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生存自救歌
越过那道无形的门坎
“你怎么啦？”
“没什么……”寒假归来的同学们都在宿舍里又说又笑地嚷嚷着，可高德水的心境怎么也好不起来。刚过去的一个学期是他进大学的头半年，这大学门进来时，他就深深感受到了“圣殿”真是太难入了，不说作为一个贫困地区的农家子弟考大学有多难，单说在接到入学通知书后为了凑那几千元的学杂费便可“一夜白了少年头”。高德水明白自己如果不是幸运地当时得到家乡洛阳的一家公司义助就有可能失去迈进“圣殿”这一步。那时高德水确实得意过一阵，因为整个洛阳的上万名考上大学的学子中，有许多也是贫穷家庭，但全县被资助的只有两名学生，他高德水是其中的一名。能不得意吗？第一个学期每月有保障的150元这笔资助的奖学金，虽然有时使高德水也感到手头有些紧，但丝毫没有那种“有了上顿没下顿”的危机感。这学期可就不同了，一切都得靠自己。高德水早已从几位最低生活水平的“穷仔”学友那儿了解到：在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上大学，每月一般生活费在200～300元左右。哪来这么多钱呀？高德水十分清楚自己那个只种几亩薄地的家是无法供得起这巨额费用的，但在放寒假时他还是期望在新学年开学时能从家里带一笔至少可以维持最基本的学业费用。
可是老天爷就是不长眼。大旱造成地里的庄稼几乎颗粒无收且不说，因为姥姥过世母亲悲伤过度而一时疏忽造成仅有能变钱财的几头牲畜死亡殆尽。高德水记不得他上大学后回家过的这头一个春节是怎么过的，他眼前一直浮现的是临离家时母亲颤颤抖抖地给他钱时的情景：“儿啊，妈知道你上学要吃饭花钱，可家里实在拿不出，这50元还是你爸借来给我治病的……”高德水哪敢接这样的钱，他是孝子，说什么也要让母亲留着这笔钱去看病。但等到他上了火车后才发现，母亲还是在他书包里装进了30元钱。
高德水就是带着这30元回到了北京的校园。
30元，加上学校发的每人每月的几十元副食补贴，高德水掐来掐去也觉得不可能维持最基本的大学生活。有件事他从来没跟人说过，那就是他在新学年开始的第一天开饭时，别人都上了饭堂，而他却躲到了厕所——他不是去拉屎拉尿，而是去看看……唉，他真不想启口，因为这事太有点那个了。还是说吧，穷人的事本来就已经没啥面子可掩的了。他说当时突然想起了上高中时的情形，那时他也没钱，一天的伙食费压缩到一元以下。有几次因为没了钱他就跑到厕所，因为那些粗心的同学们总常常不小心在蹲坑时把口袋里的菜票掉在旁边，甚至掉在坑内。他穷急了就乘没人时从坑边坑内捡起菜票冲一冲就去用。现在是大学，同学们不用饭票使饭卡，但在上厕所时掉钱扔钢镚儿的还是大有人在。高德水没路可走，却想通过“重温”中学时的“厕所之道”来解燃眉之急。然而那天偏偏同学都很“精明”，他高德水从厕所出来时一无所获，不过后来他说亏得这一无所获，因为否则以后总感这是自己大学生涯里的一件难以洗刷的屈辱之事。
日子还得过，学业总得完成。高德水在走投无路时走进了学校团委，他听人说那儿正在筹建一个勤工俭学指导中心，是专门帮助有经济困难学生的。
“我们的工作刚起步。如果安排你上学校的北楼打扫卫生你愿意吗？那儿原先雇的临时工走了，正好需要人。”老师用商量的口气跟他说，“每天早晚扫两次，一个月100元你看行不行？”
“行！”高德水一听每月有100元的收入，他连半点犹豫都没有。事后他说当时就是老师说给50块一月让去掏粪挖沟都不会打个磕，“有饭钱了我就可以把学上下去，这是最根本的。”
第二天什么时候起的床，高德水现在还说不出个准点。“反正把老师分配的楼道卫生打扫干净后，我又回去眯盹了好一会儿才听起床号响……”他说他起这么早一方面是第一天上岗心里特别激动想把事情做得让人满意些，另一方面也免得同学们看到面子上不太好看。但后来高德水打扫楼道的事还是让同学们都知道了，于是有人用羡慕的眼光看他，更多的人则向他投来惊奇的目光。不管是羡慕还是惊奇，高德水从此就成了学校的一名校内勤工俭学正式上岗人员，并由开始的承包扫一层楼道到承包三层楼道，月收入固定在300元左右……1998年7月，高德水顺利完成了四年大学学业，以优异成绩被家乡的著名国有大企业——洛阳拖拉机厂接收。
在大学生勤工俭学的庞大队伍里和高等教育悠久历史中，高德水既不是最突出的一位，也不是第一位“吃螃蟹者”。“勤工俭学”这四个字也许自人类有大学起开始，它便同步诞生了。不说远的，从第一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开拓者严复、蔡元培留洋求学时当码头工，到新中国的缔造者周恩来、邓小平在法国做工求学以及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等等传世的故事里，“勤工俭学”早已成为大学生的一种可贵的精神而载入史册。至于在外国，总统的儿子到饭店刷碗，大富豪的千金去游乐场当招待员比比皆是，不足为奇。美国现任总统克林顿在上大学时就当过几年的勤杂工。共和国成立后的新一代中国大学生在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的那次著名谈话后，也掀起过轰轰烈烈的勤工俭学热。然而过去的这些“勤工俭学”更多的意义，是出于对大学生自我素质的培养。特别是人民翻身做主后的新中国大学生上学，一直延续了“上学靠国家”的制度，他们不用为入学后的生活而担心操劳。那三四十年里，我们的大学生是真正的“天之骄子”，入学吃用国家包，毕业出来由国家分配，所要费心的就是好好听课用功。然而“并轨”后的情况就不再是这样了，先不说一年几千元的学杂费令多少经济贫困的学子和家长们措手不及，单单上学后的吃饭问题就让学生们愁死了。学校有限的“奖、学、贷、补、免”常常仅是给那些本来就不愁吃穿而成绩又好的学生“锦上添花”，至于学习基础本来就差、又要顾这愁那的贫困生们就只能“雪上添霜”，苦苦挣扎。
高德水是94级大学生，虽然他根本不可能算得上勤工俭学大军中的前驱，但作为一名当时“并轨试点”学校的贫困生，作为由学校出面安排和特设的“贫困生勤工俭学岗”上岗人员，他属于今天千千万万上岗者中的“先行者”。
既然是“先行”，便包含着先于别人的勇敢行动，又有打破先前传统的精神。大学生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在校“勤工俭学”上岗，学校拿不出更多的资金补、免而设岗让贫困生做工——这事一经师生相传和新闻媒体披露，一时间校内外沸沸扬扬，众说不一。
先是一些教授们难以理解——
“耻也，你考试出了三只‘红灯’，把这楼道扫得如此干净有何用？”一位老教授暴跳如雷地指着正在扫楼道的学生鼻尖，从三楼骂到一楼，后来又在课堂上公开说，“再见××在晚自习时扫楼道，就让他永远别上我的课！”
其次是一些家长的不理解——
江西南昌刘某是个下岗工人，每月他都要将起早摸黑、走千家万户收破烂换来的二三百元钱寄给在武汉读大学的儿子。上个月儿子来信说：“爸你别再寄钱来了，我在学校已经有了一份每月能得200多元的活做……”刘某一看信，连夜乘火车到了武汉。跑进学生宿舍，同学们告诉他说你儿子在食堂帮厨。刘某闯进食堂一看，果不其然，儿子正系着围裙，满头大汗地与食堂师傅们一起刷锅洗碗。刘某心头顿起三丈怒火，抄起一根木棍就朝儿子劈去：“你个小兔崽子，谁让你到大学来当伙头军的呀！跪下，今天你不立保证从明儿个起不再来此打工，就别再认我这个爸！”后来儿子真的跪了下来，哭着向自己的老爸保证今后再不打工。“那好，你不是怕没钱用吗？这800元是我上星期卖血得来的，你先拿着，以后我每两个月寄800元来！”刘某从口袋里抽出一把钱，扔给了儿子，头也不回地出了校门。
再次是社会上的一些人不理解——
上海某高校校长曾经一连接到好几封这样的来信：你枉为一个著名大学校长，听说你们那儿把我们地区的几名“状元”都从课堂上赶到了学校的厕所、食堂，还有去老师的家庭去当“小差”。请问你校长先生，你知道我们的那些学生他们是怎样上的大学吗？他们是我们全乡父老乡亲们每人一块钱一块钱凑着送上大学的呀！我们为啥这样做？那是因为我们这儿从来没人考上过名牌大学，那是因为我们在明天还等着他们学有所成回来建设和改变穷山僻壤……你说你不叫他们好好上课却让去干苦活，对得起谁？
呜呼！学生冤也。老师冤也。校长更冤也。
教授有传统的观念，家长和社会上的一些人不了解学校校长、老师包括学生在内的苦衷可以理解。然而令许多人不可理解的，是那为数不少的贫困生他们面对“上岗”所表现的种种行为也让人惋叹。
《中国青年报》三名记者曾经报道了在武汉几所大学的几则见闻——
四号楼的尴尬
爬完最后一级楼梯，还没来得及喘口气，一股难闻的气味扑面而来，只见楼道里面条、橘子皮、废纸屑、易拉罐扔得到处都是，几个学生正大声嚷嚷着在楼道里玩足球。
一个多月前，武汉某高校四号楼作为该校勤工助学的第一个试点曾引起大家的关注。
“你是来采访四号楼的？搞不下去，没搞了。”学生公寓科科长神情沮丧地说。
听说五楼有个姓李的贫困生参加了这次勤工助学，干了几天就不干了，便想找他聊聊。
小李不在宿舍，他的一位同学正在复习功课，我们便和他聊了起来。
“小李为啥不干了？”
“不好说呀……”他挠了挠头。
“他是贫困生吗？”
“是，不但是贫困生还是特困生。”他说。
据这位同学说，小李来自广西农村，进校三年多来，因为没钱，仅回去过一次。家里平时很少给他寄钱，没钱吃饭，常常一天只吃两顿，有时只吃一顿。班主任知道了，借钱给他，他已经在班主任那里借了四五百元了。这次学校在四号楼搞勤工助学试点，将每层楼的卫生包给特困生干，班主任推荐了他。
这位同学说：“开始那个星期他干得还挺好的，每天早上5点多钟就起床开始扫地，可是第二个星期就不想干了，早上睡到快上课才起床。”
“他饿着肚子，为什么轻易放弃这个挣钱的机会？”记者问。
“是呀，我们也不理解。”他说。
科长告诉我们，四号楼的试点只进行了两个星期，就有两名学生提出不干，剩下的四名特困生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楼道里脏乱不堪，学生反应强烈，学校只好将他们全辞退了。
“他们不干，是不是待遇低了？”
科长摇了摇头说：“原来请临时工，一人扫两层楼面，月工资180元，现在学生一人只扫一层楼面，一个月160元。我们将工资标准定高些，一是对学生带有补助性质，二是怕标准定低了学生不干。”
