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跪的他与下跪的他
1996年10月，郑州大学迎来了一位特殊的新生，他叫孙天帅。
孙天帅确实不同一般，因为他是直接从一名普通“打工仔”一跃成为名牌大学的大学生，而能使他实现这一跨越的是在一年多前的一次打工时发生的一件事。
那天，孙天帅打工的所在单位——珠海瑞进电子有限公司的外商女老板金珍仙，突然让正在生产线上拼命干活的全厂中国员工站队集合，大发雷霆地要求每个中国人双手举起做投降状，然后就地跪下。金珍仙这样做是因为两年来，这位女老板时常要求员工们加班加点，就连春节都不让放假。1995年3月7日早，连续加班几天的一位女工劳累过度，在休息时伏在工作台上打盹。外国女老板为了惩罚这位“违规”女工，于是就有了要让全体员工罚跪的“集体教育”，并声称若有一人不从就罚其余人“永远跪着上班”。许多工人迫于无奈，犹豫中淌着泪水跪下了……孙天帅是这群受辱的中国员工之一，但就在工友们一个接一个跪下时，他却像青松一动不动地挺立在原地。
“跪下！”女老板咆哮地向他吼道。
“请问，我为什么要跪下？”孙天帅压住心头的愤怒，问。
“不跪你就滚蛋！”
“我可以走，但作为一名中国人，我要控告你在我们中国国土上的所作所为！”孙天帅昂头挺胸，甩下每月1300元的饭碗，大步从那个女老板身边走过，并且永远离开了那块耻辱的地方。
“我是中国人，死也不在洋老板面前跪下！”孙天帅，这位“不跪的中国人”，从此成为千千万万打工族传颂的英雄，被亿万中国同胞们所称道。1996年7月16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再次播出有关报道后，一时间孙天帅又成为热点人物。
有言道：男儿膝下有黄金。在中国的几千年传统文化里，在事关人格、国格面前，跪便是一种理性、道德的沦丧；在真情与亲情面前，跪便是最重的回报、最高的敬孝；然而生活中还有一种跪也是十分崇高而又珍贵的，那就是或为长远的奋斗、或为暂时的生存而跪。
在我们中国人的眼里，一个“跪”字，包含了太多的内容与内涵。“跪”字，在大学生的眼里是一种人格的尊严、知识的等价，因而它更富于特殊性。在新的历史时期，一向是“天之骄子”的大学生们，他们的许多人中，为了基本的生存与生活，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颅，去从事他们本不该去做的那些事。在如此一个“跪”字面前，有人端正心态，勇敢地去面对现实，从而摆脱了原有的种种困难而确保了学业，这样的“跪”，同样是高尚和可贵的；然而也有人则不能摆正心态，不是在“跪”字面前退缩，便是向“跪”字投降。
“跪”，对千千万万个生活贫困的大学生们来说，无疑是个痛苦的历程，那是种辛酸的无奈，那是笔高昂的代价，但同时又是自然界无法取之、只属于人的心灵之窑独自铸冶的黄金！
有人一生也许不会经历一次“跪”的过程，然而对那些为了自我基本生存而去谋生的大学生们来说，他们几乎每时每事都在经历“跪”的锤炼与折磨……
有位大学生告诉我，他最先在学校勤工俭学指导中心安排下当了一阵学校家属楼的水电收费员，这本来就不是什么复杂的活，一个月查收一次，但这位同学说，他负责的那三座楼里总有那么几户人家在他每次前去收费时说些难听话、做些刁难你的事。他说有一次上一户家里收费，那主人硬不愿如数交纳电费，理由是怀疑电表不准。那同学说电表不准与我照章收费无关，我只管自己的职责。那主人就气急败坏地把一张100元的大票扔在这个同学脸上，说你收呀！你是不是穷疯了想在别人的水电费里抠出你的学费来呀！这个同学说他当时真的被气哭了，扔下收费本从此再没在学校上岗。后来他到社会上打工，可是打工的经历使他更加饱尝了屈辱与痛苦。他说，时间一长他就明白了，因为任何一种为别人服务性的低级劳动，都不可避免地碰上这样或那样的不痛快的事，也许正是这种特殊的磨难，才使得大学生的勤工俭学更为可贵。
这个同学的话有一定道理。在帮助大学生摆脱生活困难的工作中，这几年各学校和各级共青团组织，通过各自的可能为贫困生们创造了大量的勤工俭学机会。然而学校毕竟不是劳务市场，即使老师们把本来用不着设岗的许多地方也利用起来，让同学们去象征性地做些勤工俭学，但终究满足不了所在学校大批的贫困生上岗问题。能在校内上岗的人对贫困生来说，就像那些不用愁就有饭碗的“计划分配毕业生”一样令人羡慕，而这部分上岗的人，不管是“蓝领工”还是“白领工”，其实只占大学贫困生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绝大多数的贫困生想求得生存，争取自立，很大程度还得靠走出校门到社会上去打工。
“外面的世界真精彩，外面的世界也真够黑暗与残酷。”几乎每一个在社会上打工的大学生，都有这样的深切体会。
确实，大学生打工首先要面对的是如何接受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被贬值的问题，不是特别的好运，几乎没有一个老板是把前来做工的大学生当做有知识的人来合理聘用，而是作为廉价的劳动力来录用你。你不是就想得到一份饭钱吗？那你就老老实实放下你大学生的架子，我这儿可以提供出力换一份钱的差事，如果你想干你就留下，你想获得身份和知识的等值工作，对不起，请另寻高就。有些修养的老板就是这样对你说。如果碰上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大款，那恐怕就是另一种口气了：日娘的，你以为你是什么鸟东西呀？咱这个城市里啊，硕士、博士的想刷盘都排着队，像你这样的“笨（本）科”就是给我搓脚端尿最好先自己照照镜子配不配哩！
你气？那就自个儿受吧。你高傲地甩手起身回校，可这个城市不对“贫民”发放救济粮，即使发了也轮不到你这高贵的“天之骄子”。你无奈，于是只好“面对现实”而降下一个大学生的身价，去从事根本不要文化只要能出力流汗的劳工，这种现象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更为突出。大量的下岗人员，大量的国家机关精简干部，加上大量的企业不景气，全社会的劳力过剩，使得人力资源几乎丧失了最基本的择业优势，大学打工族无一例外地面临着同样的挑战。
1998年7月的暑假前，我走进首都几所大学的勤工俭学办公室，负责此项工作的几位老师，面对多于往年几倍的假期留校学生的打工问题，长吁短叹地直摇头。一个五六千人的学校，竟然有一两千名学生假期不回家，你是管还是不管？管，你就得给他们安排活，可现在社会上的下岗人员多于想打工的学生几十倍！你不管，等9月份开学时他们都不给学校交学费，倒霉的还是学校。唉，真不知如何是好……透过这声声沉重的叹息，我们不难感受到现实的严峻。
走，我们自己找活去！同学们这样说。其实他们早已做好了准备，因为长长的暑假是打工赚钱的最佳时机，非万不得已完全可以不用回家，既可省下一笔路费，更重要的是新学年的学费、生活费全看这个假期的打工结果。在中国农业大学，我进行了一次“暑假大学生打工实践的调查”，接受调查的30名同学中有28名非常明确地说，自己留在北京过假期的目的是为了挣出下学年的学费和生活费。
你准备在假期干些什么工作？
最好是某公司的商务，其次期望一份固定的家教。
你打算在假期挣多少钱？
越多越好，但至少必须在2000元左右。因为下学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少不了这个数。
如果好的工作找不到怎么办？
那就只有看着办，到最后凡是有钱赚的，什么活都得争取呗。
——上面是我和一名假期留校学生的对话。7月初，学校的升级考试刚结束，他就加入了滚滚涌出大学门的“打工大军”，几日后，他打电话告诉我——
运气不错，有家经济小报聘我当特约组稿人。
什么待遇？
计件工资制。一个月能拉到2万元的指标给30％的提成，不低吧？如果我能组上一两个有偿版面，新学年的学费不就都有了！
接完电话，我真从心眼里希望这个同学能成功，但又不得不暗暗思忖着他干的那活其实纯粹是人家榨他油水的小把戏。京城里上千家大大小小的报刊社，玩这一类招数的早就不是啥新鲜事了。说得好听点儿是聘你当什么“特约组稿人”，说白了就是让当拉钱的业余广告跑腿员。我身在报社、杂志社干了一二十年，这种事见得多了，心想提醒这位同学，可又不忍打碎他的“发财梦”。
果不其然，临近8月中旬，正当此书的写作进入后期时，突然有一天那位同学又打来电话，他一上来的声音就叫我非常担忧——
老师，我上他们当了……
别着急，先说是怎么回事？
他、他们让我跑了整整一个月，一分钱都没给我，我自己反而花掉了200多块交通费。你说他们黑不黑？
是你没有组到稿，还是没拉到赞助？
拉了。我整整拉来了两个版面呢！
那为什么报社不付你报酬？
