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的山西处于中国两大通商动脉的交汇处,交通四通八达,地位无人能及。这一区位也决定了处在十字架上的张家口在中国商业史上的范本意义。一部张家口的发展史也正是晋商兴衰史的映衬。
从八大皇商到普世晋商的参与,再到1727年以后恰克图贸易的兴盛,晋商从盐商时代迈入外贸商人时代。当陕商、徽商因盐政变法而先后元气大伤时,转型的晋商得以延续其在国内商帮的地位,并较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
1684年清朝取消海禁,用海关代替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从最初的四口通商到广州事实上的一口通商,福建籍商人崛起于广州港。1760年,十三行公行复设,十三行进入产生巨富的时代,以潘启、伍秉鉴为代表的福建泉州海商相继成为广州乃至世界首富。
珠江和泰晤士河,一条连接清政府的广州十三行,一条连接英帝国的东印度公司。这两个各有优越感的官方外贸垄断团体,构成了18~19世纪中西关系的商业中枢。当英国东印度公司被一群叫“港脚商”和散商的小鬼们瓦解时,作为清朝对外贸易的垄断者十三行,离毁灭也已经不远了。
如果说山西商帮史是一首交响曲,那么盐商只是这首曲子的第一乐章。这一乐章沉闷舒缓,从明初商帮萌芽开始,用了整整一个朝代兴衰的时间,才逐渐过渡到第二乐章。第二乐章讲述了晋中商人登上历史舞台的故事,以他们为主体的外贸商人,人才辈出。这一乐章,音域广阔,韵味悠长,精彩纷呈。
如果说山西商民走西口、走东口是“花开两朵”的话,那么一朵开在了明朝,以盐商的崛起为标志;一朵则始开于明末清初,以外贸商人的崛起为标志。
在清朝前200年,内陆城市张家口的历史地位,少有城市能够撼动。清朝时山西的版图比明朝时更大,与山西北部万里长城接壤的归绥六厅(即今呼和浩特和包头),以及“八旗”中的六旗地盘(包括多伦),都是山西的管辖范围。原陆路丝绸之路向东的延长线:西安—湾关—太原—北京,也通过山西。
更重要的是,山西处于两条东西通道和一条南北通道的交叉口。这一连通东西南北的枢纽就是张家口,它一方面扮演着京津连接塞北的商业中心地位,另一方面又是中国对俄进出口贸易的前哨。
大同在山西边防中的地位,决定了其一度是辐射张家口、包头、归化城的一个区域中心。从走西口、走东口的商民流动来说,大同也是一个分流中心,但这只是在明政府。清政府统一内外蒙古后,大同的军事功能荒废,张家口马市在清朝崛起中的历史地位及其连接张(家口)库(伦)大道贸易的传统经济定位,让它很快成为一个区域经济中心。中俄恰克图协议更是让张家口作为中国北方贸易中心的地位呼之欲出。
而上海在国内城市的地位和水路交通工具的限制,决定了当时的武汉还不足以成为连接上海—重庆的枢纽。1843年11月上海开埠,加之内陆的开放和以机器制动的轮船在长江上的航行,武汉才成为沟通上海与连接西部的黄金口岸。
在一定程度上,张家口的历史地位不再之日,也是晋商衰败之时。
马市张家口与八大皇商
1429年,明政府在长城边塞设置了一座城堡,取名张家堡。这是一个荒凉之地,不仅风沙四起、烽烟弥漫、号角长鸣,而且诸物不产,商贾舟车,“足迹罕至”。
1529年,张家堡扩建,开筑了一个小北门,取名张家口(今张家口市堡子里街),张家口作为边塞城市的雏形基本形成。1571年,在以王崇古、张四维为代表的晋商家族3年的努力下,蒙汉放弃敌对,张家口与新开堡、独石口堡、巴图、台吉成为宣化府设立的5处马市。
张家口的蒙古名字是“Kalgan”,最早则叫“ChuulaltHaalga”,意思是“聚集之门”,至今内蒙古的蒙古族人仍然这么称呼张家口。这里是昔日匈奴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进入中原的马踏之地。
蒙汉设立马市几经反复。明初,中原物品被限制流向草原,史称“禁边”,但仍有人私下做生意。1405年3月,明政府在辽东的广宁、开原最早开放马市,并允许东蒙古部落每卫每年进贡两次,每次100人,明政府试图将民间私下贸易变成政府监督下的规范交易。
之后,明政府在抚顺、清河、瑗阳、宽甸等处设立马市。1438年4月,大同设立马市。
明正统(1435~1449)年间,蒙古部落的朝贡使团动辄数千人,对使臣的大量回赐给明政府带来了极大的财政压力,因此使团人数被屡屡限制,引起以异姓贵族篡夺汗位的也先部落的不满,最后导致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俘。
土木堡之变后,马市皆停,直到1478年在辽东以及1551年在大同、宣府、延绥再开马市,此后又停,直到1571年双方修好。
马市从设立之初,就带有官营性质。张家口开市之初,前来入市的蒙古各部落非常踊跃,但明政府可供互换的钱粮有限,不能满足交易的需要。于是,王崇古就广招四方商贩前来,在他的影响和号召下,山西人不断来到张家口。到明万历(1572~1620)年间,张家口的“茶马互市”已成规模。仅1579年,张家口年易马就超过35000匹以上。