谈起试点失败的原因，科长说，客观上是清扫时间与上课时间有点冲突，但那是可以调整的，个人主观原因是主要的。一是觉得在同学面前太丢面子，二是觉得付出的多，得到的少，不划算。科长心情沉重地说：“当初我们搞这个试点时，曾设想，如果成功了，便将所有的学生宿舍、教室和校园卫生都包给贫困生，没想到干成这样……”
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推动勤工助学的阻力竟来自被援助的贫困生。
这样的尴尬，在上海一所高校也发生过。1996年该校有本科生6307人，每月生活费低于上海地区最低基本生活费185元标准的贫困生，占24。2％。为了给贫困生广辟勤工助学渠道，该校专门成立了勤工助学服务中心，义务为贫困生寻找勤工助学的机会。一次，机会来了，上海一家百货公司要举行开业典礼，主动与该服务中心联系，想请几位大学生去帮他们做宣传，一天给每人发40元劳务费。
“中心”将招聘海报贴出去后，几天竟无一人来报名，就连那些贫困生也一个没来。“中心”的老师很纳闷儿，便去问他们，回答说：“让我们穿卡通服在门口蹦蹦跳跳太没面子，而且出这么点钱，谁愿去？”
这样的尴尬，记者在校园里也碰到过。记者采访一个贫困生时，听说他家里很困难，父母都有病，为了他和弟弟上学，家里已借了4000多元债，便问他：“如果现在有份扫地的工作，你愿不愿去干？”
他睁大眼睛说：“扫地？我不能因为穷，就忽略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呀！”
在武汉一所高校采访时，我们听说这样一件事。一位来自湘西的女生，由于家庭贫困，每月的生活费不到70元，学校为了帮助她，给她安排了一个勤工助学岗位，负责清扫学生宿舍楼周围的卫生。按规定，她的清扫时间应该是早上6点半到7点，下午4点半到5点。可是，只有到晚上，当夜色笼罩、校园里少有行人时，她才开始清扫……
两张工资单
在某高校，我们看到了两张工资单，一张是临时工的，一张是勤工助学学生的。
翻阅这两张工资单我们发现，同样的岗位，学生的工资比临时工要高出一倍，同样的岗位，学生工时少于临时工，工资却比临时工拿的多得多。
该校负责勤工助学的同志告诉我们，造两张工资单是怕临时工闹意见。
该校女生宿舍楼原有一名临时工值班，为了照顾贫困生勤工助学，暑假期间又在每栋楼安排一名贫困生协助值班。临时工值一个昼夜班，工资5至6元，学生只协助值白班，工资却拿8元。
这样的不公平，我们在大学校园采访时并不少见。
某高校原有校园清扫工十余人，为了帮助贫困生，他们又设立了100多个“协扫”岗位，清扫工每天工作8个小时，承担着主要的清扫任务，月工资不到200元，而学生每天只在早、中、晚各协助扫半小时，每月就能拿到80-100元，仅这100多个“协扫”岗位，学校一年就要支付10多万元劳务费。
我们在采访中还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所有设立清扫助学岗的学校，无一例外地将厕所排除在外，扫厕所的，都是从外面请来的临时工。
那天一大早，记者来到某高校学生楼，正碰上早起的几位学生在扫地，一问，是搞勤工助学的。
“你们扫厕所吗？”
“不扫，我们只承包楼道，不管厕所。”
“厕所谁扫？”
“临时工。”
后来我们问该校一位负责人：“厕所为什么不包给学生干？”
“我们担心将厕所划到卫生区里学生嫌脏不愿干，所以承包时先明确规定厕所不在承包范围，另外请临时工干。”
在各大专院校采访，我们处处能感觉到学校对贫困生的这种特殊的爱：一高校在学生食堂安排10名贫困生做伙食管理员，每人月工资120元，中午还享受一顿免费午餐。一高校实在无岗位可设，便成立了一个国旗班，安排了19名贫困生当升旗手，每周升旗一次，每人每月发勤工助学费50元。一高校有10个阅报栏，便安排10名贫困生当报栏管理员。
劳动的象征意义，在这里已远远高于劳动的价值。而特殊的照顾和优惠未必能使他们顺利地走向社会。
前不久，在武汉市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南方一家公司在武昌开辟了一个儿童乐园，公司主动与一所高校联系，招聘10名贫困生到乐园搞安全护理。没想到工作了几天后，大部分学生放弃了这份工作，只有一名学生暂时留下来。为此，公司、校方、学生各有说辞，争论的焦点是：贫困大学生是不是一个特殊的打工族？
学生认为该公司提供的工作耗时较多，而且风吹日晒，比较辛苦，报酬却偏低，把他们当成廉价劳动力。公司方面则认为，公司提供的工作只是耗费了学生的体力劳动，而并非脑力劳动。而且因为劳动强度不大，耗时多一些也是合理的。至于说到辛苦，他们说，很多贫困生都是从农村来的，这种工作难道比种地还辛苦吗？
学校认为，大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勤工是为了助学，用工单位应考虑这些因素，给这些大学生以特殊照顾。公司方面则认为，学生既然受聘于公司，就是公司的员工，在管理和工资待遇上应同其他员工一视同仁，如果允许一个特殊群体的存在，公司的许多管理条例在执行时就会成为一纸空文。他们认为，优先为高校贫困生提供工作机会已经是对他们的照顾了，一旦上岗，大学生就应该放弃自己身份的优越感，同企业其他员工一样遵守企业的规章制度，接受企业的管理。
特殊风险金
96级新生进校不久，校团委将《关于进一步拓宽勤工助学渠道、增设勤工助学岗位的报告》送到校党委书记的案头。
要在校内增设勤工助学岗位，必然会挤掉临时工的饭碗，学校后勤管理一直搞得比较好，如果在各个岗位换上学生会不会使后勤工作受到影响？这种种考虑，使书记不敢轻易拍板。
书记将这个问题带到全校中层干部会上。他说：“学校今年实行并轨招生，学生贫困面大了，贫困生已占学生总数17％，冬天来了，有的学生连棉衣棉被都没有，有的学生一日三餐只能吃馒头咸菜。最近，团委打了个报告，要在校内增设勤工助学岗位，大家看怎么样，同意的请鼓掌。”会场一下安静下来，过了好一会儿，响起了一阵掌声。
书记笑了，说：“既然大家同意了，就这么办，以后校内凡是能让学生干的活就不要请临时工了，优先贫困生。”
虽然学校领导和各部门都支持勤工助学，但是学生愿不愿干？能不能干好？起草这份报告的团委书记心里没底，与本校一墙之隔的某大学也曾将学校的卫生包给贫困生干，结果失败了，如果这次也搞失败了，怎么向学校后勤部门交代？人家后勤部门本来搞得好好的，是硬从人家那里挖一块地盘出来给学生。为了稳妥起见，他决定在某系学生宿舍5号楼先搞试点。
接受试点任务的系党总支压力很大，如果试点失败了，责任非同小可，会直接影响学校勤工助学的发展。分管试点工作的系党总支副书记，主动向学校交了1000元个人风险抵押金，将学生干得好不好的风险扛在了自己身上。也就是说，如果学生干得好，学生拿钱，如果干得不好，他来承担风险。
贫困生正式上岗的那天，他亲自带着系党总支干部、辅导员、学生干部、党员学生共60多人，拿着扫帚陪同贫困生一起上岗，并规定，以后每隔10天，党员干部必须轮流到这里陪同勤工助学的贫困生搞一次大扫除。
虽然有人开玩笑说这是“大家出力、学生拿钱”，但是每到规定时间大家仍自觉地前来“陪扫”。系党总支副书记对记者说，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从道义上支持他们，减轻他们的心理压力，让他们的心理得到平衡。
为了从道义上支持他们，系里发现有学生站在窗口向楼下吐瓜子壳，罚他陪扫一周，发现寝室有人将茶叶水泼在楼道里，罚这个寝室的学生轮流陪扫一周。
为了试点成功，他们确实使出浑身的劲儿，可是仍有人不好好干。承包三楼楼道卫生的两名贫困生，常常不清扫，各个寝室扫出的垃圾堆积在门口。几次警告无效后，他们只好辞退了这两名贫困生。
……
之后，《中国青年报》针对上面所述的现象，开展了题为《面对贫困》的大讨论。这场讨论的参与者有社会学者，有普通工人农民，更多的是大学生特别是贫困生自己。
“我真不敢相信那些事情怎么会是与我一样的贫困生们做出来的。一想起他们的行为，我忍不住感到脸红。”已经毕业分配在张家口工作的一位同学指出，“这些宁肯借钱也不愿上岗的同学，他们一进校门便心中总有那种抹不去的高人一等思想。而有些同学本身便来自从小靠吃救济粮长大的边远贫困地区，上了大学后他们的内心深处仍残留着那种穷到头了就会有救济的懒习。当他们的这种伸手等靠一旦稍稍得不到满足，他们往往会异常消极与走向极端。君不知，社会发展已经到了20世纪末，昔日‘天之骄子’的大学生现在早已不再是‘稀罕之物’，你走一趟人才市场就会发现你仅仅是一名普通的求职人员而已。面对现实，每一个大学生都应当清醒地给自己正确的定位。有了正确的定位，当你再面对困难时就可能不再犹豫，不再逃避，也不再被闲言碎语所压垮。”
另一位学生则提出了相反的观点：“出现这些现象实在不能把责任推到学生身上，我们应当从社会、学校、老师、家长等方面思考，因为有些如‘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去扫大街’等观点都是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别人就一直在灌输。所以我觉得大学生中出现宁可饿肚子也要‘维护尊严’是很正常的。要问这是为什么？回答极其简单：还不是当初你们教的！因此要改变这种现象，需要全社会一起努力。很明显，贫困生羞于扫地擦窗，与周围的异样目光有关。另一方面，学校抱着好心给那些生活贫困的学生提供取得报酬机会，太多的‘象征性’可能造成勤工俭学的质变。相反，如果过多的让学生们依靠打工谋生，又怎能不影响他的学业？”
争论没有结果，但争论使大学生们在有一点上是比较有共识的，那就是：需要正视贫困，需要自我的准确定位，更需要自立自强。也正在这个时候，山东大学企业管理系94级学生陈万思以自己的亲身体会给报社编辑部写了一封长信，使得这场争论有了一个正面的例证：
编辑同志：
你好！
今天已是1月10日，正是考试前的复习冲刺阶段，但在看了贵报《面对贫困》一文后，如芒在背，坐卧不安。我是1994年9月入学的，从家里带出3000元后，就再也没有向父母伸过手。两年多来除了干家教、推销些小商品外，我就是靠学校提供的勤工俭学岗位过活的。