报社说我的两个版面应该拉回4万元，可只到位了3万元，原因是其中一家企业的经济不太景气，想不给后面的那1万元，我跑了不知多少趟找他们老板，但人家不是不理我，就是躲着不见我。我知道拿不回这1万元，前面辛辛苦苦拉来的3万元也等于白干，所以前些日子我天天去堵那公司老板的车，可人家就是不给钱。老师你说我还有啥办法？那天我整整在那家公司里等了一天，人家不给我坐，连口水都不给喝……实在没办法，最后我拉住那个经理，跪在他面前，求他把欠的钱付给报社……
你，你真的跪了？
真的。我实在没招了，他要是赖着，不就把我这辛辛苦苦的一个月全坑了吗？那样我下学年上学就惨透了。
唉，你呀！他后来同意给钱啦？
老师你先听我说。那家伙一看我跪在他面前，当时就无可奈何地说行吧，看在你堂堂一个大学生给我跪下的面上，他让我过一天去取支票。我当时一听这，简直像是见了救命恩人似的给他连磕了三个头。老师你不信？我真给他磕了呀！我当时想，磕几个头算啥，我要是得不到那几千元的劳务报酬，才是不得了的事，那下学期开学我拿什么交学费？拿什么过日子呀？隔了一天后，我早早地又到了这家公司的门口，可等了好大一段时间，就是不见公司开门。一问，才知道这个公司在前一天已经搬走了。这个时候我才知道自己上大当了，可、可我哪想到这群王八蛋怎么这样坏嘛……
先别急。有一个办法可以治他：到工商局查他们的老底。
我去了，人家说那老板是海口人，你到哪儿追他呀。老师你说，我、我这不是哑巴吃黄连么！
可不。但在这种连基本道德都没有的人面前，当初你不该给他下跪。
我有啥法？他要给我钱，就是让我跪一天也行。……
关于这位同学，每每想起他，我心头就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倒是后来他又给我打电话，说那个雇他的报社念其可怜，补给了他1000元报酬。他说，现在离开学还有一段时间，他争取找个家教，那样就有可能解决下个学年的基本费用。
但愿老天睁眼。
写到这里，我不由想起某医大的小符同学。有一家青年刊物上曾经发了他一篇当“洗脚工”的短文，很有些意思。于是一个星期天，我约他到办公室聊聊他的打工经历。
“那是最下贱的活儿，可别给我‘扬名’呀！”小符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要我保证不透露他的真实名字。这事不难，我答应了。
“其实咱们大学生出去打工说白了就是为了赚钱，干啥实质都是一回事，能不能赚到钱是关键。我当洗脚工就是冲着这活能比家教或送小广告什么的要赚得多，另一方面我是学医的，当洗脚工自然比别人更合适。”小符其实很健谈。
“北京听说也有洗脚店，你也去过？”
“没有，绝对没有去过。”
“为什么？你放假回郑州可以当洗脚工，可在北京又咋不干了？”
“还是有些区别。毕竟我在这儿上学，真要被同学们知道了多不好。”小符笑笑，看来他还是有些顾虑，“再说，我一年利用两个假期在郑州干洗脚挣的钱够我全年学费和生活费的了，所以用不着再忙碌了。”
“真够？”
“差也差不了多少。不瞒你说，今年一个寒假我就赚了2000来块。”
“听说有的地方开什么‘洗头房’、‘洗脚房’，其实有不少是色情场所，你不知道吗？”
“有的确实是。不过我是男生，所以就不太怕了。”小符开始给我介绍他当“洗脚先生”的那段奇特而又耐人寻味的经历：
……我家其实不在郑州，离郑州还有200多里。我家这几年光景不好，不是地里收成不好，就是爹伤娘病的老有难，摊上这种情况，可想而知我在北京上大学就只能靠自己了。大一头学期最苦，交完学费口袋里剩下不到200元，我硬是被几位好心的河南老乡救着度过了那半年。第一个寒假回去，我从郑州火车站下来，走出车站一看，妈呀，什么时候郑州一下变成了“洗脚城”了？你最近几年没去过郑州吧？那可变化大了，其中最火的就是铺天盖地冒出来的各式各样的“洗脚房”和“洗脚城”。有人戏言：广州人爱洗头，郑州人爱洗脚，一南一北，一头一脚，中国人从此不知天高地厚了……这可能是说笑话，不过要说郑州兴起的“洗脚风”还真是一道风景线，据说现在全市大大小小有几百家“洗脚城”。当年的“亚细亚商战”，如今变成了“洗脚大战”。说实在的我也搞不懂是怎么回事，也不想去搞懂它，我关心的是自己眼下怎样挣钱维持学业。我郑州有个亲戚，那次下火车后没赶上回老家的那趟长途汽车，当晚便住在亲戚家。就是那天晚上使我走上了“洗脚工”之路。那天在亲戚家吃晚饭时，电视里正在放某公司利用“洗脚房”搞地下色情被公安人员查抄的新闻，看到这里，我的那位大伯亲戚就说现在社会上有些人简直不像话，什么黑的禁的他总会改头换面给你弄出来，让你防不胜防。这不，现在又冒出啥“洗脚风”，说穿了还是老一套，搞色情呗！大伯的儿子不爱听，说那也不能一概而论，洗洗脚对身体有好处，所以才吸引那么多顾客，这也叫市场经济的产物嘛！大伯听儿子这么说就不高兴了，说你小子说了那么多洗脚的好处，干吗平时不见你在家洗一回臭脚呀？儿子说家里的这个洗与外面的那个洗不一样么。老子一听火了：说你浑小子别给我来这一套！要是你敢到那些鬼地方洗一次狗日的脚，老子就打断你的狗腿！我在一边听得就差没笑得背过气，忙对大伯说：洗脚本身并没有啥不好，只不过是不一定要到外面的“城”里去洗，其实按照中医理论，足底按摩是有科学依据的。这不，表弟是学医的，他的话有权威性。我那表哥似乎找到了理论根据，冲着老子嚷嚷起来。大伯哪听这一套，说啥理论不理论，外面他们搞的“洗脚”就跟家里的洗脚不一样？我看着爷儿俩吵个没完，便给大伯端来一盆热水，让他洗洗脚消消气。为了表示对他家的谢意，我略显殷勤地为大伯按摩、揉掐了几下。“别住手，再掐掐！”大伯惊奇地冲我看看，突然叫好不止：“嘿嘿，你小子还真有两下，这么揉掐几下蛮舒服的啊！跟我说说，是不是大学校里学的？”他张着嘴，瞪大眼，问道。我笑了，说大学哪学这简单的活？那你咋掐我几把脚窝就这么舒服呀？看来大伯今天非要问个究竟，于是我只好告诉他，这就是足底按摩，人的双脚、小腿上有74个穴位，脚穴既是神经的聚集点，又汇集了人体多种神经末梢。由于双脚的反射区直接与全身神经相连，经常按摩，可以消除疲劳，另外对老年人更有好处，如泌尿病、内分泌失调等都可以通过足底按摩得以解除、治愈。大伯一听这乐了，说你今儿个寒假也别往家里奔了，留在郑州给我一天按上两回，我大伯给你工钱。我笑了，说大伯只要您老一句话，我想伺候您都怕没个福分哩。一旁的表哥这回可有说的了，说爹你这回信了吧？城里现在流行的“洗脚”就是刚才你享受的足底按摩。大伯将信将疑地问我是不是，我只好说差不多吧。不想我这么一说，他老人家来神了：侄儿，我知你家贫，你在京城念大学也不易。可你是学医的，俗话说，只怕病死，不怕医富。我看就你这手上的功夫，郑州市里哪家“洗脚城”都得开门拱手相请。我表哥更来了情绪，说表弟你只要一句话，明儿我就给你找份活，你又是学医的大学生，一个月少不了二三千元工钱。能赚这么多呀？我一听像是有点天方夜谭。不过第二天表哥跟人家一谈，“洗脚城”的老板就答应了，还说干足一个班给100元，小费可以归自己。这么好的事哪儿去找呀？于是我就答应留了下来。当天下午我就在表哥的带领下去“洗脚城”报到，临走时表哥还专门吩咐让带上学生证。报到时我见那“洗脚城”的老板对我格外热情，说他店就缺像我这样有高学历的“专家”按摩师。这个表哥，他不知跟人家把我吹成什么样。表哥见我向他瞪眼，他就赶忙使眼色。我心想反正足底按摩也不是多难干的活儿，应聘了再说，真能一个月赚上千儿八百的下学年不就不用发愁了吗。我心里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上班了。这时我才发现自己被安排在“女宾部”，我哪见过那么多娇滴滴的女人们穿着浴衣浴巾在自己的眼前晃动呀！说实话，我走进老板办公室说自己最好到“男宾部”时没有说出内心的真实“活思想”——我是真的害怕自己有没有那种能力在这特殊的环境下抵挡得住“色诱”。老板根本不同意我的换岗，说聘你来就是因为“女宾部”缺“专家”级按摩师。“小伙子，别怕，她们又不是吃人的母老虎。”老板朝我挤挤眼。可我还是感到来“洗脚城”的女人大多是“母老虎”，那些贤惠的良家妇女肯定不到这种地方。怎么办？既来之，则安之吧，管她老虎还是绵羊，只要不少给钱就行。我下定了决心干一个寒假，反正是打工呗。“洗脚城”的程序并不复杂，客人进来后，你把她（他）引至沙发，当她坐定后先有服务小姐或服务先生给端上茶水，然后就是由我这样的“专家”上阵了：第一道是给人端进一盆用中药浸煮的药水，这药里通常用红花、蛇皮、丁香等草药调配，虽然没有特殊功效但起码能有防脚气、除脚气一类保健作用。顾客要在这药水里浸泡20分钟左右。其间我就要开始向客人介绍足底按摩的一些常识，这时一般的客人都会向你提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你必须回答得令对方满意，因为这种对足底保健的“精神信任”，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客人相信了足底按摩的“科学性”，下一步你再在按摩技术上让她感受到了你讲的足底保健的“好处”，这等于你拉住了一个长期客户。如果是老客户，这一项便免了，但你得常常花更多的时间去静听她（他）向你讲述她（他）自己的有关脚或什么地方的毛病，当然你尽量得避免那种没完没了的家常闲聊，但有时又免不掉，因为这种带感情融通的闲聊也是巩固客源的重要方面。