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民主化？
1992年，唐娜·托马斯（DanaThomas）买了一件粉红色无袖的PRADA鸡尾酒洋装，用五彩斑斓的厚棉布和菱纹绸制成，整件都有内衬，美不胜收，花了两千美元，看上去能穿至少一辈子。十年后，她花了五百美元又买一条PRADA薄府绸不规则剪裁长裤，穿上它，脚轻轻穿过裤管，褶边撕开了；将手放进口袋，缝合处裂了；蹲下想抱起她两岁大的小孩，裤子的后面破出个大口子。不到十分钟，这条长裤碎成几片，解体了。唐娜·托马斯向一位PRADA的前设计师助理抱怨。”是线的问题，”这位助理解释说,现在都采用'螺纹缝法'，更加便宜。此一时彼一时了！”
唐娜·托马斯是美国《新闻周刊》常驻巴黎的文化及时尚记者，她大概对这种轻描淡写的解释并不满意，于是此后花费了差不多十年构思，用去三年来撰写一本书：《奢侈如何失去光泽》，用以揭披当今大品牌集团散发的毒气。当然不是GUCCI妒忌或者迪奥毒药的那种，而是牺牲诚信、降低品质、玷污历史、哄骗顾客，剥夺了所有让名牌与众不同的特质。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唐娜·托马斯说她力图不带偏见，喜欢谁与厌恶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说出事实，由读者自己下结论。对于那位名声不佳、外号时尚独裁者、全球最大奢侈品集团LVMH的掌权人伯纳得·阿诺特，唐娜·托马斯说：“他作为一名商人无所畏惧，我恰恰敬佩他这一点呢。”
但唐娜·托马斯的书用语强硬，她写道：“大品牌集团宣称'时尚民主化'，让产品人人欲取、随手可得，一切听起来如此崇高，见鬼了，简直像共产主义！可它不是，它从里到外都是资本主义，目标直截了当：为了赚更多的钱。”
其中最重要的手段，正是名牌丧失了之所以成为名牌的基础：手工制作和高品质，在哄抬物价的同时降低成本、偷工减料。”大量生产的奢侈品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词语。以LV的经典产品——旅行箱为例，它仍旧延续着1854年路易·威登发明的制作方法：骨架使用坚硬、轻巧的非洲奥库梅木，衔接的地方粘上一层帆布，既不易破裂又使箱面光滑平坦，角落的保护层用黄铜，边缘装饰称为LOZINE，由多层纸张和不料压缩、浸泡在锌溶液中制成，皮箱里层粘上一种叫VUITTONITTE的珍珠灰棉质帆布，或者人造绒面革做衬里，上头有棉布条编织成LV字样的卡其布缝在旅行箱里。所有工序全部手工完成。可这款皮箱一年仅生产五百只，其他LV产品则在生产线上完成，大部分由机器制造。
在位于巴黎近郊的LV大宅院里，一台生产线上的12个女裁缝使用机器加工数百件LV手袋畅销款。”优渥的利润来自于……工厂，阿诺特曾经解释，”以有组织的方式进行生产，让公司产量惊人。但这个生产方式不被透露，大肆宣传是LV旅行箱的传统手工，当花大价钱买到一只生产线上下来的手袋时，却误以为买到了永恒的传统。另外还有一些小伎俩：把袖子剪短半英寸（一位雇员说：“剪到1000件你就知道会省下多少了）；用毛边代替褶边；以女性其实不需要为由不加衬里等。
中国也许是当今名牌产品全球化过程中最奇特的国家：起源这里，最终又回到这里，生产与消费皆是。《奢侈如何失去光泽》说许多名牌产品加工生产实际自中国（大都不生产多种款式，反而是同一款式的不同颜色与材质），却拼命掩盖这一事实。少数包标志有中国制造但藏得很好，比如在内袋底层的缝合处，或者印在邮票大小的商标皮革反面，需要用放大镜才能看到。有的中国制造的标志是贴在袋子外的贴纸，货物运到意大利后就会被撕掉。另有一家除了手把，整个包都在中国制造，制成后补上贴有意大利制造的手把。还有在中国制造鞋面——最耗费劳力的过程，送至意大利粘上鞋底。这些产品都带有意大利制造的标志，只有极少数品牌主动承认产自中国。
2006年，COACH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伊安·比克利（IanBickley）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就说：“我们在中国生产，并派遣意大利皮件工匠团队来教导中国工人，中国的制作工艺已经达到精品的水准。”但更多品牌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因为成本降低，意味着售价也应更便宜。唐娜·托马斯讲述了她在东莞参观一家代工工厂的经历，她以保密为条件被允许进入，亲眼看到工人们在缝纫某品牌的手提包，而该品牌始终声称其所有商品均为意大利手工制造。她没有点出品牌的名称，而那只在流水线上生产的手提包成本大约为一百二十美元，随后它在香港
一家百货商店里飙升至成本价的十倍。
据估计，到2011年，中国将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奢侈品市场。而中国一些消费者，一边疯狂迷恋这些转了一圈的产品，一边却对中国制造缺乏信任，同时催生了一批仿冒品使用者。这正是大品牌集团疯狂扩张造成的副作用——名牌标志成为炫耀的标签，即使丧失原有的品质，附着于这道标签上的幻想仍在。当一只包的真品与假货区别仅仅是两道砸线还是三道砸线时，其间的差价就变得十分诡异。