入学两个月后通过自荐，我就在校图书馆当兼职干事，并在居住的4号楼觅得一清洁工职位。两年多来，我整过书，清过书架，扫过楼梯，拖过楼道，打扫过厕所，节假日在图书馆阅览室值班，每月还为27位同学到财务处领工资。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有些不好意思，爱面子的心理也作怪过。但后来同学朋友、老乡熟人，非但没有看不起我，反倒对我越加关心爱护。一些同龄人私下里还把我当作“坚强的化身”。而我呢，通过劳动，拿着自己亲手挣得的钱，觉得真的长大了。
我虽然住在城市，但出身农家。大哥已单过，家里有时还要贴补他。二姐仅能自保。老父年届六十，平日靠帮人打零工度日。母亲一身病，有时摆点儿地摊。你说，我怎能再向年迈的双亲伸手？母亲开始还问我：“钱够不够花？”后来我一再说“够”，她长叹一声后也就罢了。我只能靠自己。虽说亲戚们有钱，好朋友伸手要借钱资助我上大学，但我开不了这个口。因为我要这个面子！
作为四号楼、图书馆以及班里的勤工助学组长，我对情况是很了解的。首先在四号楼并未发现哪位同学故意不清扫楼道，虽然每月拿70元（我任组长每月拿80元）的工资很微薄，但大家都是按规定每日扫两遍拖两遍，每人负责两层楼梯或一层楼道。每到学期末或学期初，还常有同学到我宿舍来登记要干活的。但只是机会太少，因为在职的同学都挺认真。再说图书馆，其实月工资不到50元，而且要求干满25小时才发全工资，但大家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岗位。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两个岗位我一直会干到毕业。
因为物价上涨，我必须增加工作量。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得到了打扫教室的岗位，月工资60元。一间百余座位的教室，每周一至四清扫。我现在已是大三，花销很大，吃饭、买书，再加上我这个人不愿欠人情，有时回请别人，加上又资助了一个山区的小学生，所以我又兼了一份钟点工，帮学校会计培训班查听课证，每周四次，一月100元。所有这些工作我都很尽力地做。雇主们对我评价是：“有责任心，尽心尽职。”下学期要准备考研了，大四还要偿还学校的无息贷款，所以我这学期必须攒点钱，剩下的一年半费钱着呢。学校的贷学金，我早就不想贷了，既然我有能力挣钱，为何不把机会让给别人呢？至于减免学杂费的事，我提都未提。我想的是，奖学金已挣来了，至于其他就不能太过分了。
我想谈谈面子问题。曾经有一位男生无意中说过一句话：“拖楼道多丢人，我才不干呢！”他的话着实让我伤心了好一阵。后来我想通了：拖楼道丢人，那么到处哭穷、整天蹭饭，丢不丢人呢？他不是整天从同学那儿借钱过活吗？何苦来！而我靠劳动所得吃饭，靠双手挣钱自立。我很少缺钱花，因为我节约，又因为我上了几个岗，而每上一个岗都有我自己心头一笔账——为我大学学业而建立的一笔账。不失人格和尊严的活我都试过。自然有人图省事干“三陪”。“风光”是她们的，可良心安宁属于我。
一位大音乐家说过，贫困是能够激发人类智慧的伟大因素。是啊，贫穷教会了我生活。在家时，纵然家境贫寒，但终有父母庇护，不用为一日三餐奔波。上大学后才识生活滋味，半是甘甜半是苦。刚进大一时，常为吃了上顿没下顿焦急，更不愿让几个家境较好的室友知晓我的窘迫。多少个日夜，盘算又盘算，为五斗米消得憔悴。但我走过来了。《面对贫困》当中的同学，我想还远未走到绝路，当兜里真的没有一分钱，家里也再不会有钱寄来，你难道还能要面子吗？
最后我想说说勤工俭学的时间安排问题。下面是我每日作息时间表：
早6：10起床；6：15上操；6：25早饭；6：35打扫楼道；7：00早读；7：30上课；11：20午饭；11：40打扫楼道；12：00打扫教室；12：30午休；下午1：30上课；3：30图书馆值班2次（每周）；4：30打水、晚饭；5：30会计培训班查听课证2—3次（每周）；7：00—10：00晚自习。另外每周六晚7：00—9：00家教；每周日上午8：00—11：00图书馆值班。
大部分时间就是这样度过的。细心看会发现我所以选择这些兼职，是因为它们都占用零碎时间，且基本在校内，不牵扯大量精力。有人说勤工俭学耽误学习，我想这种说法既脱离了贫困生的实际，又不全面。还有人说干这些活不能锻炼人，文盲都能干。我大不以为然。“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当我一遍遍地拖着二十来斤重的大拖把在楼道里蹒跚来去时，我想我这辈子绝不会怕“挫折”二字。异样的目光算什么？坦然地看着不坦然看你的人，你赢得的不仅仅是自尊。
另外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我每周花十几个小时工作，并没有耽误学习，相反我的成绩在前四个学期中，排名从第56位到19位到11位又升至第5位。我拿过两次二等奖学金和一次一等奖学金，并参加党课学习。所以养活自己的同时，我并未损失什么。
……
山东大学企业管理系94级学生陈万思
我一直以为陈万思同学是个男生，因为其信中透露的顽强精神不像一个柔弱的女孩子所言。后来报社的朋友告诉我，陈万思同学这封信给正在争论得不可开交的两方面都是一个很好的教育。看看人家一位女孩子是怎么做、怎么想的，你们还有什么可争执的？正如全国学联负责人所说，勤工俭学就像一面镜子，它提出了当代大学生应该如何对待自立，社会（包括家庭）如何鼓励和帮助大学生自立这样一个重要问题。道理很简单，从国家、从民族的角度看，中国的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是靠勇于承担责任、有能力承担重任的人，而不是领先坐享其成、逃避责任的人。从大学生个人成长看，没有自立自强的意识和能力，就难于适应走上社会的竞争，更谈不上成就事业，实现人生价值了，因此自立自强应该成为大学生的必修课。
同学们，自尊自立、自强不息是时代和社会所赋予你的必修课！
同学们，去报名吧，勤工俭学将回报给你一个自信与独立的自我！
“承包厕所运动”
“美国大学出人才，中国大学出新闻”，这是西方世界曾经在一段时间有过的说法。其实出新闻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只是看人们怎么去理解了。中国的现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有几个不是先从大学的校园策源并进而推动时代进程的？
不过，中国大学在1996年里爆出的“新闻”却让许多西方人迷惑不解。因为这一年的中国大学的“校园新闻”竟是一场热热闹闹的“厕所运动”，而这次“厕所运动”的策源地竟然还是培养出200位中国乃至世界顶尖科学人士——中国“两院”院士的南京大学！
关于南京大学不用我多言，它的前身是九十六年前两江总督张之洞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随后是享有盛誉的南京高等师范学堂和国立东南大学，直到后来的国立中央大学时期直至现在的近百年不朽历史，以及我们只需粗略地看一看曾从南京大学这所校门里走出诸如吴有训、严济慈、卢嘉锡、竺可桢、童弟周、丁文江、李四光、茅以升、黄汲清、吴阶平、朱光亚、翁文波和吴作人、徐悲鸿、闻一多等等一大批科学与人文大师的雄壮队伍，你就会对这所原“中央大学”肃然起敬。南京大学到底出了多少“新闻”，我说不出。但由于南京大学曾在很长一段历史领衔了“中国第一大学”的光荣，所以它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进程中起过别的大学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南京大学现在仍是排名在北大、清华之后的中国最著名大学，尤其是它每年的科研成果与论文录用率一直位居千所大学之首。
“不必多说，只求多干”，南大人给我的印象可以用这话来概括。
但新的历史条件下突然冒出的新现象——高校“贫困族”，给这所老牌大学也提出了不大不小的问题。南大的在校学生人数位居全国大学前列，因而它的贫困生人数也相对很多。学生处焦文铭老师介绍说，南大是“并轨”的首批试点学校，所以他们的贫困生问题也更早暴露出来。1994年开始，学校就有计划、有系统地开展了大学生济困活动。学校利用自己的名校优势，曾向社会各界募捐，吸取各种资金来源。在这基础上他们率先在大学里设立了针对贫困生的“校长特别奖”，最高的达3000元。但由于“粥少僧多”，这一奖励只有少数品学兼优的学生才可能得到，大部分寒窗子弟困境依旧每况愈下。后来是学校通过政策性的补、免，对那些确实无任何经济来源的特困生进行学杂费半减或全免，同时每月补贴50元生活费。这一减免措施解决了不少贫困生的燃眉之急，可是学校却为此背上了沉重的负担。仅一年用于贫困生的减、免、补、贷总费用就高达500多万元！
南大的校长们被一项前所未有的“突然冒出来”的巨大资金所困扰，更让他们不安的是这500多万“扔”进去的巨额资金尚不能解决近2000来名贫困生中一半人的生活困难问题。怎么办？校长们想到了勤工俭学，想到了在校设立勤工俭学岗，具体是把原来的图书馆、实验室的那些外雇临时工岗让出来给贫困生们。第一批51位同学上岗后效果很好。于是又把学校机关的200多个聘用岗也让了出来给贫困生，效果和反响仍然都不错。问同学们为什么愿意到这些地方上岗，同学们回答得很直率：这样的勤工俭学岗既能赚钱又不失身分，是“白领岗”，有什么不好？其实学校在开设那些岗时早已料到可能会出现的效果，故而他们能做到“具有中国特色的”校园勤工俭学从一开始就有一种让学生们能承受的心理压力。
然而“白领岗”只能使少数人得益，仍有很多贫困生没有机会上岗。1996年新学年开学，南大决定把设岗的步子迈得大一点，于是便有了后来闻名一时并流行到所有高校的“中国大学1996‘厕所运动’”。
“厕所运动”是大学生们对自己的伙伴承包厕所卫生工作的俗称。其发源地南京大学对此的正规叫法为“学生保洁员”岗。说白了，就是由大学生自己清扫厕所。南大有两大校址，其中之一是长江北边的浦口新校区，全校新旧校址加起来有近百所厕所，过去一直由外雇临时工来完成清扫工作，每年学校光这笔钱就要付出十多万元。自己的学生受困，却让外面的人把钱赚去，南大人多少感觉有些亏。但是身处富庶之地的南京大学真的要让学生去当刷厕所工，可也不能不说是件“开天辟地”的新闻，弄好了是支持学生勤工俭学，弄不好一片好心反而会招来举国上下的斥骂。这一点南大校长们和专司学生勤工俭学的校团组织与学生处是有思想准备的，故而他们在实际操作时采取了循序渐进的做法。第一次招聘启事贴出时其上岗的内容写得含糊，叫做“招收保洁工”。
