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期晋商是晋南人多，晋北人少。明朝山西盐商虽以平阳商人为最，但在明晚期的边贸市场上，晋中商人已经占据重要地位。如果说开中制和屯田制让山西南部平阳、泽潞商人成为当时山西商帮发展最高峰的代表，那么，山西北部汾州、太原两府的商人，在明末清初则逐步崭露头角，并形成自己的优势，为清后跃居晋商首位迈出了重要一步。
泛山西化的北疆：山西贸易商人版图
山西是唯一一个与蒙古有着漫长的商业贸易交往的区域。从山西人所活跃的北部边疆范围来看，从祁连山以东到北京以西的泛长城周边地带，是一个泛山西化地区，这也是由山西的位置及其商业力量决定的。
山西贸易商人是一个草根群体，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出身草根，因家境拮据，或遭遇灾荒饥馑外出谋求生路，或受雇作佣，而成贩夫走卒。
马市中的茶马互市与中俄茶叶贸易具有承接关系，但山西在明朝已经有所积累的盐商与清朝中期外贸商人之间基本没有传承。尽管如此，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那就是他们都与走西口、走东口有着一定的渊源。换句话说，盐商与外贸商人都是走西口、走东口的山西商民中的一部分。
在明朝，走东西两口首先源自戍边军屯和纳粮中盐的国家需要，其次才是为了生计；在清初，边民已经没有了烽火连天、号角长鸣的忧患，维持生计上升到第一位。虽然有此差别，但两个时代商民“春来秋走”的候鸟式生存方式，以及风餐露宿的艰辛，却是一脉相承的，此间建立和积累的对不同区域风土人情的了解、对区域间商品需求的发现与认识，以及由此建立的对商业机会的敏感，无形中成为山西商民在新的历史机遇面前的一笔财富。
清朝统一内外蒙古后，长城不再是蒙汉往来的屏障，没有了蒙古各部落大军骚扰之虞，军屯和中盐已没有如明朝那时的迫切和必要，所以盐商风光不再，外贸商人则在一个安定祥和的环境中乘势而起。
山西外贸商人由东口商、西口商和对俄罗斯贸易商人三大块组成。东口商是在张家口或从张家口出走东北而发家的山西商人，他们的足迹遍及今辽宁朝阳、沈阳（时称奉天）、营口，内蒙古多伦、呼伦贝尔和黑龙江齐齐哈尔。前期代表人物是清初被清政府册封为皇商的范永斗等8人，他们以张家口为大本营，承接了女真族首领从辽东远道而来的物物贸易，这一时期的晋商具有外贸走私性质。后期代表人物是榆次常家和太谷曹家，他们分别在张家口和辽宁朝阳城发家。
西口商中的“西口”指杀虎口，位于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西北部。西口商就是指从杀虎口向西在归化（今呼和浩特、包头乃至青海西宁，甘肃兰州、敦煌以及叶尔羌（疆域包括今新疆吐鲁番、哈密、塔里木盆地）等地经商的山西人，或者从归化到库伦、乌里雅苏台和新疆哈密、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今塔城地区）经商的山西商人。
走西口的除了山西人，还有陕西、河北、北京、宁夏、天津等地的人。不过，山西人最多，陕西次之。2009年热播的电视剧《走西口》就是再现了一代山西人走西口的艰难历程，剧中故事发生在民国初年，但事实上山西人走西口的故事，早在明朝中期就已经开始。西口商人在路线上并没有太多开拓，到达兰州后，再往西所走的路线敦煌—叶尔羌—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就是汉朝与罗马帝国通商时形成的古丝绸之路。
“走西口”、“闯关东”与“下南洋”，并称近代中国的三大移民浪潮。当时无数山西人为了生计离乡背井，用一代代人不懈的足迹，开辟了一条沟通中原腹地与西北边疆及蒙古草原的经济和文化通道。
走西口是一部血泪史，也是一部民族贸易的开拓史。西口商群体，前期以在乌里雅苏台创办商号大盛魁的太谷人王相卿，祁县人史大学、张杰最为著名，后期以在包头创业的祁县乔家和渠家为代表。在阿拉善旗（先后归宁夏、甘肃、内蒙古管辖）的商号则以平遥董家的祥泰隆最为出名。
时至今日，以山西商人字号命名的城市街巷，犹存在的有张家口的日升昌巷、包头的复盛西巷、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和宁武巷，乌鲁木齐的山西巷子、蒙古共和国科布多的大盛魁街等。在东北、内蒙古、西北还流传着“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的说法。
张家口的一些宅院还保留着当年的印记：四合院、高房子、单出水、无后窗，不仅防盗，而且私密，取“肥水不流外人田”之意。院中的排水口为铜钱造型，意为“水流钱留”，这些都是山西人留下的印记。
现在蒙古国人去世，下葬的时候总是在头下枕一块茶砖，这正是一种寄托和文化影响。蒙古的商品主要是用茶叶来标价的，1870年，在靠近今乌兰巴托市中心土拉饭店的库伦老市场，一头羊的前半身值两个半到四个黄茶。
