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北京之外，山西商人还在新疆巴里坤、乌鲁木齐，宁夏银川（亦称太汾会馆），甘肃酒泉、张掖（时称甘州）、永登（兰州通往青海、河西走廊及新疆的交通要道），陕西西安，内蒙古多伦，天津，辽宁辽阳、铁岭、海城、朝阳、沈阳，吉林省吉林，黑龙江宁安、五常县拉林镇，河北保定、永清、大城、吴桥、张家口、故城、任丘、蠡县大百尺镇、迁西县三屯营，河南安阳水冶镇、开封朱仙镇、洛阳（潞泽会馆），许昌禹州，山东泗水、曲阜、东平、菏泽、馆陶、恩县、东阿、济南，安徽泗县、六合、芜湖、涡阳，江苏徐州、苏州、南京、镇江、盛泽（大馆圩和西肠圩两处），浙江杭州，上海（一个山西会馆，一个汇业公所），四川自贡，重庆等地建有山西会馆。
可以看出，晋商较为强势的区域在辽宁、河北、山东、河南，安徽与江苏等区域势力略次之。在商品经济发展较快的苏杭地区，康熙皇帝巡视后甚至感叹说：“今朕行历吴越州郡，查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盖寡。”
不仅如此，山西商人还在湖南湘潭联合陕豫鲁冀四省商人共同建造了北五省会馆（1665年），但在合建会馆中，山西商人与陕西商人合作最多。在明朝盐商中，陕西商人也是一支劲旅。它几乎与山西商人一道受益于边区的经济和屯田政策。与晋商一样，陕西商人的经营领域并不局限于盐，其经营区域以泾阳、三原为中心，重点辐射西北及川、黔等西南地区，又被称为秦商或关陕商人。
黄河由北而南，将陕西和山西隔开。陕西的渭水由西向东在潼关汇入黄河，山西的汾河由北向南在河津汇入黄河。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两地即有“秦晋之好”的故事流传。到明朝，从山西的永宁、太平、蒲州渡河可以分别到达陕西的米脂、三原、同州，通过咸阳的水陆码头经渭水也可直达山西。山西的炭、铁、枣、酒等被晋商“车推舟载，日贩于秦”，而山西的平阳、蒲州、解州、汾州等地，因人稠地狭，粮食“向赖陕省商贩”。
范金明在《明代地域商帮兴起的社会背景》一文中指出，山西、陕西商人或就近买粮上纳，或就地屯种粮食上纳，有地近和地利之便，因此早期无论是边地还是淮、浙地区的盐商，均以山陕商人特别是陕西商人实力最为雄厚。弘治五年（1492年）户部尚书叶淇变法后，“山、陕富民多为中盐徙居淮、浙，边塞空虚”。两省商人逐渐以两淮为中心，以扬州为基地，扩大经营范围，向全国市场扩展，与徽商共分霸业，成为南北对峙的两大盐商集团。
被普遍认同的观点是，陕商在两淮盐业贸易中比晋商更有优势。这不是因为陕商掌握的资源更多，而是因为他们的商业兴趣范围较之晋商更为有限，所以，明朝后期，支配北方盐业贸易的是陕商，而徽商则支配着南方的商业。用明朝谢肇淛的话说，陕商“财富胜于徽商”。
明朝著名科学家、《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1587~1661）也曾说过：“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陕商被排在三帮之首，应不是无中生有之事。在明清众多陕西巨商中，渭南孝义镇的赵家可算是首屈一指。清末著名小说《官场现形记》开头就是从孝义镇赵家的一个子孙中状元写起，以赵家为代表的陕商当时在全国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赵家在明朝初期利用食盐开中政策，力农致富，家资数百万，到了清朝则主要靠经商发财，一门九府，皆是富户。赵家主要经营盐业、布店、典当、茶庄、粮店等，在西安、咸阳等地店铺很多。当时渭南流传着一句谚语说：“赤水的蚊子，孝义的银子。”