老板们特别要求我们注意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可对我们干活的人来说就有可能麻烦从此而生。有一天一位50岁模样的女宾来了，一进门就躺在沙发上开始喋喋不休地讲她邻居的那几个穷人家如何如何地每天到菜市场上捡最便宜的菜买，又如何如何地只要她一在家便想方设法到她那儿沾好处。就因为这，她才来“洗脚城”尽量躲着人家云云。我也是穷人家出身，一听这就从心里反感这些人，所以只管干活，根本没理她茬。嘿，突然这女宾无理地把一只脚搁到我的鼻子底下，怪里怪气地问我她这脚是香的还是臭的，我压住心头之火，没有答话。她又重新把脚触到我鼻尖上，声音更加尖利地问到底是香还是臭。我火了，说臭的。不想我刚出口，那妖婆朝我就是一脚……随即就是撒泼大骂起来。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这娘们儿会如此发威，呆在一边不知所措。后来老板来了，那女人更肆无忌惮地冲着老板说你今天不“开”了这小子明天就让你这个“洗脚城”关门。我另一个想不到的是，老板竟在这女人面前唯唯诺诺地连说了一大串“是”。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女人是那片市区的工商管理局的“局长夫人”，难怪老板如此怕她。不用问，我第一回当“洗脚工”就被扫地出了门。
表哥本事挺大，没过两天就又给我找了一家“洗脚城”当差。这回我也长了心眼，碰到上面的那种宾客就有心无心地跟着瞎聊呗，反正并不影响手上的赚钱差事。当“洗脚城”的按摩师其实并不是件轻松活，一扎进去就是十几个小时。老板为了多挣钱少花费，尽量少用人手，所以我常常这个没干完就去应付另一个。女宾们本来就比男宾事多，加上进洗脚房的女人不是有权有势，就是有钱有脾气，稍有怠慢，便会出些麻烦。由于老板们都愿意抬出我的京城名牌医大学生的身份，故有意欺我者后来渐少，倒是另一类宾客又让你左右为难。女宾中不乏一些有钱的“贵夫人”，她们有时也会出些难题让你难办。如有个女宾是某企业的总经理，离婚的单身女人。她几乎每天都进“洗脚城”来享受，有几次我接待，大概服务还算到位，她便塞给我200元小费。之后她每来必要求我专门为她服务，这种情况本来也属于正常。但后来就出了新情况：有一天她突然给我打电话来，说因为单位工作忙，不能到“洗脚城”来，问我能不能到她家去服务。我说老板有规定，不能去。她便说本来是可以来的，就因为脚脖子扭伤了，活动不便，希望我去按摩按摩，后天她要出远门谈生意。既然这样，我一想救人一难算积点德吧，于是同意了。我没有自己去，是她派车来接我的。富人到底不一般，她的小别墅足够住我们一个班的同学，里面的陈设更是我只在电影电视里才见到过的。女主人的脚确实扭伤了，有些肿，但不算太严重。我自然拿出看家本领为其按摩，女主人斜仰在沙发上，看上去极感舒服。在我为她按摩时，她几乎一直是闭着眼的，只是嘴里吩咐我“左一点”、“右一点”。她又说话了：“……往上一点。对，再往上一点。”我照着做。“好，挺舒服的，小符，再再往上一点……”她仍然在吩咐，嘴里不停地发出那种我从未听过的“哼哼”声。我的手停住了，并且身不由己地在剧烈颤抖。我知道我不能再呆下去了，于是便直起身来。现在可以毫不掩饰地说，当时我确实有些不能自主，但理智终于占了上风，所以非常坚决地对女主人说了声：“对不起，我、我要走了！”这个时候，我看到了一幕想起来仍有些恐怖的场面：那女主人一反往常的温文尔雅，像一头发怒的母狮，抄起沙发上的枕头，向我扔过来，随后又是小桌上的那只咖啡杯也向我飞来……“你这个小毛驴，给我滚！滚出去——！”后面那一幕是我的狼狈，现在我都想不起来是怎样跑出她那个别墅，又怎样回到我打工的那个“洗脚城”的，总之我为此连做了几夜噩梦……
“后来呢？”这回是我问对面的“洗脚工”小符。看得出，有过那段“洗脚城”特殊经历的大学生仍在他那魂不附体的噩梦中沉游。
许久，他恢复了常态，向我露出那学生特有的稚嫩，“后来……我还是在‘洗脚城’干，老老实实地干。”他脸色微红地朝我笑了笑，解释道，“其实当‘洗脚工’通常情况下还是很正常的，尤其是在‘女宾部’。不过有了上面的那一回，我每次干活时只敢蹲着或是跪着为宾客卖力工作，却不敢多抬头往上看……”
有意思。这是个甘心情愿下跪的特殊“打工仔”。
“那个假期在‘洗脚城’真是长了不少见识，但最主要的还是赚到了可以让我下学年踏踏实实上学的钱。”小符的内心充满阳光。他悄声告诉我，“现在郑州还有些我的固定客户，她（他）们平时常跟我通通电话，希望我假期回去再为她（他）们服务，我当然不会轻易放弃这些人，因为那是我的‘财源’。我甚至想过，如果以后毕业分配困难，干脆我也去开一家‘洗脚城’。中国人的脚病太多，足底按摩又确实能保健人嘛。”
真是一个灿烂的“跪”，我由衷为小符欣慰。
“流浪手记”
武汉冶金科技大学的程鹏同学，在迈出校门的几天时间里就饱尝了一个“打工流浪者”的辛酸与甘苦。为此，他写下了一篇“现代流浪手记”——
我一向相信，以为天下之事，只要其志坚其事必无不可为。于是，暑期已至，我便开始计划：
地点——北京。当此经济发达，城市繁荣年代，不可能像鲁宾逊一样在孤岛上练打鸟学钓鱼。现代所谓生存能力，乃指在人与人的社会中求生之能力。而首都千年名城，早就心所向往，且北京、武汉距离合适，正是理想之地。
时间——1996年7月15日——当然，我很想写下“暑假结束”，但犹豫了一下，留条后路给自己，记为“能坚持到的那一天”。
准备——一包换洗衣服，100元人民币。既是考验生存能力，100元有作弊之嫌。但初去陌生城市，无亲无友，身无分文，要想立刻有活干，想必也难。
1996年7月30日
昨天下午6时乘38次空调特快驰离武昌，北上京城。一个包，100元，一丝迷惘，一丝亢奋，我壮士不回头地踏上了流浪之路。
火车经过20小时运行，下午两点抵达北京西站。走出西站，阳光普照，人流熙攘，只觉全身乏力。一少女走近来，游说我到“西双版纳”旅馆歇脚。“干净的床铺，有热水澡，大彩电，每晚只要15元，包你满意。可以先去看，不愿住你就回来，我们免费让你搭车……”经不住少女的殷勤，看一看未尝不可，我上了拉客的中巴。少女给我一张写有她姓名的卡片，要我交给旅店老板。原来，她的工资是以拉客多少来提成，一卡一人，老板照卡计薪。
中巴七拐八折，到了所谓“西双版纳”，并非热带丛林，而是地下森林，又潮又冷——地下室是也！曲曲折折，深不见底，乃防空洞改建，军转民范围之广，程度之深，由此可见。我暗暗心惊，此地如何住得！却听堂上吵吵嚷嚷，原来有人不愿住店，欲搭车返回。老板并不强留，但要收来回车费20元。那老兄忙道原和车站掮客说好免费搭车，再说就算收费，只几分钟路程，哪有这样贵的道理。老板冷笑一声，少说废话，要么住店，要么给钱。几条大汉一旁摩拳擦掌，更添威慑。无奈，那老兄忍气吞声要求住店。如此一来，我等想走之辈亦乖乖住下，地头蛇可惹不起。却又涨到了25元一人，无人敢表异议。当然，掮客的许诺并未完全落空。热水澡是有的，但好不容易等到空位还要冒全身涂满香皂而突然停水的危险。彩电也摆在堂上，可惜据说昨天刚坏。又脏又潮的被子当然不敢用，和衣而睡。
1996年7月31日
找工作自然要仪表清爽。一早起来，洗漱完毕，换上干净衣服。买张《北京晚报》，一面吃油条一面寻找招聘信息。一看之下，都是招聘白领，更有经理、主任之位招贤纳能，我是“流浪者”，显然只能出卖劳力了。且先不管，难得上京，逛逛再说。
在前门下车，远远望见天安门。在宏大的广场中一站，自觉渺如沧海一粟。广场周围有不少身穿白汗衫、头戴草帽的当代祥子。三轮车后座张个凉棚，乘客坐上面逛游广场风物，优哉游哉。当然，价亦不菲。洋人多有乘者，据说有的还要调换位置，过过脚力车夫瘾。
王府井距天安门不远，据闻乃商业界最繁华所在，也许会有活干，先去瞧瞧。行来，也不过一条购货街，不如想象中发达。再去哪里？正茫然无计，忽见一饭馆橱窗上赫然二字“招聘”，摸摸渐薄的口袋，鼓起勇气，推门而入，曰我应征。老板为一浓妆中年女子，问我会干什么，炒菜？我答不会，心想炒鸡蛋倒是拿手好戏。那好，我们缺个拉客的，你干过没有？我说没有。没关系，能应付外国人就行。要把老外拉来挨宰，我自知难以胜任——不是心疼老外钱包，是叹无此能力。暗自懊悔英语学得马虎。老板又递过菜单，要我以英文读之，瞠目结舌，于是道声打扰，保持姿态出门。后来又试过一家牛肉面馆，结局更惨，只得冷冷四字——不招男工。
晚上在一家小旅店住下，钞票将竭，躺在床上，寻思着明日到哪儿去试试运气。
1996年8月1日
奔波一天，到处碰壁。劳务市场都要求持有北京市劳工证件，我乃盲流，无人敢用。吃毕晚餐，全身八个口袋仅余两毛钱。终于成了名副其实、一贫如洗的流浪汉（为此还喝了瓶啤酒纪念——更是壮胆，置之死地而后生之意）。
天色早暮，得找个地方睡觉。走到了北京车站，广场上黑压压一片，躺倒不少人。顾不了许多，最后两毛钱买张小贩专售露宿者的旧报纸，往地上一铺，头枕包袱倒下。一天跋涉的疲倦袭来，眼皮渐沉。恍惚间忽觉口袋内异动，豁然惊醒，刚好见只黑黑瘦瘦的爪子缩了回去。却是一干瘦青年，平头黑衫，左瞧右瞅，回避我的逼视。不再理他，坦然再睡，活该偷儿倒霉，遇上我这个穷光蛋。