在多伦，人们特别爱听山西梆子，《十五贯》、《算粮登殿》等都是多伦人爱听的曲目。当时归化城共有十六大商帮，其中十三帮为晋商，此外还有蔚县帮（原属山西大同，后属直隶宣化）、北京帮和回民帮。在山西十三帮中晋中地区占据九帮。早年，内蒙古地区盛行山西的北路梆子，到清朝晚期，晋中一带的中路梆子，即晋剧，占据上风。中路梆子源于蒲州梆子，最早主要活动在太原周围，清道光、咸丰年间盛行。
多数山西外贸巨商崛起的轨迹，基本上都是先从外出谋生、经商致富而起，之后回乡建宅，设置总号，然后走向全国，遍设网点。清初，晋中商人以张家口和包头为经商大本营。乾隆以后，张家口的地位未变，包头的位置则被呼和浩特所取代。晋商一般将总号设在张家口或呼和浩特，然后将分号向北设到库伦，向东北设到多伦，向西设到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
从18世纪晚期开始，晋商的大本营从张家口、呼和浩特等地回撤到以山西平遥、太谷、介休等为中心的老家，于是形成了今天大家看到的以平遥及乔家大院为代表的极具山西特色的古城、古村和院落。
当南北商道向南延伸、贯通后，山西商人的活动区域便不再拘束于张家口、北京、天津、陕西以及甘肃老西庙、新疆古城塔等北方区域，昆明金殿的铜鼎、扬州的亢园、亳州的花戏楼等，都为山西商人所建，著名的贵州茅台酒也是1704年山西盐商雇用杏花村汾酒厂工人和当地酿酒工人共同创造的。从分布在各省的山西会馆来看，山西商人的足迹已经踏遍大半个中国。《晋商史料与研究》一书指出，历史上，只要有山西商人的地方几乎就有山西会馆，全国共有200多处。
中国古代的商道大多数是东西走向，从隋唐到两宋，都城从洛阳、开封到杭州的变化，以及用大运河连接起的洛阳—杭州的水路交通，都显示了这种东西走向的贸易特点。从局部来说，山陕盐商从山西河东盐池到河北长芦、两淮贩盐的拓展以及从外商到内商的身份转变，也体现了这种趋势。元、明、清三朝定都北京，京杭大运河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南北贸易的通道问题。
到中俄将恰克图开辟为陆路贸易口岸时，另一条莫斯格—张家口—苏杭的南北贸易大通道形成了。这一通道的一头连着俄罗斯的毛皮，另一头连着苏杭的绸缎、棉布。当茶叶贸易取代丝布而跃升为中俄贸易的主要商品时，福建武夷山，两湖蒲圻、临湘，江西河口等地，取代苏杭而成为贸易的主要源头，山西商人的势力延伸到了南方各地。
当晋商在恰克图对俄贸易如火如荼时，广州海上一口通商的地位也引诱着福建商人、徽州商人纷纷南下，从而形成了一个以广州为中心的经济辐射区域。这是两个逆向的辐射，分水岭在武汉、苏杭一线。尽管广州—恰克图的贸易通道形式上已衔接成为一条直线，但遗憾的是，恰克图和广州的贸易量能辐射的范围，外半径都只在福建、江西和两湖的茶场，而从恰克图到广州的毛皮贸易成本远高于从海路而来的同样货物。
换句话说，这一通道由两条半截的通道拼接而成，人、财、物无法自然贯通，或者说两者的辐射力到达武汉或苏杭后都稍显式微。而把华北平原和长江流域连接起来的运河又运力不足。直到民国之后，北京—武汉铁路和武汉—广州铁路的先后开通，才真正让这条大动脉南北贯通。
山陕商人：“术”字形的会馆见证
最早的会馆是接待科举试子的“试馆”，为招待同乡应试举子和来京官员、士绅所设置。之后，会馆成为联谊乡情、沟通商务、唱戏娱乐、结交绅官的场所。山西商人到了一个地方以后，不许纳妾，不许携带家眷，因此当他们在一个地方形成气候以后，都会在当地建立会馆，作为听戏、聊天、联络感情的场所。
另外，商人离开父母而在千里之外营生，深感“身与家相睽，时与命相关”，在消除灾患的朴素愿望上，“唯仰赖神明之福佑”，所以，晋商会馆中崇奉的关公，实质上是晋商共同的精神寄托。
清人抗世骏说：“会馆之设，肇于京师。”前期的会馆多由行业商人或者县域商人所建。《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的作者李华曾对明朝时期在北京所建的会馆进行过统计，有资可查的会馆共有41所。其中，山西会馆5所，占总数的12%，它们建于万历（1573~1619）以后，分别是山西铜、铁、锡、炭诸商创建的潞安会馆，山西颜料、桐油商人创建的平遥会馆，临汾众商创建的临汾东馆，仕商共建的临汾西馆，临、襄二邑汾河以东南人创建的山右会馆。
在北京所存的55个商业行会中，山西会馆占据15个。李华的调查显示，建于明朝的有5个，年代不详的有2个，其余8个全部为清朝雍正、乾隆、嘉庆时期所建，占27%。光绪（1875~1908）时，尽管有些山西会馆或倒闭或为公所所取代，但尚存45所，占当时会馆总数387所的11%。其中，省馆9所，在各省数量中位居第一，占总数61所的14%强，这说明在京晋商的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县馆24所，占总数174所的13%，也是数量较多的一个，这表明崇商、经商不是个别县府的地方特色，而是已在全省范围内形成氛围；行馆6所，占总数23所的26%，也是数量最多的一个。此外，还有府馆6所。
素为京城人称道的六必居酱菜园、万全堂药店、洪吉纸号、都一处饭馆等，都是留传至今数百年的老店。六必居是临汾赵氏于明嘉靖年间（1522~1566）开设的，万全堂则设于永乐年间（1430~1424），比同仁堂药店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