛。曾国藩在尽忠臣之职的时候，不是一味地向清廷表示忠心，而是懂得尽忠的方法。在处理事情的过程中，他总是谨慎行事，以忠心为原则，灵活应付。在自守的前提下，尽力效忠清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