1996年8月2日
早晨在冷风中醒来，但觉腹中空空，不知早餐如何着落，记起在“西双版纳”时，同屋一打工仔说崇文门有个黑劳工市场，黑者，非法也。没法，只有当一回黑劳工了。
果然是非法场所。十字路口这儿一堆，那儿一群，一望而知全是打工仔，神色间躲躲闪闪。偶有雇主来招工也不宜张扬，而是混在人群中，看到合意的就悄悄招走。此地所以禁而不绝，是因为来此打工者都无劳工证件，工资远低于合法劳工，所以虽然人色混杂，常有事故，但雇主图省钱，还是有不少人来招工。站在路旁，我做贼般心虚。路人那冷冷的眼光实在难以消受，已坚持不住，有一人凑近我，悄声问我可愿做杂工。我可谓绝处逢生，也不谈判，跟了就走。心想侥幸，也许是我看起来没有别人那种俗气憨气，所以有此运气。老板乃矮胖汉子，油光光的肥脸上长着两颗闪亮的小眼。一起被雇用的还有个张家港青年，与我年岁相仿，攀谈之下，颇为投机。他姓阮，资格比我老多了，在北京已混几年，以前在小饭馆炒菜。厨师打杂，实在是屈才。他说只因不久前被炒鱿鱼，一直找不到活，为生计只好自降身价，是干不长的。我亦称自己是打短工，并告诉他我的计划。他看着我，瞪大眼，像看一个疯子。“大学生出来流浪打工？可笑。你是还没尝到苦头……”他武断我的结局肯定是悲惨的。回想几天经历，火车站那许许多多打工仔疲惫的身影，落寞的眼神是如此清晰。我叹口气，世界的确并不轻松。一路上，知道老板经营小饭馆并兼做夜市小吃，老板又说，第一个星期试用，没有工钱。
穿过若干胡同，来到老板家。又窄又挤的小院放满大盆小盆，几无插足之处，盆内装满红红白白的东西，一股腥臭扑鼻而来。老板说红的是猪肺，白的是猪肠，都是夜市小吃“卤煮火烧”的原料。
马上开工，首先洗涤内脏。我忍住恶心，开始冲洗。老板娘看了一眼，马上喊停，嫌我太过精细，“后面活还多着呢。”于是给我示范。拿起那内脏在池中荡一下，再在水龙头下一冲，“这就成了，照样来。”联想到在学校时常光顾的小吃摊，多半也是这种货色。一边干活，一边发誓以后再不去吃。然后串羊肉串，老板娘又演示如何串法才能使肉看起来多其实并不实在。我刚一试，两只手给调料咬得麻痒难当。中午1时，开出饭来，清汤寡水，得，对付着吃吧，早就饿得很了。吃过饭，只小歇一会儿，老板带上我和小阮奔赴小饭馆，一下午洗碗、扫地、擦桌、端菜，动作稍慢便挨两句训斥。想我堂堂大学生，竟受如此窝囊气，几次想发作，但终于忍住，并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来自慰。
人来人往，天色渐黑，终于空无一人。“好了，关门。”老板一声令下，我们如释重负，舒口长气。“晚饭不忙吃，抓紧时间去夜市。”老板又传指令。于是便马不停蹄，回小杂院把各种家当搬上三轮车。小阮在前面蹬，我在后面推，老板骑摩托在一旁押车。到崇文门夜市，立刻卸车、装棚、抬桌、拎桶、支锅，惶惶然，茫茫然。别的摊贩亦相继到来，我们两名新手，手脚明显比别家熟练伙计慢上一拍，又招来老板脸色，被呼来喝去。夜市食客多，吆喝拉客、擦桌洗碗，比之小饭馆更辛苦几分，真如绷紧的发条，不得一刻松懈，又累又饿。11点，食客渐稀。老板招呼我们：“自己装碗火烧，吃了收工。”这就是晚餐！望着那食客们津津乐道的杂碎，想着这是如何洗出来、煮出来的，我早已无一丝食欲。受不了！辞工之意立坚，小阮也有此意，他悄悄嘱咐我：“明天再辞，否则今晚不会让我们过夜，那太冤。来吃吧，别想那么多，其实味儿倒还不错。”硬逼着自己吃下半碗，装车收市。宽阔的大道人车稀少，雪白的路灯把我疲惫的身影拉得老长，耳边只听见沉重的踩车声，我想，是该回头了。
回去又支撑着卸车、洗碗。老板让我和小阮挤一张床，“将就将就，以后再安排。”以后个屁！躺在床上，我们暗骂老板心黑，这样玩命干法，铁人也扛不住。小阮说他初中毕业就拜师傅学炒菜，来北京已三年，当过厨师，干过配菜，打过杂，还在夜总会调过酒。要是能回头，他说会继续念书。他很羡慕我，说大学生是天之骄子，前程似锦。像他这样漂泊打工，只看到现在，看不到未来，很无奈。他惟一的愿望是拥有一家餐馆，自己来掌勺……我们聊着聊着，抵不住一天辛苦，沉沉坠入梦乡。
后记：第二天，我们辞工。老板似乎早有预料，不动声色。小阮说老板占了便宜，他又会去招黑劳工，再辞再招，他可省了不少工钱。
小阮继续去等待更好的雇主，我则想方设法混上火车，靠帮乘务员打扫车厢，得以搭车返校。几天经历，恍如一梦。
日记里的“故事”
大学生们的“打工日记”是我整个采访中，为自己的“日记”而记得最多的内容。这些材料用不着任何文字修饰，都是些听后叫人夜不能眠的动人故事。下面我抽出几篇，向读者奉上——
5月13日。北京。林业大学。
今天与任忠诚、芦建表、崔建国、彭作文和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贫困生，聊他们在北京打工的经历，听后既为这些同学刻苦学习的精神所感动，也为他们在社会上打工中的遭遇而同情。他们的不屈行为与忍耐精神叫人敬佩。
瘦小的彭作文，来自贵州山区，是位苗族后代。如果不是出自他亲口之言，你很难相信这个瘦小的大学生竟从初一开始便当起了“学生打工仔”。边远贫困的山区没有像城里那样有那么多的工作可做，小彭说他“因地制宜”在当地收破烂。中学的岁月里，他除了上课时间，就背起竹箩子，顺着崎岖山路，边吆喝边背着书本到小镇和乡下挨家挨户去收破旧东西，从小到一块狗骨头、一支牙膏壳，大到几吨重的大铁墩，凡是别人不用了的又可以换钱的东西，他都收过，甚至连死人的“金牙”，活人的头发。他说他最倒霉的一次是走了几十里路收了满满一大箩的旧货，在过江时被洪水冲跑了；他说他最高兴的是一次有个倒闭的工厂让他收走了全部的旧铁器，一天挣得了500元。小彭说，到北京上了大学，他再不能像在家乡那样背着竹箩去走大街串小巷吆喝了，但他必须比上中学时更卖命地去挣钱，因为现在的一年学费要比过去高出好几倍。他刚到北京时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听别人说倒车能赚钱，于是他从同学那儿借了70元钱，在一个星期日的清晨早早起来，从清华园出发赶到石景山那个京城最大的自行车倒卖黑市场。那儿的人真多，也真杂。黑车车主见小彭过来，便向他推荐了一辆半新不旧的车子。70元一辆，要就赶紧拿走。车主对小彭说。小彭说你让我看看再说么。车主说你这么慢吞吞的，说不定转眼警察过来我们俩人谁也跑不掉。小彭一听这就赶忙掏钱。回到学校，他便在校园内把车往旁边一搁，靠着树边贴出一张“广告”，那上面写出一行字：“本车转让。100元。”这招是高年级的老同学教给他的。小彭说他第一次卖这黑车时特紧张，怕有人发现他是新生，而新生刚到校哪儿有车“转让”？车，后来真的卖掉了，100元出手，净赚了30元。小彭好高兴，30元对一些人来说，还不够吃一顿快餐，抽两包烟的，然而它对小彭却是实实在在的好几天饭钱哪！小彭说他一共倒了三辆黑车，后来因为学校有规定不让倒这样的车，他的此项“业务”就此停止。小彭后来就干起大学生最普遍的家教来，他说他是新生，不懂行情，只对钱的数字清楚。一次他见几位家长围着几名外校的学生在讨价还价，那些家长雇主说每小时给15元，学生们则坚持要20元。小彭一听急了，便上前将一位雇主拉到一边，说我只要每小时10元。那人将他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朝他瞪了瞪眼，说你捣什么乱，像你这样的冒牌大学生就是白教我孩子也得反收你“时间浪费赔偿费”。小彭把学生证掏给人家看，人家说，讲你“冒牌”也没多少冤枉，一个刚进大学门的新生跟中学生有什么区别？小彭气得心里直骂那人，可骂归骂，“生意”还是落空了。后来他回到学校天天注意起那块专贴各类“招聘启事”的牌牌。这回是有家影视公司要找几个群众演员，小彭心想这活不成问题，“招聘”上说的一天给60元，蛮不错。小彭很有些组织能力，很快找到几位同是经济拮据的同学，在与那个影视公司讨价还价谈定后，第一个星期天一到，他们不到清晨5点便从学校出发，赶到指定的拍摄现场。那是冬天，很冷，可小彭他们还是意气风发地骑着自行车准时到达。但一到那儿，影视公司管事的人改口说只能每人每天给40元劳务费，而且原来说的下午允许回校上课也不行了。几个同学非常生气，拒绝参与拍摄。那公司的人鼻子往上一扬，说你们不就是一群想吃饭又口袋里缺钱的大学生！想走就走，有的是像你们一样想赚几个学费的穷学生么。与小彭同去的几位学生见对方成心欺负人，便昂起头走了，只有小彭和另一个同学留下了。几天干下来，到该拿钱的时候，那个公司的老板却只给小彭他们一天24元的劳务费。走，我们不给这些黑心肠的王八蛋干了。同学拉起小彭的手就走。可小彭好不情愿地一路跟同学念叨：24元就24元么，干几天就能几个月不愁么。小彭的同学一听这话，气得好长时间没理他。
