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727年开始，恰克图贸易带给了张家口150多年的超然与荣光。从1757年一口通商地位的确立到鸦片战争，广州也傲然自我了80多年。时光流转到了1843年，以上海开埠为标志，中国商界最伟大的时代开始属于上海——这是一个至今仍能让我们感受到澎湃和力量的转折。
1566年，尼德兰爆发了反抗西班牙的斗争。作为欧洲主要金融中心的安特卫普屡遭西班牙人劫掠，数千名手工业者、商人和银行家逃往北方，尤其是阿姆斯特丹。仅在1585~1622年间，阿姆斯特丹的人口数量便从3万增加到10.5万，这一变化促进了阿姆斯特丹的崛起。
260多年后，同样的一幕出现在上海。租界的建立，让太平天国起义在无意间推动了闽、江、浙等地的人、财、物向上海的大转移，于是随洋商北上的粤商与闽、江、浙等地的商人，在上海这个大舞台上展开了一场竞技，你方唱罢我登场。
当苏州、杭州无可挽回地在太平天国战争后衰落之时，地处长江入海口的滨海县城——上海因缘会时地快速崛起了。这个隋唐时隶属于苏州府华亭县的小渔村，到1192年才有了取自今天十六铺一带的“上海浦”小河的“上海”这个正式地名。当时的上海是一个农民、渔民、盐民交错相居的村落。在整整100年后，上海才置县，隶属于江浙行省的松江府。
上海的崛起绝非一朝一夕，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1727年后，南洋贸易以厦门为正口，西洋贸易以广州为唯一口岸，中日贸易从宁波入口，上海的地位并不高于厦门、广州和宁波。
到雍正七年（1729年），清政府完全解除海禁，设立海关，鼓励海上贸易。一度“海禁严切，四民失调”的上海，凭借襟江滨海的地理位置，时来运转，港口贸易迅速升温，经济地位日益突出。
上海政治地位的提升
分巡苏松太兵备道官衙的迁移，是这一趋势演化过程中发生的一个细节。分巡苏松太兵备道是监督和统驭苏州、松江、太仓两府一州地方行政事务及军事力量的高级长官，官居四品，职掌一道之军民政务，其地位高于府衙，比当今的厅局级还要胜出一头。
分巡苏松太兵备道的官衙过去一向都设在苏州或太仓，雍正八年（1730年）以后，苏松太兵备道官衙整体搬迁，办公地点从苏州移驻上海。之后，分巡苏松太兵备道又别称为“上海道”、“苏松太道”、“沪道”、“江海关道”等。
弗里德利奇·毕谷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1756年，他就向英国政府建议，要将进取的目光瞄向上海。他的理由是，上海这块处女地一经开发，日后可以成为对华北通商的枢纽。
在封闭的封建帝国版图上，上海不过是个沿海的“边远”地区，并不被格外重视，甚至是“海禁”的防范重点，但把全球看成一盘棋的西方人，却对这个地方惊叹不已。
在他看来，这是一个较之广州内陆腹地更为广阔的地方。其地处长江入海口，可通过长江水系和南北航线将全国纳入其贸易视野，上海如此优越的条件，自然成为外商的投资首选之地。
虽然早在条约签订前，上海就被英国政府全权公使兼对华商务代表、首任港督璞鼎查视为贸易前景不可限量的地区，但清政府却从来没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当广州作为中国最大口岸时，上海还远未受重视。
1832年，东印度公司职员林赛、传教士郭士腊来到上海，发现7天内竟有400艘100~400吨的商船经吴淞口进入上海港。商船多数来自天津及东北各地，来自福建、广州、台湾地区、东印度群岛、越南、泰国的船每天也有三四十艘。码头上货物上下卸装，昼夜不绝。他们回去后即大力宣扬，上海是仅次于广州的最佳通商口岸。
1840年6月28日，21岁的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咆哮着下令向中国开战，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的1842年，上海城区人口数量才23万，是全国第十二大城市。鸦片战争前夕，上海港每年的吞吐量，据《上海港史（古、近代部分）》记载，接近200万吨。当时，往来于上海至长江各口岸之间的船只约有5300~5400艘，年货运量约45万吨，约占上海港吞吐量的22.5%。
1843年11月4日，作为《南京条约》约定的五口通商口岸之一，上海正式开埠。开埠当年年底，25名英国人在上海租界登记。这是一个耻辱的时刻，也是上海沐浴国际化的开始。
1861年1月，由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通商口岸增多，清政府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分设大臣管理南北方口岸。其中，五口通商大臣就成为办理东南沿海及长江沿岸各口通商交涉事务的钦差大臣。五口通商大臣初设于1842年10月，它原由两广总督兼任，又称南洋通商大臣或南洋大臣。虽然五口通商大臣列于总理衙门之下，实际两者并无直接隶属关系，只是所办事项要按例由总理衙门承转。
从此，五口通商大臣的驻所也由广州移设上海，由驻守在南京的两江总督兼任。当年，广州十三行商是外国同中国高级官员交往的唯一沟通渠道。此时，五口通商大臣筹办一切通商交涉事宜，由两江总督例行兼任，这是继十三行商之后清政府试图阻止西方公使入京的产物。两次鸦片战争都发生在广东，鸦片战争中广州人与英国入侵者结下的仇视情结又不能一时解开。在广州外交陷入困境的情况下，来自大洋彼岸的西方人日益把上海视为他们与清政府交涉的重要之地。
第三次商人大迁徙
五口通商大臣驻所的迁移，是由上海代替广州、苏杭而执清朝经济牛耳地位决定的，也是中国在20世纪以前最大规模的一次商人大迁徙的结果。
中国商人的大迁徙在中国商帮史上发生过多次，第一次大规模迁徙发生在盐业政策由明初的开中制转变为1492年的叶淇变法之时，徽商、山陕商人举家迁往两淮盐区的扬州，成就了扬州曾经的奢华。
第二次大规模迁徙发生在18世纪中期。在北方，以1727年中俄《尼布楚条约》为标志，恰克图成为以晋商为主体的商人趋之若鹜之地；在南方，1757年广州取得事实上的一口通商海上贸易地位，福建、徽州商人大批南迁到广州，十三行商人成为与晋商、徽商并驾齐驱的三大商帮之一。
第三次大规模迁徙则发生在1843年11月上海开埠时，广东香山买办、福建商人、浙江宁波及湖州商人群涌北上，江苏商人南下，徽州商人东进，诸多商人齐汇长江入海口的上海，演绎了中国商帮史上最为壮观的一幕，更为多元化的商人群体成就了上海的崛起及其在中国经济的中心地位。
1842年前，与广州十三行进行贸易的洋行虽然数量较多，但仍然控制在居垄断地位的大洋行手里，如怡和、宝顺、旗昌洋行。
伴随着五口通商，广州十三行也终结了清政府委派的外贸垄断权。梁小民在《夹缝中的粤商》一文中用一项不完全统计说，当时的34家行商中有20家破产，由于受鸦片战争的牵连，被抄家发往边疆充军者有10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