保洁？保洁是干啥的？不就是干那些又脏又累的打扫教室、楼道的活计吗？
人家当又体面又舒服的“白领工”，我们就去干“蓝领工”？我不去！
得了，社会分工不同么！“蓝领工”至少也能让我们有顿饱饭吃。我准备去。
哈哈哈，我们都上当了，啥“学生保洁工”，其实是让我们打扫厕所呀！
啊——？！不去不去！再穷我们也是大学生么！
学生们众说纷纭，虽然有人对上面的说法不完全赞成，也觉得打扫厕所并非不可以，但仍然没有一人公开前去揭榜报名的。
南大的第一榜“招聘保洁工”以失败而告终。
南大的“厕所运动”成功之处是他们坚持地做了下去。根据浦口校区的新生中贫困生多的情况，学校就“是让贫困影响我们的学业，还是选择通过劳动自强自立”问题，在学生中展开了大讨论，讨论收到预期的良好效果。第二榜“招聘保洁员”一出，有100多名贫困生（其中也有家庭不错的）报名竞岗。用老师的话说，那是“一次观念的革命运动”。
然而，报名到厕所上岗，并不说明问题就已解决。不少学生第一次上岗时怕同学看到，竟然半夜起床，至于挑着箩筐倒垃圾就更费劲了，本来几百米远的路程，他绕来绕去要跑上一二千米。为啥？为的是绕过熟人的眼睛。是男生的怕女生瞅见，是女生的怕男生看到。一位瘦小的女同学本来为照顾她给安排了宿舍楼的一个厕所，可她坚决不去，最后宁可挑了个很远、很偏僻的厕所。事后人家问她为什么，她说在那个厕所上岗不会碰到同班同学……哈，真是一群未褪稚气的孩子！一群已经懂得羞涩的青春儿女！
上面的事都发生在两年多前。今年4月我到南大时借看望我的外甥女而特意到了南大的浦口校区。我问去年以江苏文科“状元”考入南大的外甥女：班上有几个同学当“保洁员”？她说有三四个吧。我问，那你们这些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同学对他们当“保洁员”有什么看法？她摇摇头，说没什么看法，很正常，我们有空还帮他们一起干哩。我怀疑地看着在家极少做家务活的外甥女，表示不信。她急了，冲着我这“老舅”嚷嚷：小看人，上了大学不是可以变化和进步么！嗬嗬，这可是料想不到的“奇迹”。不过后来听南大浦口校区的领导介绍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说，推行学生保洁员制度，已经远远超出了当初勤工俭学的意义。学生本身的心理承受能力在上岗的过程中得到了加强，其集体观念和社会责任感也得到增强。通过学生自己打扫环境卫生特别是打扫厕所卫生后，同学之间便有了自觉维护的意识。过去临时工打扫卫生，学生们总觉得乱扔乱涂无所谓，而且有一种扔了也有理的味道。如今不一样了，环境卫生是同学们自己打扫的，从浅层次讲，你再乱扔乱丢就不好意思了。从深层次讲，久而久之就养成了良好的卫生习惯和尊重别人劳动的风尚。当然，由于上岗，那些本来经济困难的同学就可以获得一份能基本保证生活的收入。
“厕所运动”，利校、利风尚，更利贫困生。在今天的南大，师生们再谈论起此事时，从校长到普通学生，都会自豪地这样告诉你。
没有一种时尚和流行色可以同大学校园的传播速度相比较。南京大学推出的让贫困生当保洁员的“厕所运动”风，不多时便刮遍了中国所有大学校园，许多大学仿效南大的做法，在自己的校园内推出了让学生承包厕所清洁的勤工俭学岗位。一时间，中国大学的“厕所运动”被当做不同寻常的新闻，着实在西方世界广为传播。而有一位中国大学生还因为扫厕所成了一些西方人心目中的“英雄”，他就是大连理工大学的9506班学生李祥华。
李祥华所在的学校同样是为了解决贫困生生活上的后顾之忧而把水房和厕所等杂活进行重新分配，专门让学生们来做。学校遇到了与南大开始一样的问题，即没有人愿接清扫厕所的岗位。就在这个时候，该校化工学院的李祥华同学毫无顾虑地第一个报了名。
“恭喜你，李‘所长’。”有人过来半开玩笑地问他，“怎么样，当回官儿过瘾吧？多少钱一个月？”
李祥华白净净的脸，1米78的个头，面对别人的几丝讥讽，他坦然一笑：“不多不少，干了就知道。”
为了更加说明自己的自强自立之心，李祥华每次在厕所上岗时有意穿上校服，有意别上校徽，也从不避人，该到什么时候去刷厕所就什么时候去。
在许多学校里，从学生到勤工俭学部门，不少人仅把校园上岗当做一种纯粹的象征性劳动。但李祥华则不然，老师和同学们都说他这个“所长”是个完完全全合格的。
别以为刷厕所真那么简单，真要干好不费点劲是不成的。李祥华开始干时由于报名的人数少，原定的两个人包一个厕所的活只有他一人承担。他还真当一回事，一天早、中、晚三次，把厕所扫得又干净又亮堂。同学中有一部分人习惯把乱杂废物往厕所扔，甚至当着李祥华的面也敢这么干。换了别人也许闹出一场“厕所风波”，可李祥华不，他照常笑嘻嘻地干他手中的活。只是等人走后，他在墙上贴出一张“请做文明人”的告示。谁都不可能长久不要脸面，那些平时不自觉的人见告示后也就慢慢改了自己的坏习惯。李祥华呢，觉得当这个特殊的“所长”还真有特殊的用场：比如原先那些跟自己关系不怎么融洽的同学现在与他亲近了；比如原先班上不敢报厕所岗的几位贫困生现在愿意跟着他当“徒弟”；比如原先校内的“厕所文化”叫人看了恶心，自打他当“所长”后就再也不见了，取代的是清洁、干净的环境……
“妈、爸：这个月我又拿到工资了！上个月是160元，现在我承包了两个厕所，工资可以领到200多元了……完全够生活了！”又一个领工资日的夜晚，李祥华忍不住给家里打去电话。
电话那头，母亲和父亲高兴得连声“哎哎”。“小华，我和爸都支持你，好好干下去，只是别耽误了学习。”母亲叮咛他。
“不会的，妈。”李祥华充满信心地回答父母，因为他觉得这段时间不仅生活有了保障，更重要的是自己坚强和自信了许多。现在他有个心愿：要把自己在厕所上岗的感受和体会向同在校园的那些贫困同学讲讲……
复旦“诺贝尔奖”
复旦复旦旦复旦，
日月光华同灿烂……
旭日刚刚透出地平线的那一瞬，东方明珠怀抱里传来一曲雄浑的乐章。人们告诉我，那就是复旦大学的校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我知道了这座素有“江南第一学府”的校名出处——“复旦”二字，取自《尚书。大传。虞夏传》中的名句“日月光华，旦复旦兮”。1905年，近代著名教育家、复旦大学的创始人马相伯，从他倾家捐资创办这所学校一开始就给“复旦人”嘱咐了复兴中华的百年重任。
伴着“复旦复旦旦复旦”的强劲节奏，当我走入复旦校园内那片宽阔而著名的绿地广场时，举目所见的是手捧书本、朗朗有声的莘莘学子，故而顿感“学在复旦”的阵阵浓烈的书香之风。到复旦之前，上海团市委的同志特意向我介绍了该校有个专门为鼓励那些自强自立的贫困生而设立的一项奖项，这奖在复旦学生中，被誉称是“复旦诺贝尔奖”。
神圣的诺贝尔，神圣的殿堂——我因此而直奔主题，来到了创立这项奖的“本部”、复旦大学勤工助学办公室。
复旦到底是复旦，在学生工作部的那幢小楼里，我的第一感觉就像走进了电影《列宁在1918》中那个攻打冬宫的“革命指挥部”：忙忙碌碌的人，电脑嘀嘀嗒嗒的响声和接连不断的电话铃声……
“喂，你是家教部吗？明天将有上海的两家单位来谈合作事宜，你们做一下准备。好的，第三批受聘人员的批复报告马上给你送去。”
“活动中心吗？星期四的晚会还有什么问题？要调几个帮手？没问题，我会通知人事部的。那先这样，彩排时我让学校领导一起去观摩。好，预祝你们成功！”
“你找谁？我就是王万春呀，有什么事？噢，我知道，你们书亭的人手目前还够是吧？这个好办，关键是你们得在原来的基础上要根据同学们的需求进书、进好书，资金方面我们会考虑的。好，下午下班之前你带着副经理一起来我这儿一趟……”
勤工助学办公室主任王万春终于放下电话给我让座。“你是北京来的？学工部翁老师和应老师两位部长可能要等一会儿才到，你先坐一下。”他给我端过一杯茶水，并递上一张名片。
“硕士，复旦大学勤工助学办公室主任，光华公司总经理……看来你是这儿的老板哪！”我笑着对年轻的王主任说。
“操心加苦心的老板。”小王又去接他的电话。
“你这儿真忙啊。”
“可不是。而且是别人闲的时候我们便更忙了。”他重新坐到我这个客人旁边，顺便端起他的水杯，“咕咚”几下便把半瓶开水消灭了。
“这个光华是你们复旦大学办的实体？”
“是我们学校专为学生特别是贫困学生提供勤工俭学服务的经济实体。”
“走了那么多大学，看来你们复旦是全国第一家。”
“而且应该说是最早的一家。”小王详细介绍了我所感兴趣的问题，“要说我们光华可真有一段历史了。十三年前，我的学长——学校哲学系81级几个同学自筹资金，在学校领导、团委和学生会支持下，在当时的一座简易临时平房内办起了一个名为‘OURSALON——大家沙龙’，这也是在全国高校中最早的大学生沙龙。那时的‘OURSALON’除了向学生顾客提供一些咖啡蛋糕饮料点心外，更主要的是精心组织文化、信息交流活动。起初，我们这个‘大家沙龙’是以‘文化为主、经营为辅’的原则，如举办‘文理对话’、‘现代派画展’、‘哲学专题’等各种文化活动，学校的众多诗社、剧社、文学社等都来参与，成为上海高校有名的文化圣地。随后几年，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学校根据政策规定，对原来的‘大家沙龙’进行了重组，并且与我校一个也是由几位校友办起的光华科技服务公司联合，组成了具有经济实体性质的现在这个样的‘复旦沙龙’。”
“那么它现在到底是以文化为主还是以经营为主呢？”我问。
“应该说是以经营为主导，而其经营的内容仍是以服务于学生的文化为主。”
“怎么讲？”
王万春的解释使我的采访进入了主题。他说，复旦的这个光华公司现在纯粹是专门为了帮助那些需要勤工助学的同学而独创的一个完全由学生自己管理、并直接受学校学工部和勤工助学办公室指导的经营性实体。除了他这个“总经理”和三名财务人员为学工部的正式职工外，其余员工全为勤工俭学的学生。现下设办公室、人事部、家教部、社会服务部、勤工助学部和学生信用社、活动中心、大家沙龙、自助商店、学生书亭、文印中心、南区娱乐厅等十多个业务部门与经营实体。
“目前有多少学生在这些部门上岗？”
“常设岗位有800多个。”
“上岗的人员大多是些什么学生？”
“在教育改革并轨之前，我们面对全校学生，择优录取，公平竞岗。这几年复旦也出现了每年平均16％左右的贫困生，因此在同等条件下贫困生和特困生将优先得到上岗权利，现在的800多个岗上多数是那些家庭有经济困难的同学。”
“他们自主经营、自主管理得怎样？”