我对小彭说，你的同学大概认为你穷也得有个穷志气。小彭说这理我也知道，但光有志气没有钱有什么用？我们这些贫困大学生什么都不缺，就是缺钱，缺钱就有可能失去学业，失去了学业何谈志气、志向？
我说那也不能任人欺负宰割。小彭说，人家欺负宰割我们就是认为我们大学生在所有打工族中是最廉价的劳力。真正的打工仔、打工妹是不会去干这样一类临时性的劳务，只有我们既要上课又想抽空赚一把的穷大学生愿意去做，那些老板们比我们要精几倍，他们不从我们身上刮油水还上哪儿去刮？
小彭的话有一定道理。
现在当林业大学学生会副主席的崔建国是我碰到的所有“大学生打工族”中命运最好的一个——因为今年本科已毕业的他被学校学生处看中留校工作。对一位来自边远地区的农家孩子来说，能上大学就是件不易的事，而上完大学能留在学校且是在北京的大学，可就实在太少了。仅凭这一点，崔建国的脸上该很灿烂了。再过一两个月他真的可以摘掉那顶戴了足足十几年的“贫困生”帽子，而成为中国林业大学的一名正式职员。
也许正是这原因，崔建国显得比其他同学更超凡地看待昨天的自己。“其实我们大学生打工在多数的时候是在出卖自己，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这是一个很难掩饰的事实：你既然想从打工中获得金钱，那么掌握金钱的雇主就从商业与生意的经济角度来使唤你，这期间很少有你独立的人格与尊严，除非你付出了雇主认为等价的劳动，否则你就老老实实低下头，听任别人的调遣与指挥，干你必须干的事。”
没钱有时就得低头，这是今天这个社会的一面镜子，不管你想不想照它，它都存在。崔建国并不为昨天的自己而悲哀，他认为既然是打工仔，吃苦是情理中的事。打工是为了赚钱，而吃苦的经历常比赚钱更可贵。
家在黑龙江海林林业局的崔建国，在小学三年级时便没了父亲。1985年，效益不好的林场又让他的母亲下岗。崔建国下有一弟一妹，沉重的担子落在母亲肩上。15岁那年，崔建国觉得自己不能再让母亲一人扛起全家的负担，便擅自辍学，瞒着家人，跟着一帮成年人们到了牡丹江的一个建筑队打工。当瘦小的崔建国出现在工地时，那些叔叔伯伯们不忍心让他动手千活，他却急出了眼泪：我是出来赚钱的，你们为什么不让我干？没法，崔建国说，大人们最后让他搬搬砖，洗洗菜什么的，总之他留在了工地。月底，该发工资了，小建国跟在别人后面来到会计那儿，领了150元工钱。他高兴极了，因为这证明他可以帮妈挣钱，为家里出力了。他觉得自己像个男子汉了，于是拿了钱就直奔邮局……焦急万分之中的母亲见到突如其来的汇款，没敢歇脚，便赶到了牡丹江。母亲在工地上见到儿子后的那一幕，崔建国终身不忘。因为收到钱的母亲不仅没说儿子一句好话，而是边哭边举着砖头追着要打他。“家里就是穷得只剩下一口粥也要供你上学”——崔建国把母亲当时的这句话嚼了不知多少遍，从此他再不敢违背母亲让他读书的誓言。重新返校的崔建国学习特别刻苦，成绩直线上升。考大学了，该报什么志愿呢？那么多熟悉的大学名字可以任其选择，但崔建国说他没有选，原因是报考那些熟悉的大学，可能断送他母亲和全家人对他的全部希望。必须绝对的成功，崔建国知道多少年来母亲和全家人为了支持他上学所付出的一切，就在此举。他甚至不敢设想一下他的不成功对一个贫困的家庭将是怎样的一种毁灭！填志愿的手在发抖……最后他选择了一个不很熟悉的大学——中国林业大学。理由很简单：收费低，录取分数线也低些（几乎占一半的贫困生在选择大学时都将此作为首要考虑）。
崔建国如愿以偿，他的高考分数高出林业大学录取线80分，老师和同学们都为他没报更好的大学而惋惜，然而崔建国想的是只要考上，其他的根本不重要——对一个经济困难的苦孩子来说。
大学的路，从一开始就曲曲折折。入学后的崔建国比谁都心态平静地接受了打工求学的现实。但由于对学习不敢有丝毫的怠慢，所以他把能养活自己的挣钱机会放在假期的打工上。崔建国说他不像别的同学那样见什么活来钱就去干什么，结果常常鸡飞蛋打。他善于挑选那些在有些人看来是来钱不快的工打。这种工，通常是苦力。崔建国坦然对待苦力活，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最稳当的赚钱机会，因而也是大学生们最适合的假期勤工俭学的机会。他这话肯定受到不少人包括同宿舍同学的异议，可崔建国有自己的观点：大学生更多的时间是学习，不可能用很多精力去研究、挑选那些既能多赚钱又少出力气的工打。苦力工是永存的活，随时随地都可找到，具有大学生招牌的人去谋一份苦力，就更加容易得到。与其为虚幻的目标浪费宝贵时间，还不如一箩一筐地去沙里淘金。
崔建国用自己的独特视角去看待问题，去面对打工。寒假，节日连节日，中国人一轮又一轮的“吃战”再开烽火，崔建国又一次来到他曾经去过的和没有去过的餐馆刷盘洗碗。从晚上7点到10点，工作非常简单，把前厅服务小姐端来的一叠叠盘碗一只只洗刷干净。看起来是谁都会干、能干的活，但最后留在后厨的并没有几人。崔建国总是其中的一个，然而操作计算机运用自如的他，却并不是刷洗盘碗的常胜将军。从在后厨站稳第一刻开始，你就是一台机器，腰永远是弓着的，双手像正旋动的飞轮……有一次，崔建国直起身时却瘫在了地上；有一次，他需要解手却不能，下班后肚子连疼了几天；有一次，中途老板让他搬过一叠洗好的碗碟，结果发麻的手没托好，老板让他用三天的工钱赔了那些打碎的碗碟。就当这么一个“机器式的工具”，崔建国一直没有放弃。因为他要挣满500～600元的寒假收入——为这目标，他说可以忍受一切。
暑假，那是贫困生最企盼的打工好时光。北京这几年夏日格外炎热，城里人又流行喝矿泉水和纯净水。于是乐煞了那些生产矿泉水和纯净水的厂家，于是定点定时送水成了京城又一种销售行当。大街上，到处可见各种小面的、三轮板车的送水大军正汗流浃背地穿街走巷。崔建国加入了蹬三轮板车的送水队伍，这是只有小公司才会采用的推销手段，也只有小公司才更需要寻求打工的假期大学生。一旦上班，那是全天候的，吃住都在公司——其实通常是在一间又闷又潮又无电视与像样床铺的大库房内。客户既有宾馆，又有普通百姓，24小时值班，必须随叫随送，耽误一个客户将罚你十天工钱，除非是神经有病你才敢那么干。崔建国说他在午夜两点给人送过货，当他进那个客户的大院时，守夜的门卫非让他拿出身份证明。“大爷我求您放我进去吧，要是回公司我还得来回骑两小时呀！”早已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崔建国带着哭腔求人家，可人家就是不让你进：“现在啥事没发生过？我放你进去，哪家丢了东西我找谁？”崔建国真想蹲在地上哭一场，可你敢半夜放声哭？那巡警会随时出现在面前，之后的麻烦事就更多。把眼泪咽下肚子，该干啥还是去干啥，谁叫你找的这份工！一桶矿泉水送出，洒下半桶汗水在大街……临近开学还有五天，该同老板算算总账。“给，1500元。怎么样，没吃亏吧？一个来月，就拿司局级的工资待遇了！”老板手拿几张钞票在半空摇晃。换了一个人样似的崔建国已经对那工钱早失去兴趣，末后他对老板认认真真地说了一句：“你太黑了！”谁知那位与他年龄相仿的小老板咧着大嘴，乐道：“我知道你是傻大学生才聘的！欢迎明年再来。”
崔建国说，他听那位只有初一文化的小老板一说，自己都苦笑了起来：可不我们是傻大学生嘛！
这天，同学们谈得无拘无束，像是诉说那些遥远的奇遇。只有一个同学始终没有开口，我总觉蹊跷，在离开林业大学时仍不得要领……
5月19日。北京西郊。中国农业大学（东区）校园。
今晚是中国农大的一次有关特困大学生问题的工作会议。学校领导白天打电话约我参加，晚饭过后我正要出发时，电话里传来了林业大学××同学的声音，他说他希望有时间与我单独谈谈他本人的一些情况。“行啊，今晚我正好到你们学校旁边的农大……”这几天我正为那天的蹊跷不得要领而思忖呢。好机会来了，我当然求之不得。这一晚，我得到了一个意外收获。
我见到这位同学的第一句话就问他为什么那天不愿讲，他说他作为特困生的情况在林大知道的人太多了，他不想再以“耻”为荣了。“开始我把自己在外打工的不幸遭遇讲给同学和老师听后，他们都流下了同情的泪，后来学校或学生会每开贫困生会议或向新闻单位来人介绍情况时，一次又一次地让我讲，起初我还行，但时间一长我就有种像个‘展览痛苦专业户’似的感觉，这种感觉非常不好，所以后来我一般不太愿意再向外人讲自己的事了。再说，我已经习惯和理解社会对我们在打工过程中的某些并不公平但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我们是外地人嘛，在上大学之前我连小城市都没去过，我老家在陕西汉中的大山里，啥都土，说话方言又重，言行举止更是一副土相。虽然上了大学，但这些骨子里的土气改不掉嘛，你出去在北京这样现代化的大都市里谋生求职难免出些洋相，难免冒土冒傻，人家说你几句损你几下你感觉好像很委屈，其实有些人家并没有说错，只是你自尊心强，要脸皮，显然感觉自己是大学生，不该受这种待遇和耻辱。但是换一种角色去理解别人的做法可能就不会那么伤心了，不会那么感觉是受到了难以抚慰的屈辱。”他的开场白令我有些吃惊，说这样话的只能是那些饱受了辛酸、误解和屈辱然后又在这种苦水中不屈不挠的人才能做到。顿悟，是某种意志和人格力量的升华之后方才拥有的精神境界。无疑，这位同学一定有非同寻常的大悲大彻。