陕商最盛之时是在清朝以后，在西北大学教授李刚看来，那时陕商向四川腹地进军，在清初百余年间几乎掌握了四川的金融命脉，并进而垄断了四川井盐生产资本总量的八成以上，随后又把经营势力扩张到云贵各处。在北部汉蒙边地上，陕西商人通过“布马交易”把贸易触角深入到伊克昭蒙各旗，并逐渐成为“旗地经济的实际掌握者”。依靠这一优势地位，他们又一手培植了以皮货贸易为特色的明清陕北经济。
陕西商人的传统强势区域在西北和西南。他们在新疆建有陕西会馆，在甘肃康县与甘肃商人共建了陕甘会馆。四川堪称陕商的大后方。以盐与茶搭台，陕商建有成都历史上最早的会馆（1663年建立，后为大火所烧）。康熙年间，外省商贾尚无力修建会馆，陕西会馆一度是成都城区唯一的会馆。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年间以后，外省会馆才如雨后春笋般冒出，譬如1756年修建的山西会馆和江西会馆，1768年的贵州馆街和湖广会馆。除此之外，陕西人还在四川安县、叙永、双流、绵竹、什邡、雅安、阆中、自贡等地建立了会馆。
1376年明政府在陕西设置布政司，管辖陕、甘、宁、内蒙古河套及青海西宁等地，到了1666年，清政府又将甘肃、西宁、宁夏从陕西省分出，由甘肃管理。此时的甘肃及同样与山陕两省毗邻的河南，成为山陕商人联手开拓的重点市场。湖北则是两省商人共同扩大市场影响的另一区域。
作为两省商人传统友谊的象征，山陕商人在不同的区域建造了很多山陕会馆。从地图上来看，两省商人联建的会馆，总体呈现一个“术”字形。
一横即是从西向东所涉及的区域，依次是：青海西宁，甘肃临夏、古浪县土门镇和大靖镇、兰州山字石、皋兰、榆中、景泰、定西、甘谷、天水，陕西监军镇，河南洛阳、开封，山东聊城。
由南向北沿线是一竖，分别是：山西临汾浮山，河南新乡辉县、许昌八里桥、平顶山郏县、周口（1681年沙河南岸会馆，1693年沙河北岸会馆）、漯河舞阳北舞渡、南阳社旗、唐河、驻马店泌阳和正阳，湖北随州、孝感安陆、汉口（汉口山陕会馆是规模最大的会馆）、荆门钟祥、宜昌当阳、沙市（今荆州）及荆州公安、江陵、石首，广东广州、佛山。
向左那一撇沿线是：河南洛阳伊川、洛宁县老城街，南阳淅川县紫荆关镇、邓州，湖北十堰市陨西、襄樊老河口光化，四川宜阳、灌县（今都江堰市，后与湖广等组成七省会馆）、温江、康定、西昌、会理，云南省晋宁县。向右那一捺是：安徽亳州、芜湖，江苏扬州，福建福州。那一点则是河北张家口阳原县。
群商闪烁：百年商业家族
晚清以来，除了荣氏兄弟和一些老字号以外，中国家族企业传承至今的屈指可数，但在山西外贸商人群体里，整个家族从商超过百年者，比比皆是。
中国票号鼻祖“日升昌”的创办者平遥李氏家族，从颜料转行票号算起，家业承沿超过110年。介休常氏家族事业，从乾隆（1736~1795）时期从事贸易发家算起，到清末民初已有200多年。电视剧《乔家大院》的原型乔氏家族，从乾隆初年（1376年）出外谋生，到1952年才结束全部产业；旅蒙第一大商号大盛魁从1700年开始，一直做到1929年；1736年，山西汾阳商人王庭荣在张家口设立了祥发永账局，一直存续到民国初期，三者都传承了200多年。
清朝百年商业家族的群现，绝非偶然。为什么山西外贸商人百年商业家族如此之多？一句话，这得益于北部边疆的安宁以及恰克图的对外开放政策。
至清光绪年间，清政府在三座塔设置了朝阳县。此时曹家生意经营范围由豆腐、养猪、酿酒、杂货发展到了典当、日用百货等。极盛时，曹家的商号遍及东北、华北、西北及华中各大城市，并远到蒙古和俄国的西伯利亚、莫斯科，资本总额达到白银1000万两，传世24代，历经300余年。