“很好。不管是过去的‘大家沙龙’，还是现在的‘光华公司’，我们一直非常健康地经营和发展着。可以说，现在我们的复旦沙龙——光华公司，既是校园学生文化的一道迷人风景线，同时又是学校帮困助学不可缺少的坚实基地。每年至少有近1000人次的贫困生在我们的沙龙上岗，他们一方面得到了素质的提高，另一方面有了一定的经济收入，去年一年仅我们这一块就发放了35。2万元勤工助学费。值得一提的是，学校勤工助学办公室与光华公司以学生勤工助学活动获得的利润，特设了‘复旦自立奖’，旨在奖励本校那些在学习、研究、社会实践和勤工俭学中表现突出的优秀贫困大学生。这项奖目前已经评选了11届，是复旦校园内影响最大的奖项之一……”
“就是被誉为‘复旦诺贝尔’的奖项？”
“正是。”王万春说到这里显得激动起来，“在我们复旦，大大小小的奖励近百项，但惟一这一项是学生们用自己的劳动所得而设立的特别奖，而获得此项奖的同学都是那些有着特殊经历与磨难、且是品学兼优的人。虽然这项奖的奖金也不比其他奖励多，但学校对此奖的每次颁奖仪式都给予最高待遇，学校领导只要在家的都得参加。像我们刚刚举办完的11届‘自立奖’颁奖仪式，就放在接待美国总统里根和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这样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美研中心’大厅内隆重举行。当时的场面太让人难忘，会议刚开始我们就接到了来自海内外的许多传真和越洋电话，上海多家电视台进行了现场报道。然而最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评奖过程就是一个让那些自强自立者感受自身价值的难忘历程。每届评奖开始，我们首先得用一个来月时间进行广泛宣传。组织者要在学校专家学者的指导下制定出详细、科学的评选章程及申请表格，随即在校园中央海报栏学生宿舍区张贴大型宣传海报，将申报须知发送至各院系，并在校广播台推出人物专访。此项奖与众不同的是每位期望得到此奖殊荣者必须自己提出申请，这申请的过程中重要的是要毛遂自荐地把自己的学习、勤工助学收获和参与有关研究的成果展示给广大同学。第二步是初评阶段。组织者将每一位上报者的申请材料逐一进行初选，然后根据差额选出入围者若干名。这一阶段的后期工作是将入围者再进行复评，凡在复评中再度入围者，其名字和主要事迹通过海报的形式公之于众，接受全校师生的监督，确保评选的公正与透明度。紧接着是第三也是最后一个阶段。这是所有评奖的高潮，也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每位进入复评的入选者必须接受专家、校领导、同学和老师组成的评委的现场答辩。我们举办的每一次这样的现场答辩会，总是引来全校上上下下的热烈关注与积极参与，那现场会的教室里、走廊内人山人海，台上的角逐者神采飞扬，雄心勃勃；台下的参观者倾听思索，深受教益。当一位又一位自强自立者在摘取‘复旦诺贝尔’的桂冠时，仿佛获得荣光的是我们每一个复旦人，那震耳欲聋的掌声会一次次地经久不息……我当了几回组织者，每一次颁奖完后，总有那些或获奖或没获奖的贫困生们跑来对我和学工部的老师说这样的话：”原以为家庭贫困难圆自己的大学梦，可学校不仅给我们提供了生路，而且还给予如此厚爱与荣誉，真是此生不枉一回复旦人！‘“
复旦人，多么响亮而豪迈的名字！
复旦人，又使很多人想探究它的真实内涵。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我细品着这一凝结了一代学子灵魂的复旦校训，耳边响起了著名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在这个大学的那次精彩讲演——
……下面我要讲一个问题，复旦校训中第一句的最后一字和第二句的最后一字。第二句最后的字是“思”，思考的思；第一句最后的字是志，志气的志。志，是志气、志向、志愿，尤其是家长对孩子说，老师对学生说或者学生对自己说，一个年轻人要有志气，你的志愿立什么？这就是说，每个孩子，每个年轻人都要有志气。这句话说是很容易，我去查了辞海，这个志的表述是新的方向在哪儿。这很有道理。“志”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志气、志愿、志向，是向外的；一个是对内的，即你自己的心向哪儿走。所以很重要的是你一定要问自己，你怎么样才能有志气，你自己的心往哪个方向走，就是你对什么有兴趣，你的才能在哪方面？要对自己了解，是很重要的。另外很重要的一部分是要了解外面的世界。这两方面都是互相关联的，这与问问题与求答案一样是互相关联的。我想对年轻人来说，重要一点是必须自己要相信自己，要觉得你自己的生命是有特别意义的，不光是对自己有意义，对整个外在世界也是有意义的，而你整个的一生有特别的任务。要相信自己，要对“志”作深刻的考虑：你自己的志向是什么？心之所向在哪里？你的志愿在哪儿？而你有了这个志，你就能在什么困境、什么情景中都可以勇敢地站起来！勇敢地去面对现实，面对世界！
笃志者而近思也，也许这正是复旦人出类拔萃的灵魂所在。
当我正被“复旦诺贝尔奖”的运作者激起心灵的千层巨澜时，学工部负责人翁铁慧和应岳林两位老师带着几个学生进来了。
“他们都是我们‘复旦诺贝尔奖’的光荣获得者与勇敢角逐者。请他们谈谈在我们的复旦沙龙里的勤工助学亲身感受，或许对你的采访更有用。”老师的善解人意，正是我求之不得的。
这是一群从形态到心灵都看不出一丝一缕“贫困”的学生，相反，他们用自己珍爱生活、珍爱校园的那般激情，把我带入一个个丰富多彩的世界：
与“大家沙龙”为友的徐晓民同学：遥想当年，在室友——一个现在应该称做“老沙龙人”的鼓励下，我加入了“大家沙龙”。还清楚记得第一次走向沙龙，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中午，由于地处偏僻，问了几个人才找到。而现在通向沙龙的那条小路，我的鞋子也已经熟得不用脚带着就能走上几个来回了。无论是白天、傍晚，雨中还是阳光下，那条小路对我而言永远是快乐的。初次领略沙龙真正的风姿是在我上岗的第一个晚上。虽然当时心里有些紧张，但看到已为“侍者”的同学们那股认真劲，我也就慢慢放松了下来。夜晚的沙龙，笼罩在一片朦胧的晕黄中，苹果形的红色蜡烛漂浮在玻璃小碗中，散发一团温柔的光芒，国产音响中冒出的音乐却是闻所未闻的动听，一对对情侣在蜡烛下低声细语，旁边也有五大三粗的几个男孩围着一张大桌豪气无比地喝下一罐罐啤酒。与我同身份的“服务员”端着精致得宛如艺术品的冰激凌、鸡尾酒，给客人介绍这是“飞天”、那是“廊桥遗梦”……这一切都是那么纯洁美好，连空气中也仿佛溶进了青春的笑容。总之，一次上班下来，我觉得自己已经喜欢上了这“大家沙龙”的岗了。沙龙真是奇妙，是一种什么样的魅力竟使它如此地吸引人呢？答案仿佛就在心中，但要说出来却又有些难。关于我们的沙龙，我有那么多话想说，可又不知从何说起。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在复旦，最快的时光是在沙龙。在那里，我会忘记自己已有的痛苦与自卑，感觉的是集体的温暖和快乐。有人说，劳动便是创造财富和快乐。我要说，在我们复旦“大家沙龙”的劳动，才真正体现了这种财富与快乐。
在家教部度过苦乐悲欢的董卉：成了复旦“光华人”是一次偶然。一个无聊的日子，我百无聊赖，无意中看到光华招新员工的海报，就莫名其妙地报了“家教部”，又随即斗志昂扬地闯过了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激烈的初试与复试，就这样心满意足而又踌躇满志地闯进了那个不大的半间小屋。一张桌子，一把椅子，简陋不堪，没有我期望中的高薪报酬，但也没有可怕的功利之争，只有琐碎单调的工作，少得可怜的薪金和让我困倦不已的忙碌的夜班，然而那却是一个期待已久的温馨的大家。这是一个以理科为主的“家”。作为文科的独苗，我可以让诸位同仁为我惨不忍睹的理科科目操尽了心，临近期末，当一向“大智若愚”的我为了计算机课保C争B而焦头烂额时，计算机专业的同仁腾出整个晚上给我紧急救助，使我获得了在他乡从未有过的一份亲情。从此以后，不管多累，也不管薪金多少，我总把家教部的这份工作认认真真地做好。当我看到那么多与我一样甚至生活更窘迫的同学从家教部得到一份自立的报酬时，我既为他们欣慰，也为自己高兴。而今，望望窗外，校园内又多了许多新面孔，又有许多同学带着急切和企盼的目光走进家教部时，我更加感到了肩上的那份责任，那份无怨无悔而充满价值的责任！
和文印中心一起成长的计琳：当初进大学时那股尝试一切的热情渐渐消退，取而代之以成熟的头脑、稳健的步履时，大学生活已走近尾声。从不谙世事的黄毛丫头，成长为一名即将踏入社会的大学毕业生，我的历程已深深地烙上了“文印中心”的烙印。记得初来时，它还只是光华公司下属实体中最小的一个部门誊印社。望着眼前昏暗的灯光，破旧的铅字打印机，还有那仿佛曾印过《挺进报》的油印机，我感到了一阵失望。在电脑不断更新扩充的现代社会，在全国一流的著名学府，使用的还是几十年前的老古董，难道这里就是发挥才能、体现自我价值的地方吗？誊印社经理的一席话语消除了我的顾虑：只有在艰苦的环境下才更能磨练人的意志。而且更重要的是，吸引人才的源泉绝对不是舒适的工作环境，而是一个团结互助、奋发向上的集体。带着对未来的憧憬，我们开始了艰苦的创业。因为经费的缺乏，许多事情都由每个成员自己动手。我们便利用业余时间粉刷墙壁，并想方设法开发业务品种，多作宣传……后来我们终于成功和进步了，现在我们的文印中心已经有了两台自己的电脑，一台复印机和一台胶印一体机，一跃成为公司下面拥有最多固定资产的部门了。我们的业务也由过去的零碎小活到现在的可接成批大宗业务，从业人数达16人，月净收入在2万余元！这可是个不小的数目呀！如今我快要毕业离开文印社了，然而我会把自己的一份情感永远留在这儿……