“没错。正是有比别人更多的不幸，我才更不愿老把这些事挂在嘴边。对你作家同志也一样，我不希望你的作品里出现我的名字。你能答应吗？”话到嘴边，他仍然不忘自己的准则。在我肯定之后，他终于开始讲述那些听来近似小说化的事，“我是96级学生，学贸易专业。家里贫穷不用多说了，总之你能想象到的我家都存在，你想象不到的我们也有。城市里不会相信现在还有人家几个人合穿一件衣服、全家人合盖一条被子的事，但我们那儿不光是我们一家是这种境况，村子里比我家还穷的也有。山村嘛，一是交通不便，二是分了你地老天不长眼还是两手空空。政府的救济只能解决暂时，却管不了一年365天。这样的地方能考出个大学生自然不易，我应该是幸运者。但因为穷逼的，所以我这个人总认为自己也不怎么高尚，来北京读书多半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可家里偏偏又没那么多钱供我，于是只好打工谋生。学校一个月发56。5元补贴，只够一个星期的伙食，其他三个星期你不打工吃啥？学校安排的‘白领工’与我一样的贫困生们抢都抢不过来，再说即使给你安排了也最多刚好解决吃饭问题。我人穷心高，想的总与别人不大一样，希望靠自己的力量改变一下命运。我想既然我从一个连裤子衣服都穿不起的地方考到首都北京来念大学，那为什么就不能再努力一把彻底甩掉头上的那顶贫困生帽子呢？路有几条，靠学习也能摘贫困帽，但这条路只对那些天赋特别好的人铺着，一般的贫困生由于家庭和原先学校教育水平等多方面因素，想靠拿奖学金‘致富’并不容易。那么剩下的只有去靠打工了——我自然也只有选择这条路。但即使同一条路也有不同情况，一是你勤不勤，二是你有没有忍耐性，我觉得我这两点基本都做到了。正是因为我做到了这两点，所以我在打工中受的苦和难也多于别人。跟你说句实话，同学们现在一提起外出打工就头痛，或者无可奈何的样，可我不一样，现在要有几天没出去就觉得有些坐立不安。为啥？惯了，打工成了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重要内容。除学习之外，我的大学生活内容就是打工。打工为了学习，想学习下去不打工就没办法，两者已是密不可分的同一起步点。管勤工俭学的老师可能对你说了吧？我在全校‘打工族’中最大特点是我现在对北京城内的熟悉程度超过了你们北京本地人。信不信？我可以向你保证，老北京人知道的哪条胡同哪个寺，我也知道。老北京人不知道的哪座立交桥哪片新区，我也了如指掌。一点不是吹牛。快两年时间里，我已经骑坏了几辆自行车，可以说走遍了整个北京城。你问我打什么工这么到处跑？送货、发单子呗，不过这是最初的活。后来我一直为某广告公司拉广告，除了上课外，一天到晚在外面跑，碰到快要到手的广告时甚至连课都偷偷逃过。没法，你可能跑十天没谈成一个广告，好不容易有些眉目了人家约你一上班就去谈，你不能说等我上完课再去吧！遇到这种情况时心里最难受，一方面你要集中精力跟人家谈成，另半个心你想着落下的这一课会不会补得上，两者你都不能放弃，你心就特累。然而真正累的还不在这里，落下的课不管怎么说你可以开夜车什么的补一补，在与广告客户谈判时你就可以集中注意力，这样你可能把课也补上了，生意也谈成了。但下面突然冒出来的事却令你无法容忍：在你准备按时去到广告客户那儿取回支票、回来向公司老板汇报业绩并依照讲定的条件按比例提成时，你发现什么事都与你不沾边了——公司老板早已派人瞒着你取回了支票，本宗广告业务一切与你毫无关联。你愤怒地找公司老板，老板说正式签约必须由法人出面才算数，你拿学生证人家肯给你钱吗？流氓。你除了说这一句外，其他的无话可说。你找到原先与你洽谈的广告客户，人家回答得体面又切实：我面对的是你们公司，不是哪个具体人，再说你们内部之间的事我管不着，也没那份闲心。气死人。除此你还有啥招？受骗、劳务纠纷，这在我们大学生打工中常见。你高举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益？人家说可以呀，但我这儿就这么做，你愿干就留下，不愿就请便，像你们这样想找活的大学生满城都是。老板们说这种话时连个唾沫都不吐，通常情况下你只有忍，只有让自己百倍的真诚去感化那些商人的良知。我现在还在广告公司谋职，我没有告诉你具体是哪个广告公司骗过我，就是因为我还在那个公司干，当然后来是因为我用自己的真诚打动了老板，他后来一直收留我做他的业务员。他用他的‘理论’曾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在商人特别是广告人的眼里，一切都有可能是原先设计好的陷阱，要不就没有‘奸商’这个名词了，也可能我的公司早已歇业。这个老板属于‘奸商’一类，但多少他还有真诚的一面。我留下来一直干到今天正是认其这一点。
“其实打工作为一种劳力与金钱的交换，它明显是商业行为，既然带‘商’，难免有‘奸’。但你作为一个打工仔，很多受气的事并不与这‘商’有关，而纯粹因为你是一个打工仔的低卑身份所决定的。”他谈起这方面仍然难掩激动，“我干的拉广告活，说有多辛苦就有多辛苦，我一个外地人在短短一两年内对北京那么熟，就是因为我用心去跑出来的。只要一出校门，一天蹬着破自行车在大街小巷跑上十几个小时是属于‘正常工作’。北京是首都，政治影响大，每天三四百万外地流动人口又确实给北京人带来不少头痛的地方。北京人‘欺负人’多少是被逼出来的。有一天，我和班上一位同学借了两辆单车跑活，骑车路过南郊火车站前时突然有辆红色轿车向马路边靠，我在自行车道的最外面，为了躲让轿车，不得不向里靠了一下，可偏偏马路边有位老大娘在行路。我同学躲不了又把车头转向我这边，于是我只好刹车停下，车头正好碰了一下从后面靠过来的那辆红色轿车的车头。其实轿车根本没一点毛病，但因为我和同学土里土气的穿着和满口难听的方言，使得开车的那个北京人和周围一群围观者把我们当做了两个‘可恶的盲流’看待。一句话：赔！我和同学自知像半个‘盲流’，并从以往的经验得出与本地人打架，再有理也十有八九是输家，便老实地问赔多少。500元。那从轿车里出来的人本来样子就吓人，他这一张嘴，早把我和同学给惊呆了。500元！我们哪儿去弄500元？再说凭什么拿这近似天文数目的巨款呀！500元算个屁，你知道我要进一次修理厂花多少吗？轿车主人冲着我们说：不赔可以，那就跟我到一趟交警队。那人力气真大，拎起我们的自行车就要走。交警队哪是我们去的地方呀。我和同学一边说好话一边求情地拉住自行车。‘小子，怎么着？想耍赖？’那人挥拳就向我们打过来。‘你怎么打人？’我和同学急了。可人家根本不理茬，说就打你们这号专门到北京来捣乱的盲流。这话对北京市民太有煽动性了，刚才还是围观的人一下变成了同是谴责我们的力量。我们被一阵乱哄哄的折腾后，发现手中的自行车不知到了哪儿去。‘警察来了！警察来了！’有人一喊，我当时有一种被救之感。可是没有想到警察的出现使我们更惨。那个轿车主人原来与那警察都很熟，围观的老百姓也能对警察叫姓唤名。‘撞坏了人家的车就该赔钱么！’警察的第一句话这样说。我的同学忙分辩说我们是为了躲一位老人，再说也根本没有撞刮轿车。‘小兔崽子……！’那警察抡起拳头就朝我同学打去。这一幕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我愤怒地冲那警察说，你怎么能打人？他一听，不管三七二十一，又把手向我扇过来，我一躲，正好落在我的脖子处。那警察不甘罢休地冲我说：”欠揍？‘这时，围观的人也跟着你一句我一句地数落我们两个外地盲流，我清楚地听到那个刚才我们为躲她的老太太也在骂我们。当时我真感到这是个什么人间世道？一阵乱哄哄之后，警察扬长而去。我回头一看，不仅自行车不见了，就连我们出来拉广告的那些材料全都没了。这可是不得了的事！我知道丢了那些东西就不光是我们白白辛苦了好几天的打工，而且连赔都无法赔的大事呀。车和东西都到哪儿去了？啊！问围观的人，没一个愿意告诉我们。我只好求冤家——那个开轿车的人。他还是一句话，赔不赔？我知道今天的事是难过得去，就乞求他说我们是大学生，身上没钱，求他饶了我们。那人说，那你们身上有多少钱？我和同学赶紧掏口袋，直到口袋底掏空，才总共拿出了50块钱。那人大概见我们真的是穷光蛋，就说这回算你们运气，捡了个便宜。我最关心的还是自行车和车上的东西，便拉住那人请他帮忙。他说你们去派出所找警察。于是我们就跑到200来米处的派出所，找到那位向我们动手的警察。他若无其事地问我们赔钱了没有，我们说赔了。他出门远远地问那轿车司机，在得到肯定回答后，就说车子在后面，你们自己去拿。我们进派出所里头见自行车和车上的材料都在，心里总算落下一块石头。出派出所时我有意看看那警察胸前的警号，这家伙鬼得很，马上瞪大眼睛冲着我嚷嚷起来：小子，想怎么着？我知道我什么都不能怎么着，可心里闷着的气出不来。当天夜里，我在学校写下了一篇日记，平时我从不流泪，可那一天我的眼泪就是断不了，把记的日记都模糊了……“
“你当时应该去告那个动手打人的警察。就是现在，还可以做。”我愤慨地说。