那些秘密并不广为人知，大品牌集团更愿意通过广告投放，公开某新品的灵感来源，社会意义，以及与某种华美生活的紧密联系。唐娜·托马斯说：“要成为全球企业的领导者，时尚品牌不仅要向大众隐瞒产品的制作过程，也要隐瞒品牌如何运作。假如真相曝露，必将粉碎大众对品牌的信心。他们必将停止购买，利润直线下降，公司，还有它们的母集团，会面临破产。公开交易的公司需要透明化，也就是在每年的财务报告中提出财务资料，但当品牌合并成一个集团，他们可以将所有数字混淆在一起。我们总是看到LVMH获取了利润，而它的
品牌由于大肆宣传，似乎也极度成功，但你所不知的是，LV每年创下营业额记录的同时，纪梵希和高田贤三的收入却马马虎虎。”
这位高级记者告诉我们说，她并没有像很多惯于谄媚的时尚媒体那样害怕打击报复，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伯纳得·阿诺特先生和LV的主席及行政总裁圣·卡斯利（YvesCarcelle）拒绝再接受采访，好在她以前见过他们多次。但成书后有传言她被LVMH集团封杀，禁止她出现
在任何该集团任何品牌的发布会上，并要求她对该集团的言论道歉。唐娜·托马斯拒绝承认有什么错，她现在加入了时尚记者的终极胜地康泰纳仕集团。LV主席及行政总裁的妻子评论说：“如果她说我们是时尚界的麦当劳，那她也效命于媒体界的麦当劳了。”看上去唐娜·托马斯是个颇具古典趣味的人，在批判大品牌集团同时，心碎地缅怀着只为小众服务的、卑微的匠人们创造着人类所能想到的最美的物品的1930年代：剪裁工、刺绣工、毛皮加工工人、鞋匠、羽毛制作者……她认为，这才是真正精品的缔造者，他们用手工吹制玻璃来制作装饰礼服的花朵，用黄金和宝石来点缀她设计的长礼服。香奈儿的工作室里制作出上百件光彩夺目的长礼服，由银薄片制成，缝上珍珠，因此非常笨重。开口短上衣布满珍珠与亮片，衣底再镶嵌美不胜收的亚麻蕾丝。”越来越多从旧手工作坊里寻找灵感，是精品对抗全球化的趋势。”唐娜·托马斯说。
2007年12月，香奈儿发布了设计师卡尔·拉格斐的巴黎-伦敦高级手工坊系列，它正是献给巴黎的六间高级手工坊，集合了Desrues纽扣坊的修饰技巧、Lemarié的羽毛配饰、Lesage的刺绣功力、Massaro的制鞋天赋和制帽工坊Michel的作品，以及Goosens的金器和银器。”这次时装秀所展现的调性，散发着后现代风格，但同时也不失浪漫特质。我并在作品中巧妙的结合了许多精致细腻的朋克元素。”卡尔·拉格斐解释道。这六家工坊在过去的十年间被香奈儿一一买下。
为了这组发布，45名刺绣工已经在位于巴黎蒙马特的Lesage刺绣工坊里赶工了一个月，每天他们都忙碌地围坐在木制缝纫机前，往衣物上匝钉金币、缝制水晶、镶嵌串珠，他们的针脚精细而小心翼翼，好像在缝制甜美易碎的焦糖。刺绣坊曾与迪奥、纪梵希、伊夫·圣·洛朗等高级成衣制造商合作，是全球最大的时装刺绣供应方，拥有超过六十吨供应品存货，当中包括1870年代保存至今的闪光水晶、二十世纪的圆拱形宝石、莱茵石、玻璃珠等。”这是一种文化，是一种哲学。”刺绣坊的家族传人弗朗哥斯·莱萨基（FrancoisLesage）说，他今年七十六岁，技艺经过五十年磨砺，1949年从他那活了一百二十五岁的父亲手里接管了刺绣坊，
他将手工制作称为传递了严苛的道德规范和容不得一点儿杂质的优雅。莱萨基说，1920年代巴黎有大约30万名手工工匠，光刺绣工就有1万人，到1950年代，全世界还有超过20万名女性穿高级定制，这是资产阶级妇女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购买高级定制服装是一种礼数周到的社交活动。迪奥一年就会搞两次，邮寄出300张有黄金浮凸的邀请卡给老客户、记者和名流，发布会在每年的1月和7月位于蒙田大道的30号的迪奥总部，宾客坐在精美的椅子上，身后放着巨大的花缸，里面插着玫瑰花、栀子花和康乃馨，发布会准时开始，不会为任何人特别妥协。据说有一次温莎公爵迟到了，就只能站在过道里。但现在，高级定制让位于批量生产成衣系列，高级定制购衣会也被时装周取代，全世界每年购买高级定制服装的女性仅有不到两百个，手工作坊客户流失严重，工匠数目骤减，在巴黎刺绣工只剩下不到两百人。2002年Lesage刺绣坊被香奈儿收购，但没有垄断，仍允许它与其他高级定制供应商合作。莱萨基说收购后刺绣坊景况越来越好，也越来越多为成衣系列服务。
Desrues纽扣坊也是巴黎最老的手工作坊之一，成立于1929年，原本位于巴黎玛黑区，1930年代这里聚集了成千上万忙碌的裁缝和工匠，后来只剩这一家。一度Desrues纽扣坊十分萧条，1984年只有20个工匠，1997年被香奈儿收购后，工匠人数递增到了170名，原来的老作坊都盛不下了，不得不迁到巴黎郊外的一间8600平方英尺、窗明几净的大厂房。纽扣坊基本延续着旧做法，但也逐步加入了现代科技。工艺开始于一只由设计师打造的金属或硅铸模型中，合金被倒入，经过离心处理从模子中移出，之后进行修剪被拋光，镀上金、银或绿锈，最后进行打磨抛光。如果是所谓的有机或天然原料，如角或珍珠母，会由计算机制作模板，再按程序设计传送到配备镭射光的无人机器中。纽扣坊每天生产4000只纽扣，每年有100万只专供香奈儿，其中仅有3000只用于高级定制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