与书亭有缘的陈艳梅：3月，书亭招收新员工，我赶紧去报名并最终入选。按书亭规定，新员工的第一天工作都要有一个老员工陪带着。我的“师傅”是个极其温柔的女孩，她细声细气的指导，令我的紧张缓解不少。我报书亭的原意是为了既能解决一些生活窘迫，又能有时间看看书。但实际上当班时间里是不好自己沉醉书中的，而且人来客往根本静不下来。尽管第一天的工作就让我感到事与愿违，我最终还是放弃了退出的念头，因为我发现书亭还是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为它留下。我自知一向很传统，适应不了那种只讲效益和上下级关系的工作环境，因而书亭浓浓的家庭氛围首先吸引了我，另外书亭里工作的人大多是高年级同学。没有经验总是难免犯错误，而他们总是善意地帮助我，使我连同过去留存的自卑也一并消失了。原本我最讨厌班务会什么的，但书亭的每星期三的例会却使我感到了相互间的交流是那样亲情和必要，尤其说到幽默话题时开怀大笑的欢乐真叫人惬意无比。以前在外购物遇上营业员白眼时我就心里狠狠发誓：要是我当了营业员决不是这样的。书亭的上岗给了我实践誓言的机会，而同时也感到每一项工作要干好它绝非是件轻松的事，全社会和人们之间都需要相互的理解与沟通，因为那是我们这个世界取得和谐与进步的最重要因素。
……
天色已晚，还有许多同学争着要抒发他们心中那缕剪不断的“OURSALON”情思。我只好说：“对不起同学们，你们使我到复旦的采访主题改变了，因为在这儿、在你们身上我见不到痛苦与贫困。所以我只好与诸位BYEBYE……”
……
这实在是一次少有的愉快道别。转身时，学工部副部长应老师交给我一样东西，说是一位名叫杨海茵的94级毕业生在离开学校时留给“光华”的一封信，兴许可以使我对复旦勤工助学的采访有些补充。在回程的出租车上，我展开信件看了起来：
……一个月后我就要离开复旦了。回想大学生活的点点滴滴，在光华两年多的经历是十分重要的一笔。四年级毕业求职时，填了许多张就职申请表，“光华公司”是工作经历栏我不可少的填写内容。
我是1994年进入光华的，那时公司经理层多是90级的学长。我从一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开始，在许多朋友的帮助和支持下，学到了许多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最后成为公司经理层的一员。记得刚进公司时，办公室主办活动，请美容师讲座。我们一群人晚上在办公室画海报，赶到东区关门前回寝室，第二天早起去张贴。讲座那天晚上，3106大厅挤满了人，我们开心极了。在这种团队协作的气氛中，光华人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种友谊也成为公司工作的动力。
公司人员变动很频繁，尤其是办公室。有时甚至还没有搞清楚名字，人就已经换了。每一个能够在光华工作一段时间的人其实都不容易。光华的工作大多是一些十分琐碎的事。部门招新成员时，我总是对招聘的同学说，不要期望太高，你们要做的只是一些普通工作，比如贴贴海报，发发工资。但来到这儿的同学却都能以他们对公司、对广大同学的责任心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做好分内的事。而公司给予他们的可能只是几十元的工资，然而更重要的是给了他们一笔永远值得记忆的精神财富。光华给每一个人均等机会去表现自己的才能，同时也告诉每一个人，任何成功都是由最不起眼的工作开始的。……
在我们光华有句被同学们广为传诵的名言：“铁打的军营，流水的兵”。不多久，我就要离开复旦，走上社会，我们的光华也将迎来新一批员工与经理，复旦的校园内又将呈现一派醉人的景象……
呵，复旦“光华”，我将永远记住在你这儿曾经获取的那尊永生荣誉的“诺贝尔奖”，因为我视它为自己的一座不朽的人生里程碑！
我为这位同学和所有在复旦学习的那些寒窗学子而欣慰，他们不仅在这里获得了最好的掌握知识的条件，也获得了人生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修鞋网络中心”诞生记
1996年，中国大学的校园内不断有新闻冒出。南京大学的“厕所运动”正在全国高校如火如荼地推广时，河南冒出了两件更具新闻性的消息：一件是已经在郑州一家著名国有企业当上了生产部长的兰州大学毕业生李培栋放弃官位当了个修鞋匠。一件是河南农业大学的在校生程云飞同学在校园内开了个修鞋网络中心。这两位河南籍大学生的做法一经传出，全国高校乃至社会上都引起了好一阵反响。人们感兴趣的是，这两位大学生不仅同是河南人，而且干的是一个行当——修鞋，还有一个重要的相同之处是他们曾经都是大学里的贫困生，所不同点是前者已经毕业有了一份工作并且成了工厂领导后当的修鞋匠，后者是堂堂正正在校园内开设了以修鞋为主业的“网络中心”。真可谓五彩的青春，勇敢的创新。
苦孩子出身的李培栋当年为了跳出“农门”，摆脱贫困的阴影而刻苦学习，终于在1986年考入了西北名校兰州大学。那时大学没有并轨，不要交多少学杂费，但对家境一贫如洗的李培栋来说，平时不注意点勤俭就可能连买支笔、买个本都成问题。有一天他与同学一起上街闲逛，看到钉鞋的一个五分钱鞋掌，一经鞋匠之手就是两毛钱。李培栋从此做起“鞋匠梦”，他从牙缝里省出几个钱，购置了钉鞋的必要工具，便在校园内干起了修鞋行当，以小本薄利完成了四年学业而没有向家里伸过一回要钱的手。1990年李培栋毕业后分配到了郑州肉联加工厂所属生化制药厂，凭着名牌大学毕业生学历和他工作的努力，先后担任了车间主任、生产部长等职，正当厂领导准备让他晋升更高职位时，李培栋竟然辞去所有官职，当起了一名普通工人。这还不算完事，李培栋竟在郑州南阳路的闹市区租了一间小房，打出了“大学生李培栋修鞋店”的招牌，当然他是领了执照的合法经营。问题是他打出的那块在修鞋店前的“大学生李培栋”的大招牌，太引人注目，太叫社会各界包括大学生在内的人引起巨大反响。那时还不像现在社会上到处都是什么下岗人员，所以李培栋堂堂一名大学生放着官儿不当，竟摆摊做个修鞋匠，而且你悄悄当鞋匠也罢，可偏偏还要让人们知道你是个大学生！这能不让人看热闹吗？
今年22岁的程云飞是河南农业大学的95级学生，他当“校园修鞋匠”的最初愿望完全是为了自己独立地承担家庭难以支付的各种上大学的费用。小程出生在豫南镇平县的一个山村，他父亲是位当地有名的“能人”，凭着自己灵巧的双手在80年代就是个“万元户”。但父亲也有“失算”的时候，而且是致命的——1989年，他倾尽全家资产办的砖窑厂做了几笔大赔本生意。这一年正好儿子小学毕业上初中，正处绝境的父亲根本不理会儿子“全班第一”的成绩，说啥没同意儿子继续上学的事。为此，12岁的小云飞一气之下逃离了家乡，跑到20多里外的姑姑家。那儿有所“只要成绩在班上前五名”就可减免学费的中学，小云飞就这样进了初中。学费免了，但生活费仍然是个问题。倔强的小云飞对姑姑说，只要给点玉米面糊糊吃就行。姑姑苦笑地摇摇头，说你真吃好的姑也拿不出来。那三年里，小云飞的肚里除了面糊糊几乎没有进过别的啥食物。可是三年后，小云飞却昂首“飞”进了县重点高中——镇平县一中。
报到时，200元的学费又难住了程云飞。这一次他碰上了好运，学校破例给他免了，理由不算挺充分，但却很有力：程云飞家境贫困，本人成绩特别优秀。说学校的做法理由不算挺充分是因为像程云飞一样家境不好的还有很多，可要说像程云飞一样刻苦学习、成绩非常冒尖的则并不多。程云飞是个从不让人另眼看的孩子，他一进高中，马上想到自己不能依赖学校，而应当自立。靠什么呢？课余之时，小云飞边在校园内背书，边思忖着。“哒哒哒……”校园工地上那震耳的电钻声突然把小云飞从苦思中惊醒了：对呀，工地上肯定要些干杂活的帮手，比如运送砖瓦和其他材料什么的。我家里有辆闲置的旧拖拉机，如果能为工地运送点建材不是可以赚些钱么！
大胆的想法给了小云飞大胆的行动。一日夜晚，他悄悄回到家，凭着胆大心细，没学过开车技术的他硬是把那台旧拖拉机给开到了学校，只是一路程云飞出了好几身冷汗。第二天上完课，他找到工地上管事的人一说，人家还真同意了他的要求。从此，上完课后的程云飞就干起了工地的临时运输，那辆破旧的拖拉机伴他度过了三年高中……1995年，程云飞以620分的优异成绩考入了河南农业大学。
上大学不像中学时代那样离家近，也不可能把拖拉机开进省城名校，可上学的学杂费却高出了好几倍！一年几千元的费用，对家贫的学生们来说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程云飞觉得命里注定自己要自立自强才能获得生存可能，好在他不像有些同学抹不开面子，只是一个全新的环境使他一下不知从何做起。一日，程云飞的旧皮鞋破了，上街一修，竟使我们的大学生十分恼怒：不大的一点破损处，来回跑了四次，还整整花去了20元钱！
什么事嘛！那一夜程云飞睡不着，他想着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全校6000多学生，如果每人每年修一次鞋，按一次10块钱计算，一年不就是6万元么！要是加上学校的教职员工，一年还不白白流失十来万元钱！10万元钱如果让同学们自己赚回来，再济助给那些贫困生或者让贫困生通过劳动赚回这笔劳务费，那该多么有意义！中，这是件值得试一试的事。
程云飞从小养成了想干什么事就要让它干成的习惯。这修鞋的事么当然也很快在他的努力下搞成了。他通过从同学处借来200元本钱，趁一个星期天时间赶回老家，从邻居那儿购得一台旧修鞋机并带回了学校。第一个星期天到来时，程云飞在校园的宿舍门口挂出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义务为同学们修鞋”。这可是打灯笼都难找的好事、新鲜事。好事就好在不用花钱便可以把破了的鞋拿出来修好，新鲜事就新在大学校园里出现了由学生自己担当的“鞋匠”。
“他行吗？”
“行。还真像模像样，修的鞋也挺棒。”
同学和老师都对程云飞的行动和手艺给予充分肯定，于是一时间他的修鞋小摊前常排满了“队伍”。纯粹的义务修鞋并不是程云飞的本意，过了一段时间他开始收费，当然比外面同样修补一双鞋要便宜一半，这一点同学和老师们都接受，所以生意还是忙不过来。这使程云飞大为不安起来，一方面自己要学习，不能老蹲在宿舍门前接活呀；再一方面自己有赚不完的钱而又有干不完的活，可许多贫困生却还在整天为学费和生活费发愁但仍终日有不少时间闲着……对啊，是应该想想法子了。
又一个新学年开学了。同学们都在向学校交学杂费时，程云飞却比别人多向学校交了份东西，那便是他著名的“校园修鞋王宣言”——洋洋40页的《关于成立河南农大修鞋网络中心的可行性报告》。