这位同学摇摇头：“我当时没有这念头，现在更没有。你一定不解。其实问题并不复杂。我理解北京人对外地来京人员的某些不满情绪，这中间确实有一部分外地来京人员做了不少让北京人反感的事。我作为一名外地来京读书的大学生，理念上需要我用另一种心态平衡北京人与来京外地人之间的某种不协调，并以自己的所能来调整这种关系，而不是成为另一种关系的催化剂。”
他的打工磨难与收获，远远超过了一般意义的所得。也许只有像他这样的一代大学生们才能做到。我想我和所有北京人都应该做些必要的反省。
这位同学最后还告诉我，大一那一年，他的内心世界时时“惊涛骇浪”、“大波大澜”，现在他越来越心平气和，对贫困、对打工，他都能应付自如。身为学校学生会“自立部”副部长的他，决心用自己的心理历程告诫与他一样贫困的同学，要勇于面对现实，平和心态，这样才能做到学习、打工两不误。
真是语语落金。
“送花人”的心境明朗朗
有一天，英俊潇洒的中国新闻学院郭建伟同学，也因为生活需要走出书斋，去干一回不是甘愿想做的但又必须做的事。不过后来他发现自己当回“送花人”之后，竟然心境也变得明朗起来。他因此用心记录了这个过程——
看看表：21点15分，我早到了5分钟。
按了门铃，退后两步，我静静地等着。轻嗅着艳红的玫瑰花的芳香，一边思考着第一句话应该说什么。
门开了，走出一个秀发披肩的年轻少妇，两眼疑惑地看着我。她背后的客厅里，一支蜡烛慵懒地闪着白光。我感受到了她的孤独。我的耳边迅速响起电话里的那个声音：“……我远在异国……我们没有什么亲人……”
心翻滚起来，我知道自己被感动了。这都是一瞬间的事，事实上，她刚用眼睛打量我的那一刻，我就屈臂抱花，上身稍稍前倾，彬彬有礼地问：“您是王珊女士吗？”她点了点头。“生日快乐！”我说，把鲜花递过去，又补充道：“这是永远爱您的周先生对您的祝福。愿幸福永远伴随您！愿美丽永远伴随您——这是我们‘邦彦鲜花店’对您的最诚挚的祝愿！另外，这是我个人的礼物。”说着，我把一张音乐卡递过去。她轻轻地打开，红光闪处，“生日快乐歌”轻快地响起来。
她的脸上露出了温馨的笑容。“希望‘邦彦鲜花店’能经常给您带来快乐！”我说，鞠了一躬，向楼下走去。
“谢谢你，送花使者！”她在背后大声说。
送花使者！
我是送花使者！
谁能知道32个小时前我还是一个为工作而愁闷的人呢？我从东长安街踱到西长安街，看着太阳逐渐由苍白变得红润，我的心也像气候一样渐凉起来。其实，街道两旁店铺林立，不时可以看到红纸黑字的“招聘启事”，显出诱人的机遇。但我无论如何也冲不破心理的阻碍——你如果像我一样第一次为了生活而出来找工作，你就会了解这种仿佛是将要偷窃别人似的心情。我在好几个写有“招聘启事”的店里转了又转，始终没有勇气开口。
但实在不能再等待了，太阳已经开始了沉没。我给自己打了打气，径直向着“邦彦鲜花速递店”走去——我刚才已经留意了它门上贴的启事：招聘员工两名。
“邦彦鲜花店”面积约有四五十平方米，大理石地板，天花板上吊着欧式枝灯，约有膝高的玻璃柜上摆着许多大肚细颈的花瓶，各种各样的花错落有致地插在瓶内，芳香四溢；靠门侧处有一个空空的大冷冻箱。店的一角，有一个独脚高凳，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正坐在上面写着什么，他的身旁，卧着一个米黄色仿古电话机。看见我进来，他停下来，温和地笑着，看着我。
我感到了自己的热血一下子全涌上了面门。“我看到了你店前门上的招聘启事，而我正需要这份工作。”我说，并迅速地拿出自己的身份证和毕业证，他认真地看了看证件说：“没想到你还是个大学生。”我的血再一次涌上已经热热的脸。
“你从前干过吗？”我摇了摇头。
他沉吟了一会儿，“你可以先试用一个星期，在这一周内，你住在店内，和我一起吃饭，但每天只有8块钱。怎么样？”
我点了点头。“那么，你现在就进入试用期了。”他说，“有些事应该说给你知道，任何行业都有自己的信条，我们开花店的也有自己的讲究——把花送到顾客手里，是一件容易的事，但送花的功夫在花外——你送去的不是花，是你的真诚，你要给顾客带去一片温馨！这就要求你的语言、你的行动处处都要体现出文明和热诚。还有，你要有很强的时间观念，雪中送炭是真诚，夏天送炭则是蠢举。这两点你一定要牢记……”他摇了摇头，我知道他省略语的含义。他接着说，“弱肉强食，竞争的原则里没有怜悯。兴衰成败，在于各自的经营。全国花店现有7000家，北京城的这类店也是遍地开花，我不想刚刚开张就被淘汰——不过，我相信我们会合作愉快！”他站起来握了握我的手。
“你现在以最快的速度熟悉宣武区的地理。”他扔给我一份地图，又补充道，“你应该练习一下站功，最好保持立正姿势。”电话铃响起来，他接了电话，对我说：“我现在去送花，你守在这儿吧。”他把我的证件放进衣兜，包扎了一束鲜花，骑上摩托走了。
我保持立正姿势，双手捧着地图，开始诵记北京地理。我很快感到腿麻木，心跳加剧，大脑也沉重起来，汗水不可遏止地向外涌。
10点钟，我终于能说出宣武区的每一条街。他满意地点了点头：“休息吧。”他拉出一张简易折叠床，从玻璃柜旁的一个纸箱里拿出一条被子，扔给我，走了。我落了门，躺在床上，感到浑身酸疼，辗转反侧，难以入睡。送你一束鲜花，带给你一份温馨，仿佛充满了浪漫，又有谁知……唉！
我觉得刚刚睡着，听到他在门外的喊声。我拉开灯，刚4点。我迅速穿好衣服，收了床，打开门，他正站在门外，昏昏的灯光下，我看到雨正淅淅沥沥地飘。“一个公司8点钟要200盆花，你和我一起去运。”他站在门外说，我看到不远处有一个中型货运车等在那儿。
上了车，车子径向城郊开去。一个多小时后，到了一个花圃。有个小伙子正等着，看见老板，埋怨道：“大哥，你怎么这么慢！”老板也不回话，对我说：“快点搬！”进了一个房间，才知道是温室，一盆盆的花正整齐地摆放着。装好车，老板的弟弟也要去，我便被安置在后车厢里。车疾快地向前驶，冰凉的雨没头没脑地浇来，我却仿佛没有一点感觉。
送花归来，老板买了两个盒饭，边吃，边教我剪枝、配束、包扎。9点后，电话铃开始不断地响起，老板又骑着摩托忙去了。我就在店内练习剪花、包花。
到了晚上，疲惫不堪的老板对我说：“再有电话要送花的，你去吧。”
我第一次的任务，就是给留法的周先生送他预订给他妻子王珊女士的生日礼花。
灯光明亮。脱下龙袍，撤去神秘的光环，北京完全变成了一个现代化城市。我没有心情观赏这夜景，我在焦急地等着公共汽车，许多等车的人也在引颈翘望。车终于来了，打开门，人群蜂拥着往里挤，似乎没有了年龄和性别的差异。我突然奇怪地想：“三年自然灾害时，人们抢购粮食是不是也这样紧张？”
回到店里，老板似乎已等得不耐烦，“怎么这么慢？”他问，不等我回答，又说，“喏，再跑一趟，刚才来了一个电话，说他妈住院了，他不能回来，让我们送一束鲜花安慰一下老人家。”
老板给我讲明了路线，把包好的花递给我说：“记住，送花给她的时候，你就是她的儿子！”
我是她儿子？我有些不明白，但又有些明白地上了路。
费了很大的周折，我终于找到了地方。问了护士长能进去，我便向301房走去。我的双腿灌了铅般地沉，脑袋似乎也要胀裂开来，我觉得我也该住院了。
轻轻推开病房门。房里共四个床位，三个空着，一个床位上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正靠着一个枕头半卧着，看见我进来，疑惑地看着我。
“我来看您来了。”我说，“我是‘邦彦鲜花店’的，您儿子余先生现在不能回来看您，但他非常牵挂您的病情，希望您早日康复。”
老人不接花，喃喃地说：“不能回来，不能回来……”眼里慢慢地涌上泪水。
我定定地看着老人，眼睛也要潮湿，连忙说：“您真像我妈！”
老人诧异地看着我。
“我妈呀，想我哥时也像您一样，不过，她很快就会笑起来，她说，‘母子是感应的，我这一流泪，他不是也要伤心么？’”
老人擦了泪，露出了笑容。我们开始聊起家常。
房间里慢慢地充满了温馨。
我渐渐明白了老板几乎每天连轴转却乐此不疲的原因——我带给别人快乐，自己自然欢悦；我也明白了花市走俏的根源——鲜花不仅仅是一种观赏性植物，当它走进人们的生活中时，代表的实际是一种纯洁、真挚的感情交融。
那天的打工日记我只写了一句：在为别人带去快乐时，我们自己也会有快乐。
其实不只是郭建伟有这样的感受，学外贸的李华同学体会更深。
她有外贸与英语的双优势，于是假期她选择了到一家洋公司打工。面试的那一小时里，李华觉得自己的精神城墙已经无力支持。但这之后又是连领班的小工头都找不到的那种完全靠自我约束的敞开性效益工作。几乎从来没有人管你，只有一台计算机和一台传真与你为伍。
重复而简单的程序：每天守候从大洋彼岸发来的传真，然后迅速翻译、整理成中英文两种文本交经理室。
整洁而宁静的办公室，可以任何时候洗热水澡，可以24小时享用热冷空调，一日三餐有专人送达，你做的只需坚守岗位，准确无误地完成传递信息。
坐在转椅里的李华，忍不住想起自己远在广西瑶寨那个破陋的家，想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母，想起与自己同窗多年却因没考上大学而早早出嫁的同村小芳……她似乎又踏上了回家的路。