太谷人王相卿和祁县人史大学、张杰，这三位走西口的山西人，创造了中国贸易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迹——他们所成立的大盛魁商号成为清朝山西人开办的对蒙贸易的最大商号，极盛时有员工六七千人，商队骆驼近2万头。到清嘉庆初年（1796年），大盛魁已发展成为称雄塞外蒙古市场的垄断性大商号。清同治到光绪初年，大盛魁到达极盛，积累了2000万两银子，每年贸易金额达900万~1000万两银子。1690~1696年，清军三次征讨葛尔丹，他们是跟随三路大军中的西路军西行北上的。
由于要深入漠北不毛之地作战，粮食等军需供应是一大问题，清政府就准允商人随军贸易。王相卿等三人就是随军贸易中的三个肩挑小贩。王相卿善于统筹管理，史大学精于算计，张杰则是马贼出身，敢说敢做，三人搭档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团队。清兵击溃葛尔丹后，主力部队移驻大青山，三人便在杀虎口开了个商号“吉盛堂”。
王相卿和另两个年轻人一起，用扁担挑着货物到各个军队的帐篷里出售。一开始，商品包括烟草、食品和茶叶，但是生意并不是很景气，与乔贵发（乔氏家族创始人）早先一样，两个年轻人就回到了家乡，只有王相卿在坚守。王相卿从蒙古人那里购买牲口和肉，在熟悉游牧民族的社交习惯的同时，也逐渐学会了蒙古语，这成为日后他在大草原上做成生意的先决条件。
战争结束后，原来充做汉蒙交易市场的马市因为江山的一统和安定而没有了存在的必要。费扬古的部队驻扎在漠西蒙古的乌里雅苏台，这个地方成为蒙古的满洲军队的前营，后营则在科布多。之后，有关王相卿跟着清军来到乌里雅苏台发迹的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
据说一个蒙古王公的女儿生了重病，濒临死亡。王相卿给她服用了一帖珍贵中药“龟灵集”，这是一种源自山西的珍稀秘方，救了这位小姐一命。为了报答救命之恩，这位蒙古王公把他的女儿嫁给了王相卿的第三个儿子，王相卿的商业贸易网络随之便无限量地发展起来，尽管康熙（1662~1722）后期，清政府对旅蒙商人制定了严格的贸易禁令，譬如，旅蒙商人赴蒙贸易必须向主管蒙古事务的理藩院或归化城将军、察哈尔都统、多伦同知衙门批准，领取部票（亦称龙票），才可去指定的蒙旗进行贸易。部票上要写上商人的姓名，经营商品的名称、数量，经商地点，起讫时间等，但有着随军贸易和蒙古王公贵族背景的王相卿，还是拿到了在蒙古各处通关的执照，同时包揽了蒙古的皮货贸易。
最盛时，大盛魁在浙闽山地购买了数百亩茶场，包办了茶叶的全部收售加工；又购置桑园千顷，并设立了收购丝绸的机构，在紧缺时，将南方的货物尽力收购并垄断在手，然后通过水陆两路运至北京。张家口的大盛魁成为南货最大的集中地，然后从俄蒙商人那里换回毛皮、牛羊、鹿茸、蘑菇、羚羊角、水晶石、麝香、药材、黄金、白银等。
从创业之初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关门歇业，大盛魁绵延近300年，经商足迹遍及中国各省及俄罗斯和中亚诸国，雄踞塞外而傲视天下。
20世纪60年代初期，时任内蒙古自治区主席的乌兰夫亲自出面，组织内蒙古政协开始组织编写大盛魁史料。因为在新中国成立前，大盛魁还曾经是秘密的中国国际地下交通点。
不仅晋商中存在百年商业家族，徽州盐商江氏家族，三代传承担任总商，也持续了114年。广州十三行潘家，两代传承也超过百年，但它是十三行中唯一一家超过百年的商业家族。当然，最为显眼的百家商业传承家族就是山西外贸商人。
为什么其他区域商人没有像晋商这样出现这种现象？原因有三：一是两准盐业政策的腐败及持续时间不及恰克图的开放时间长，让当时的徽州盐商难以与山西外贸商人相提并论；二是海路对外开放时间的略微偏后及其被鸦片战争过早所打乱，又让中国海上外贸家族命运多舛；三是山西商人开创了票号时代，顺理成章地完成了从外贸商人到票号商人的过渡，顺应历史发展，从而延续了商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