这可是河南农大乃至中国大学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份独特“报告”。程云飞所在农大领导一向对学生的勤工俭学极为重视，特别是实行并轨后作为农业大省的农大学校，贫困生的问题一直是校领导头痛的事。“我们坚决支持程云飞同学的这种积极想法，而且他的报告是在自己实践的基础上写出来的，值得一试！”校务会上，校领导们面对那份庄严的“修鞋王宣言”，露出了赞同的微笑。
没有比学校的这种支持更能激励程云飞的了。他根据已有的业务情况，立即着手购置了几台修鞋机，并先在本班带了三名徒弟，之后又扩大到系里。这年10月，修鞋网络中心在河南农大正式成立，当由程云飞带领的第一支大学生修鞋队伍在校园光荣亮相时，整个农大都热闹了起来，师生们从四面八方来到修鞋现场，那一双双目光中既有好奇，也有困惑，但更多的是理解与赞许。
修鞋网络中心的第一炮打响后，程云飞并不满足，他根据农大附近高校多的情况，又把网络辐射到其他大学……
经过两年的实践与发展，如今程云飞的修鞋网络中心已经有了数百名成员，他们清一色都是经济困难的大学生。有人开始担心大学生当了修鞋匠，会不会影响学习。事实上程云飞在建立网络中心时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因而他要求每一位参与修鞋网络中心的学生，必须提交一份课程表，以检查他是否合理安排了勤工俭学和学习的时间，而且凡是学习成绩往下降者就得从修鞋匠位置上下岗。这一招反而使那些有了固定收入的修鞋匠们更加注意珍惜时间、刻苦学习了。
程云飞是个思维极为活跃的青年，他现在一直在致力建立一个全国性高校修鞋网络中心，并称这是个“具有跨世纪意义的工程”，他算过一笔账：全国1000多所普通高校加1000多所成人高校，2000多所高校共计在校生近四五百万人，如果一人一年因修鞋而消费10元钱，那么如果全国大学生修鞋网络中心能承担起此项业务，至少一年可获纯利二三千万元，再用这笔钱建立一个济困基金，那将每年至少可以解决万名以上的贫困生经济困难问题。他认为这是件功德无量的事，所以尽管他说他在大学的时间不太长了，然而为了这件事，将来即使毕业了他仍要当个修鞋匠，一直到修鞋网络中心在所有高校里生根、开花和结果为止。
真是一个平凡而伟大的理想。其实程云飞同学之所以要这样做，他的出发点是想通过自己的行动和实践，告诉那些仍在为经济困难而头疼的大学生们，只要自己有自立自强之心，就是凭着最普通、最廉价的劳动也能创造一个崭新的天地。同时他还想告诉同学们的每一个母校，如果能转变观念，积极动脑，把学生和学校内的那些可以让同学们自己服务自己的事都做了，那么大学贫困生现象可能就不成其为问题了。
“修鞋匠”的思维，多么远大而浪漫。不过他的想法，值得我们肯定，至少程云飞在河南农大的实践证明了它有成功的可能。
我这里有一份程云飞的“女徒弟”、河南农大学生杨瑞梅的《自述》：
……我家境贫困，考大学也几次运气不佳落榜过。后来好不容易上了大学，但面对几千元一年的高额费用感到时常苦闷，特别是第一学期，总感觉周围的人看不起自己，加上成绩不理想，甚至曾有过想退学的念头。到了第二学期，我就一心想多挣点钱，再把学习突上去。我开始推销过产品，但没赚到什么钱。去年3月，新学年开学不久，一次我去学校小卖部，见有同学在路边修鞋，觉得这活不错。后来便知道了学校勤工俭学部的修鞋网络中心——就是名噪一时的校友程云飞同学一手创办的。当时没多想当个修鞋女大学生会不会让人说三道四，一心考虑的是如何摆脱经济困境。经过两周的技术培训，起初是由修鞋网络中心组织我们这些新学员一起摆摊，目的是为帮助我们克服心理障碍。后来有人问我你一个女生难为情吗？说一点不难为情是假话，但如果像过去，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没啥难不难为情的，因为过去为了读书什么事没做过么。现在有点不一样，毕竟是大学生了，尤其是女生。不过我这个人性格就是自己认定的事便能坚决干下去。
我过去在家时动手能力比较强，所以未感到修鞋有多难学。当时程云飞摆摊时我就在一边看，看过几次后就基本会了。开始我修鞋时总问他：这样行不行？其实我当时已经掌握技术了，问他仅仅是为得到他的认可罢了。只有整鞋换底子难度较大，必须认真细致，否则就很容易扭坏。当然学艺还得准备吃苦，有一次钉钉子，一锤子砸在手指上，疼痛钻心，紫血泡马上起来了，但我没离开修鞋摊，继续修。几个手指一度被绳子勒得个个都有血口子，白天倒不觉得疼，一到早晨起床时，穿毛衣的手都握不拢。后来手上白花花起了一层皮。当然不疼了，手上起了老茧——凡事都有个从敏感到麻木的过程。
“五一”前那段，来修鞋的人特别多，只要往摊前一坐，几个小时就甭想起来，只有回到寝室才什么都不顾地往床上一躺，疲惫得啥都不想了。你问我一天能修多少鞋，没算过，六七十双会有吧！因为一天能收四五十元钱，大点的毛病我们收一两块，像球鞋补个洞才收一两角钱，更小的毛病常常不收钱，有时一天十来双是免费的，特别对女生——她们爱找我，可她们又比男生更斤斤计较。反正都是本校同学嘛。有一次，一位男生拿着一双拖鞋来问能不能修，旁边的一位男生说：只要给钱咋不能修？不知怎么的，我听着这话特别刺耳。其实是一点小毛病，很快就修好了。他问我多少钱？我说不收钱，可他执意要给。我说你给多少？5元？10元？那位男生当时很诚恳也很受感动地说了一句：还是学生好！
不久前，学校一位爱写报道的同学给我拍了几张修鞋时的照片，钉钉子的、摇机子的情景都有。正好我要回家，就将照片带了回去。姐姐接过照片只看了一眼，泪就流了出来。嫂子说：以后除了学习啥都别干了。最难受的算是我妈了，她说你在家读中学时，家里有苦一点的活都不让你干，现在你上了大学却当个“修鞋女”……她们要把照片撕了，我没让，说：这没啥，学校有好多家庭贫困的同学都加入了我们的修鞋队伍，我们河南农大的修鞋网络中心在全国都有名气呢！我妈她们将信将疑。
我是我们修鞋网络中心最早一批的成员，也是惟一的女生，开始有人冷眼看待，时间长了我也就不注意这些了。我现在感到心里踏实，因为我修鞋不仅解决了我上大学的生活费和学杂费，而且也没有影响学业。现在我正准备考研，说不定考上研究生后我还当一名校园修鞋女……
看，程云飞的修鞋网络中心多么有魅力！
其实，每所大学都是一个大有潜力的市场，而这个市场在我们中国的高校里几乎没有多少是由大学本身去开发的。据上海一高校的学-生社会调查组调查结果表明，在大学，每位大学生除了伙食之外，平均每年约有800元至1000元的个人市场消费价值，而这部分的消费被学生或学校通过自己的服务消化掉的不足200元，其余的则大量流失在社会市场上。如果通过科学的、能动的系统工程，学生们能在校内就把这部分的市场“截”在自己手里，那无疑将是一笔巨大的经济资源。要是它被勤工俭学的学生们都利用起来，可想贫困生的经济出路必然大为改观。
程云飞同学是这方面的“第一个吃螃蟹者”，而我在另一个大学里则听说了一件“六个女大学生缝一条被子无从下手”的事，这更说明高校的大学生自己服务自己的那个市场还大着呢！
下面是另一个贫困生的另一种“校内上岗”，看后，兴许能获得另一种启示——
“经理”很潇洒
6月6日，北京。《中国作家》杂志社。
这是一个很吉利的日子，大街上到处可见结婚办喜事的车队，那些只顾自己招摇过市的新人们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市内交通。刚从西安采访回京，见有几个大学生的来信，这是我近期特有的收获。来信者大多数是我采访过的同学，他们一封封信中或是热情洋溢或是一吐而快地诉说自己在与经济贫困做抗争的经历，总是令我感动。今天的一叠信中使我特别印象深的是农业大学的叫何联初同学的信，因为这个同学是我所采访的200多位大学生中非常特殊的一位。小伙子特聪灵，我到农大采访的第一眼感觉他不应该是贫困生，后来交谈中证实了我的判断。不过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属于“致富了的特困生”。很有趣，贫困大学生中竟然还有“致富者”！
那天到农大（东区）采访何联初同学的情景我还记得，在他之前有几位贫困生不是半天不肯说几句实情，就是最后总说得泣不成声。轮到何联初同学时，我发现小伙子一张口，就充满激情，举足抬手，很使人联想起五四运动时的那一类热血青年。这位同学说他的家在湖南株洲，父母都是农民，他第一年上大学交完学杂费后口袋里就没有几个子了。怎么办？得生活、得学习下去呀！机灵的何联初打上小学到现在的十几年里，还是头一回被钱所困扰。过去乡下上小学、中学，再怎么着也能对付。可现在是上大学，且是在首都北京上大学，出门、张嘴啥不用钱？小伙子说头几个月因为没钱，他甚至上学校食堂偷偷捡过别人扔下的半截馒头，为这他还差点被食堂的师傅当小偷给揍一顿。“苦啊，有钱的人是不知那些被逼当小偷人的苦处。说句心里话，在最苦的时候，吃不上一顿饱饭时，我真的有心去上街当回扒手。那种你既要像模像样做个人可口袋里没一个子的时候，你心头的那种努力想改变自己困境的期望，你说有多强烈就有多强烈！”何联初说，他后来觉得自己应该想点办法出来，否则就可能无法摆脱心理上的某种扭曲和变态。他说他后来得到了一个启示，那是第一学期临近元旦时，新上大学的同学们对自己在大学度过的第一个新年特别的重视，许多同学争相购买新年贺卡。有一次，何联初从一位在北京某出版部门工作的亲戚那儿带回了几张式样独特的贺卡，班上的同学从他手里一抢而光，而且有的同学甚至愿意出双倍钱购得一张自己喜欢的贺年卡。这事给脑子灵敏的何联初仿佛打开了一扇智慧之窗：对呀，假如我从出版商那儿按批发价购得贺年卡，然后再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转给那些想要的同学，自己不就可以落个差价赚头嘛！试试看。当何联初第一次用自己的“饭本钱”从出版商那儿批回30张贺年卡后，回到学校不出一天便全部卖完，他回到宿舍背着人偷偷一数，嘿，不多不少，20块净利！这可是小半个月的饭钱呀！何联初像是得了一座金山那样欣喜若狂。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后来何联初就不仅仅做贺年卡“生意”了。他发现学校有一个很大的市场，那就是同学们日常的学习和生活消费品用量极为巨大。由于学校是个特殊的地方，许多学习和生活消费用品走进校门时，实际上已使同学们多花出了几成的价钱。这对手中有钱的同学们来说并没有什么，但对那些本来就家庭贫困的学生来说可就大不一样了。一本书，一本复习资料，如果从不同的渠道买到，可能就是饱一顿肚子和饿一顿肚子的问题。特困生出身的何联初太有体会那饱一顿与饿一顿之间的不同滋味了。他决意从这一天起，为了学校的诸多贫困同学，也为了自己，他要做一名“校园业余生意人”。