“你怎么回事？传真到这儿已经一个多小时了，却仍在机器上……”主管小姐礼貌而不失严厉地斥责道，“知道吗，就这一个小时的耽搁，就使我公司两笔期货没有及时出手而蒙受数十万元的损失！”
李华全身都在颤抖：“您、您……怎么处罚我都行。”
“是用你那张尚未拿到的大学毕业证书？还是广西的那两间草房？”主管小姐严肃而又真诚地明确告诉李华，“我原谅你是因为我曾经也是个与你一样的苦女孩。但你应当明白一点：在充满激烈竞争的社会里，人们并不真正同情弱者，要生存得比别人好，就只有依靠自己的实力。实力来自何处？那便是一丝不苟的顽强工作精神与奋斗精神。”
李华觉得这一番话，可以抵她从小学到大学的全部课程。她开始懂得美好是怎样产生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人生是怎样完美的……她不再把一台计算机和一台传真以及那豪华舒适的环境看成简单的工具与理想中的梦幻，她意识到所有眼前有形和无形的东西，都在共同构成一个决定生死存亡的战场，而她自己是整个战斗中的一个小卒，必须勇敢、谨慎并且聪明地勇往直前。
那一次，别人都下班了，按规定她也可以回校给父母写一封家信，但似乎那一天有一种灵感告诉她在大洋彼岸有一场决战正在酝酿。她留下了，直到午夜时分，传真机“嗒嗒嗒”的响声证实了那边已经开始的新一番酣战。快快，以最快的速度告诉主管，告诉总裁……终于两小时后在一个夜总会的大厅内，李华完成了她的传递信息职责。
“李小姐，我代表公司向你表示感谢。由于你的积极负责，使我公司赢得了一笔可观的收益。我再次向你致意！”当总裁把一个红包和一束鲜花送到面前的那一瞬间，李华感受到了什么是付出与收获。
事后，她把红包的一部分寄回了家，而把那束鲜花长久地端放在床头的小桌上……
寒冬里，有我们热腾腾的心
又一个寒假来临，那些家境好的大学生们早已按捺不住企盼同千里之外亲人团聚的那份冲动。有人开始疯狂购物，有人开始卷起铺盖，有人把读完的书本抛向空中……过年了，回家过年了！
每一个寒假，带给学生们的是彻彻底底的放松和痛痛快快的喜悦。但是，每一个寒假，又是将近十分之一的在校大学生们一年中最难受的时刻。他们更想与远方的父母团聚，更想回家看一看地里谷子是否已收割，那头老黄牛是否还能拉犁，但他们回不去，他们口袋里的钱买不起一张几十元的半价火车票……
喧沸了一学期的校园，此刻变得格外静寂。那片片飞落的树叶，像是为同情而滴的泪雨，一切都显得是那样的孤独。食堂的师傅已熄灭了锅灶，老师也因热腾腾的火锅吸引而不出家门，长长的宿舍通道里只有几个孤影在小心翼翼地炊煮着那盆没有油花的方便面……唉，贫困生的贫困与惆怅，只有此时此刻才显得更加突出。
过年了，谁不想家！过年了，我们倍加思亲！
“同学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学校团委要组织我们去公园卖彩票！从1月26号到2月4号十天时间，每人每天给50块钱！”
“真有这样的好事？”
“谁有闲心骗你？消息绝对可靠，这是团中央学校部跟北京东城区民政局谈妥的事。”
“这么说，这个春节我们既可以像北京人那样天天欢欢喜喜地在公园庙会上度过，又可以高高兴兴地挣上一笔？”
“那还用说。快准备准备，明天就要战斗啦！”
“乌拉，我们也要过年啦——！”
这一天，北京的几所高校里再一次响起热闹的欢呼声。他们都是有家回不了的贫困学生，他们都是感到仿佛要回家一样兴奋的边远地区来的大学生。
旭日，带着淡淡的朝霞从地平线升起。京都的寒冬呼啸着刺骨的北风，地面上散落着一块块发白的冰碴。当京城里的北京市民们还在热乎乎的被窝里安歇的时刻，一队队身穿绿色军大衣的年轻人已经雄赳赳气昂昂地来到了公园门前。那是一支“彩票大军”，那是一支给这个城市的春节制造欢乐与色彩的青春近卫军。
“原地踏步——踏！”
“一二一，跑步——走！”
也许是太早了，公园里根本没有行人，但他们必须每天这么早准时来到，否则就是“贻误战机”。怎么办？运动是驱寒最好的办法，于是绿色“大军”吼声震天。还没有来得及调整步骤，还没有做好战斗准备，第一次的临战竟如此惊慌失措：方才还是静静的公园，转眼变成了人山人海的庙会世界。
“买票！”“买票！”
“快给我一张！”“我要十张！十张么！”
“这里，接我这里！”“我在前面，先给我买！”
“……”
谁也没有见过这么多人。谁也想不到北京人如此疯狂。谁也没有领教过“上帝”的厉害。
“我买十张怎么少了两张呀？”
“不对，应该还找我五块，你少给了两块。”
某同学犹豫片刻，似乎没有少找人家呀。
“怎么，我还会黑你？”
“你想贪污不是？”
“上帝”原来并不温和，一旦不依其愿就出言不逊。
小张一数，少了二十元。他摸不清头脑，一脸苦相。
“同志同志，你能保证买票后就中奖吗？”有位女“上帝”提的问题出奇。
大伙你看我、我看你，像遇上了比哥德巴赫猜想更难的数学题。
“说呀。到底能中奖还是骗人的呀？”女“上帝”又在尖着嗓门叫唤。
“怎么会骗人呢？当然能中奖么。”同学中不知谁顺口说了一句。
“那我买十张。”女“上帝”把手伸过来。
“下一个谁买？”
“慢着！”突然，女“上帝”冲到前排，“你说能中的，为什么我就没中？”
“这能赖我吗？”寇晓庆同学觉得好笑。
“当然赖你。你给我赔二十块！”
“凭什么？”寇晓庆和同学们还从没听说有这样不讲理的人。
“凭你刚才狗嘴里吐出的话！”
“你怎么骂人？”
“骂你又怎么啦？”女“上帝”变成了一个泼妇，“有本事你说说你们怎么把能中奖的票自己藏兜里的……”
无中生有。岂有此理。但是成千上万的“上帝”竟那么愚昧地相信了，于是彩票场一片混乱。
“不能这样下去，否则我们的任务别想完成。”现场指挥召集同学们紧急磋商，“这样吧，暂时让寇晓庆同学退给那个女的二十块钱，或者赔给她十张票……”
“为什么这样做？我不干！”寇晓庆想不通。
“别忘了我们的任务是要把几十万张票卖出去，它涉及捐给残疾人的几千万元款项能不能从我们手里筹集的大事。别这么着。寇晓庆，我现在命令你去做！”
寇晓庆板着脸，极不情愿地做了件违心的事。
这回女“上帝”乐开了嘴巴在笑：“中了！我中奖了！”她在众多羡慕的目光中，提着一袋化妆品离开现场。回眸时，这位女士给了寇晓庆和同学们一个美丽的飞吻，寒风中满头是汗的大学生们无奈地苦笑起来。
彩票本来就是一些人为另一些人编织的美梦，而卖彩票者则是帮助这两类人实现他们各自美梦的那道虹桥。
“虹桥”边的故事太多又太奇妙。
一日，经济系的几位“战斗队员”正全力以赴抵挡巨澜般的购票者，忙乱之中竟然发现放钱的小盒不知到了哪儿去。
“这可怎么办？”同学们个个吓呆在原地，你看我、我看你，不知如何应付这“残局”。
管钱的小A先哭了，领班的小B也背了气。“完啦，彻底完啦！少说今天卖了四五万块钱吧？我们五个人摊罚平均也是一万多块……你他妈的干什么吃的！”烈性的小C举起拳头正要朝管钱的小A屁股上狠狠揍去，可他的手突然停在半空，然后哈哈大笑起来。
小B目瞪口呆：“他疯啦？”
“啥？小C疯啦？！”小A等哭得更加上气不接下气，仿佛世界的末日已来临。
小C还是收不住地疯笑：“你们说我疯了，哈哈哈……我真疯了呀。大家往小A屁股底下看，快看呀——”
于是全体“战斗队员”朝小A的屁股底下看。不看不要紧，一看全疯啦：“哈哈哈……”原来，那只钱盒就在小A的屁股底下牢牢地被他坐着。
其实，所有参加那次“彩票战斗”的同学都有体会，那最紧张、最闹心的并不在卖票的“前方”，而是被“好运”冲昏头脑的领奖人。
你看看那些蜂拥而来的“胜利者”，仿佛他们一中奖后这个世界就是他们的了。不管你说什么和怎么说，他中的如果是自行车奖品，他就把所有认为可以挑选的新车全选上一遍，只要挑出有一点点毛病，就会无情地扔下还给你。如果是一件小小的电锅、毛毯一类日用品，她到手后并不认为事情就完了，她要先试一下，如果不合其心意，即使领回家后她第二天照样拎回来让你换。不换？那你就得费上两场辩论以上的时间直至你口干舌燥，最后还是老老实实换了才罢休。
“……虎年，就在我们劳累了一天后倒在床上呼呼大睡时悄然而至。醒来时，来不及细细琢磨新的一年有什么美好愿望，就赶着去应付新一天的工作了，甚至同窗好友聚在一起也忘了互相道一声新年祝福——我们完全没有了过年的概念。但请别以为我们因工作而变得麻木，丧失了热情。相反，卖彩票的战斗越继续下去，我们的热情就越高涨。因为每一位领奖者的一声道谢，就是给我们的一份肯定与尊重。记得有一个下午，我们正要收工时，一位中学教师带着她的儿子来领奖。儿子要浅蓝色的自行车，但现场却没有这种颜色的车了，那位爱子心切的教师央求我们给她找一找。看到眼前这位因操劳过度而满头白发的园丁，我们几个人便从堆积如山的货场一辆一辆地给她找，终于找到了领奖者想要的浅蓝色车。当看到银发如雪的女教师带着她的儿子满意归去时，我们真感觉自己很伟大，因为我们又高尚了一回！”邬维国同学用他充满激情的笔，记录着1997、1998两个春节间的上千名留在首都的贫困大学生们度过的那段难忘的寒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