在相当长时间内,铁器不在与蒙古互换的物品之列。明政府容许铁器入市也是从辽东通马市开始的。之后,王崇古也奏请铁器入市,并建议陕西各市仿行。1572年后,山西潞州铁器流入马市。但在明朝高层,还存在另外一种思想:用铁器换马匹,是只顾眼前利益而不顾日后无穷之患的灾祸之举。
这种想法让清太祖努尔哈赤非常不满,他在起兵时就很想教训持有这种思想的人。在对明政府发出的挑战书中,他列举了“七大恨”,其中一“恨”便是,明政府对辽东马市限定了许多条件,主管互市的官吏又对前来贸易的女真人敲诈勒索,不能公平买卖,激起女真人(明末女真人改称满洲人)的怨恨。努尔哈赤从辽东发出挑战书,也绝对不是偶然。
王崇古用互市的办法了结了蒙汉之间长期以来的怨恨,曾有人用“化干戈为玉帛,具有远见卓识”来评价他的这一举措,但从事后的历史进展来看,互市也是一把双刃剑,尤其在乱世时更是如此。诚如当时存在的另一种思想:从中原流出的铁器武装了女真人的部队。
张家口与辽东互为唇齿,张家口商人既去辽东参与马市,辽东的满族人也到张家口贸易。作为开放时间最早、最长的边地市场,辽东马市活跃着很多山西商人。嘉靖(1521~1566)时期的进士葛守礼就说:“辽东商人,山西居多,而汾州过半。”此时的马市已不再是临时摊点,临街商铺鳞次栉比,这里不仅有来自本省的潞州绸铺和泽州帕铺,而且有来自南京、苏杭的罗缎铺和山东临清的布帛铺等。
明朝末年,辽东战事频仍,两地的马市贸易重心转移到了张家口,使张家口成为内地与东北的贸易中心。满族人所需的铁器及其他物品,就在张家口与山西商人的互市中取得。换句话说,山西商人充当了满清入关前的武器原材料乃至物质的供应商。
满清入关后,努尔哈赤的孙子顺治帝没有忘记为满族人入主中原而立下赫赫功劳的山西商人,于是有了范永斗、王登库、靳良玉、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8家商人被皇帝在紫禁城设宴召见的故事,他们随后成为清朝内务府的第一代皇商,并享有特权。范永斗被任命主持贸易事务,并“赐产张家口为世业”。其余7家,也各有封赏。
1644年,也就是顺治元年,清政府还在张家口修筑了大境门,这在张家口历史上是极为重要的一页。清政府对晋商的器重,奠定了张家口在北部边贸发展中所处的地位,张(家口)库(伦)大道的兴盛从此开始。从此时到1929年中俄(苏)断交,商贸停止,张库大道整整运行了285年。
张库大道全长1400多公里,这条商道作为贸易之途,大约在汉唐时代就已经开始,出现茶的贸易,大约不晚于宋元时期。在元朝,张库大道便被辟为驿路(元朝建立后,在全国设立了1500多处驿站,当时的张库大道还处于默默无闻阶段)。
之后,八大皇商在形式上垄断了对蒙俄的商贸往来。除经营河东、长芦盐业外,范永斗还垄断了东北乌苏里、绥芬等地的人参等贵重药材的市场,由此又被民间称为“参商”。
从乾隆三年(1738年)开始,因国产铜不堪铸钱的需要,清政府就派商人去日本贩铜。铜商有官商和民商之分,官商所贩之铜全部上缴国家铸钱。民商所贩之铜,六成上缴国家,四成可由民商在市场上销售。
当时国内有两个红铜市场,一是汉口的滇铜市场,一是苏杭的进口铜市场。范氏后代范毓及另一位晋商刘光晟等,就是在这期间成为铜商的。大约在1764年以前,全国共有贩铜船15艘,作为官商的范氏家族占3艘。1766年以后,范氏的船增加到7艘,年贩铜140万斤。
1721~1748年,范毓多次为康熙、乾隆西征准噶尔承运军粮。在此过程中,因多种原因,范氏家庭拖欠户部很多钱,贩铜是清政府提供给范家抵折欠款的一次补过机会,但范家最终因难以弥补负债而于1783年被抄家。
直到1691年,在蒙古众多贵族、王公和上层喇嘛们的请求下,康熙帝才允许更多汉商进入草原,从而结束了八大皇商一统天下的局面,于是就有了榆次车辋村常氏来到这里开铺的事。
从张家口到恰克图的常家样本
常威是榆次常家家业的开创者。他的家族,上溯七辈都以务农为生。
清康熙(1661~1722)年间,常威拿着从家乡带来的“榆次大布”,打开了张家口市场。盐、布是那个时代商人发家的两大商品。这种布纱支较粗,密实耐用,且幅面较宽,深受欢迎。1711年左右,常威拿出自己的积蓄,开设了第一家商号——常布铺。雍正(1722~1735)年间,常家的分号开始向张家口周边地区扩展。
这样一组数据显示了张家口后来的图景:清初张家口商户80家,道光(1821~1850)年间260家,同治(1861~1875)年间1027家。到民国初年,仅大境门外的店铺就达1500多家,上下两堡专做旅蒙业买卖的多达700余家。最高时年贸易额达1.5亿两白银,仅一处标准铺面,月租金就高达50两白银。
不过,张家口日后的兴旺,与一个叫恰克图的村落的兴起息息相关。作为一个个体,常家的生意真正发达是在1727年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