“生意”是从同学们日常所需的最流行的书、考试时最需要的复习资料和最廉价的衣食用品开始的。“从那起，我就十分注意同学们平时想要和最追求的物品，特别是学习上的用品，而且慢慢掌握了一些规律。如每年新学年开始或结束时，同学们总要更换一些包啊鞋的，我就跑到一些生产包啊鞋的厂子里去低价批来，然后又以比市场价低出几成的价卖给同学们；每次复习考试时，同学总有大量资料什么的要找地方复印，可不知底细的同学们总要多花好几块钱才能复印好，而把同学们的这些需要接过来后保质保量地低价给同学们办成了，大家从我手中获得的是物美价廉的同样东西，自然十分的高兴。像复印资料这一类活，每个学期有好几个高潮，如大考小考，还有考研，同学们不知要复印多少资料，这些活我把它接过来后，可节省了同学们不少钱！至于我嘛，当然也要赚点小钱，合理的劳动所得嘛。不过真正得益最多的是同学们。你问我利用什么时间和啥形式做‘生意’的？一般是用下课的那段时间。因为这段时间既是我的休息时间，又是同学们比较集中的时候。至于我怎么做的……嘿嘿，要我表演一下吗？”何联初同学见我笑着向他点头，于是便从椅子上站起身，稍稍调整了一下情绪后说，“我先示范个卖书的吧。”
“行，就做个卖书的。”我和另外几位准备接受采访的同学让到了一边，饶有兴致地看何联初表演。
“丁零零……这是下课铃响了。”何联初自言自语道，“于是我抢先几步来到某个班级的教室。这时的教室内一片喧嚷，于是我站到门口，把双手高高地举起。同学们一看到我的动作，就知道有事，便静下了。这时我便抓住时机，开始‘广告’宣传。如果是卖书，那我就先说一声：同学们，你们不是正在寻找一本某某的书吗？是的，这本书目前正是我们学习和考试最需要的参考资料。可是从哪儿能得到呢？也许有的同学已经有了，而有些同学想要却一直不知从何而得。那么我告诉你们，我现在就可以满足大家的需要，你们谁想要就请马上登记，我会在现在或者下课时送到你们手中，价格嘛绝对优于市场。我这段话一落，同学们就会蜂拥而上地前来向我咨询或登记。当十来分钟的课间快要结束时，我的一笔‘生意’就基本完成，留下的事是我在中午或晚上时间把书或物品给同学们送到宿舍……”
我被何联初的出色表演所折服。在场的同学说何联初是农大出名的“生意人”。
“那你们满意他的服务吗？”我问。
“满意。因为他一能上门服务，二总比外面卖的要便宜不少。”同学们对何联初给予充分肯定。
“那你们为什么不像他也做几把‘生意’？”我又问。
几位同学不好意思地回答道：“我们哪有他的本事嘛。”
看来这校园里的生意就只有他聪明机灵的何联初做了。“不不，校园内的市场大着呢！我一个人哪来得及做嘛。再说我又不是为了发财，当初干这玩艺儿也是被逼出来的。只是越做越有经验了，现在真是有点放不下手了。”何联初又恢复了他作为学生的姿态，可当我了解了这位同学的能耐时，我怎么看就怎么觉得他应该是位出色的经营家，而不是现在的自动化专业大学生。
“可不是。我现在越来越感到自己在营销方面很有些发展前途，比如我在为同学们做点事中感受到校园的市场大得很，加强这方面的市场开发极有前途，所以心头老不能平静，老想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同学们开玩笑说我是‘致富的贫困生’，事实上如果我们能在这个领域认认真真地做些事，确实能使一批像我这样的贫困生通过符合学校实情的经营理财而达到最终‘脱贫’。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些贫困生在这样的劳动实践中还得到了应有的锻炼。我现在就是朝这个方向在做。由于‘生意’做多做大了，一个人忙不过来，我就发展了一批贫困同学跟我一起做。在做的过程中我们互相学习和促进，既得到锻炼又获得收益，其乐无穷。”
“你这样是不是要影响学习？”我由衷敬佩这位小伙子，但心头不免有个疑问。
“不影响。因为我用的全是业余时间。”何联初说，“我只是比别人少睡一个小时的午觉，或不去咖啡厅坐几个小时而已。我还没有告诉你何先生，我一直是班里成绩第一名。尽管我手头有很多‘生意’在做，但我从没有因此下降过学习成绩。现在我还有每星期的三份家教和学校勤工俭学办公室给的每月在学校收水电费的打工活哩。”
“收水电费和家教这一类勤工俭学，是不是比起你的其他‘生意’来报酬要少得多？”
“账不能这么算。”何联初对我的这一问题回答得非常肯定，“做任何生意都有风险，而学校安排的勤工俭学岗位是目前最不具风险的，虽然我认为它确实有待改进，但对大多数贫困生来说，这样的无风险岗位也是十分必需的。至于我的情况有些特殊，所以我对自己所选择的勤工俭学也根据不同情况作不同对待。比如因为我有一套自己的学习经验，加上我注重效果，于是像我外出做家教就与别人不一样。同学们一般都采取每小时15还是20元计算，我不这样。我对受家教的学生家长说，我要按我教的质量来计报酬。如你的小孩是为了保证想参加高考更有把握些，那我就保证使他复习得当，方法更有效；如你的小孩哪门功课差而需要赶上去，那我就保证让他达到预想的效果。衡量的标准自然是小孩和家长嘛，你认为我教得确实达到了目的，那你就给我应得的那份报酬；你如果觉得没有达到目的，那就减少或者一分不给也行。”
“这样做你会不会亏呢？”
“没亏过。因为差不多经我家教的学生最后都达到了满意效果。既然他们达到了满意效果，故而我在收费时通常按质论价。有时一次家教三四个小时，我就要收三四百元。你一定觉得很高吧？可人家愿意给呀！而我自己也认为既然我出卖的是高效益劳动，那就不能按廉价劳力论价。现在社会上许多用工单位对我们贫困大学生外出打工极歧视，完全像是向你施恩似的想给多少报酬就给多少，无任何公平可言。我那样做，从一个意义上讲也是想为我们广大贫困大学生争口气，向那些不公的待遇宣战。”
何联初的一番慷慨激昂，使我对打工的贫困生们有了一种新的认识——他们中间并非尽是些忍辱受屈的弱者，他们也有令人折服的强者。
想到这儿，我忍不住展开何联初同学写给我的信——
尊敬的建明先生：
你好！
上次你来校采访，使我有机会向你吐露一个贫困生为了生存而进行的自我奋斗历程。但是那天采访时间太紧，没有向你透露我在学校里所做的和正准备想做的几件事。
去年元旦前夕，国家教委下文不再允许学校里有私人开设商店。而当时我们学校内有三家这样的商店，便面临要清盘。我得知这消息后，很想把它们接过来。一则考虑我有这方面的经营能力，另一方面我校贫困生很多，他们不少人仍然没有勤工俭学的岗位可做，如果这三家商店由我们贫困生们把它接过来经营，肯定可以解决一批同学的生活困难问题。为此我找到了学校生活管理科科长，后来又找到校长、党委书记、副书记、副校长等……由于多种努力，我认为学校的领导几乎是认可了我的想法。正当我写完可行性报告并准备从银行贷出50万元之际（贷款是我托在京一位做生意的朋友帮忙负责办的），学校生活管理科科长突然通知我此事已没戏了，原因是这三家商店的经营权另有人要接管。我区区一个在读学生，自然胳膊扭不过大腿而只好放弃，且当时我正值期末考试。但通过这事我学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经验。
就像我上次已同你谈的那样，学校存在着一个很大的有待开发的市场。虽然作为学生的我不能直接起照经营，但作为一种新型的勤工俭学方式，我还是不愿放弃这种有益的尝试。在之后的第二学期也就是今年，我在同学中宣布开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公司”，它包括销售、代理、咨询、租赁等许多部门，其业务延伸到凡是同学们所学所用的任何内容。成立“公司”全由我一人策划和制定营销战略。“公司”一诞生，即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那些过去没事可做的贫困生们纷纷加入了我的“公司”大本营，就连一些原本不困难的同学也都一起参加了进来。“公司”能良好运转，主要在于我们信息灵通，敢于吃苦。比如我们农大附近全是首都著名高校，而各个学校、各个系室复印资料、出卖参考教材的价格各不相同，我们“公司”对这些了如指掌，故而同学们都愿意找我们代理为他们服务，因为我们提供的总是最便宜的服务。还有我们的服务总是主动的。如前两周大一新生上游泳课需购一批泳装，我看准这是个机会，可是进一批这样的货得好几千元资金。怎么办？为了筹到钱，我就连续几次利用下课时间亲自跑到几个教室的讲台，给同学们进行即席宣传动员，并成功地截下了当月一些比较富有的同学们的生活补助费，加起来共3000多元。这些钱正好够“公司”进货，于是我们抓紧时间，在学校开设游泳课时及时将各种款式新颖、价格便宜的泳装送到了同学们手中，我的“公司”则轻轻松松也赚了一笔。除了给参与“公司”此次买卖活动的同学相应报酬外，我特意还给配买泳装的班级每班提留了150元作为奖励。最后“买主”和“卖主”都皆大欢喜。
生活的艰苦，给了我许多磨练机会。可能正如你上次所说的我是在无意的社会实践中发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我现在除了上好课外，整天满脑子是各式各样的经营点子。可是由于学校是个特殊的天地，不能让我放开手脚干。暑假快到了，今年肯定又有更多的经济困难的同学不能回家，看到他们欲干无门的情景，我总是很难过，所以今夏假期我想把自己的“公司”来个更大的发展，以吸收更多贫困生能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和创造性的智慧，为下个学年挣得更多一份学费和饭钱而奋斗。
……
顺致夏安
农大（东区）何联初
5月30日
这是大半年中我读到的无数大学“打工仔”们给我所看的或所寄的日记及信件中最令人欣慰的一件。我甚至想，如果在中国50多万贫困大学生中有那么一批像何联初那样富有经验与成功的“打工致富者”，那中国的贫困生现象可能就是另一种存在于当今中国大学的现象了。但不管怎么说，我们的那些家庭有困难的学子们只要勇敢地去参与社会实践和靠双手争得生存权利的活动，即便是没有致富甚至有的还可能失败了，但他们的精神都将是中国大学校园里一道诱人的独特风景而被载入中国当代教育史与中国当代青年运动史。
欢乐和流泪，对那些勇敢面对现实的人，永远都是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