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人可称得上“帮”，是在明朝。中国商帮萌芽于明朝，这足以让明朝与众不同。
元朝由流淌着杀伐之气和霸气的成吉思汗开端，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大一统国家的朝代，但也是这个王朝，却被中国历史上出身最为卑微的皇帝朱元璋所灭。这种历程，使得明朝从一开朝就显现出不同寻常的特质。
与汉朝的刘邦一样，朱元璋出身草根，灾荒与瘟疫曾夺去他三位亲人。在走投无路之下，他进入皇觉寺（今洛阳境内）当了小行童（和尚）。因为天灾，寺庙也得不到施舍，16岁的朱元璋被迫外出云游4年。在最难熬之时，他曾仰天长叹：“众各为计，云水飘扬。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
可以说，朱元璋是成功的李自成、洪秀全。我们对中国商帮史的记录，正是从朱元璋当上皇帝的第三个年头，也就是1370年正式开始。是年，朱元璋实行了名为“开中制”的盐业政策。
因为最早受益于开中制及屯田制，山西盐商率先进入我们的视野。在了解山西盐商如何受益于这两项政策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搞清楚一件事情：朱元璋为什么要实行这两项政策。我们的开篇就从一个与山西有关的古老趋势讲起。
朱元璋为什么没灭20万蒙古铁骑？
1386年，一只机械钟被挂进了高123米的英国索尔兹伯里大教堂。这是一只历史地位显赫的钟表，它不仅是全英国最高的钟表，也是迄今为止仍可以保持工作状态的最古老的机械钟。
同年的欧洲大陆和中国正处于战争之中。上任4年的法国国王查理五世发动了反击英国、收复失地的战争。这段历史成为两个冤家对头断断续续持续了116年的百年战争（1337~1453）的组成部分。
在同一时期，中国迎来了它的新皇帝朱元璋。尽管元朝已经灭亡，但山西、陕西、甘肃、辽东等地仍掌握在蒙古贵族手中，他们企图重新入主中原。就这样，明朝与元朝残余势力一直对垒，直到一年后明朝开国名将徐达大破扩廓帖木儿部落。
扩廓帖木儿部落是蒙古四大剩余势力之一，大本营设在太原，经此一役，折兵4万，再没有重整旗鼓的精力，最后同行十八骑，逃往甘肃，狼狈至极。1370年，甘肃与陕西被明朝收入囊中。
尽管扩廓帖木儿部落被朱元璋打得溃不成军，但明朝仍面对着北边20万蒙古铁骑的威胁。为了防御，100万人的大军被朱元璋调往北边，这几乎是明初全部军队的总和。
朱元璋为什么没有将这20万蒙古铁骑消灭？他不是不想，是力有不逮，但又不仅仅如此。最初明朝对蒙古军队采取了强势打击之势，但1372年的一场明蒙大战，明军大败，从此拉开了明朝以整修长城为屏障的内敛守势的序幕。
朱元璋怕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告诫后世，永不征伐朝鲜国、日本国、大琉球国（今位于日本与中国台湾地区之间）、安南国（越南）、暹罗国（泰国）、爪哇国（今位于爪哇岛一带）等15个国家，并特别嘱咐“切记不可”。
朱元璋的理由是，四方诸夷“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但他也警示后世说，“必选将练兵，时警备之”。1371年，朱元璋曾表明心迹：日本、朝鲜和安南只是蚊虫而已，北方夷狄才是最危险的心腹之患。显然，当时要警备的是来自北方的心患。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耿昇也认为，明朝时的中国在东亚没有竞争对手，其周围的许多小国都需要向其学习并纳贡。当时俄国还是一个政治侏儒，萨法威王朝的波斯与莫卧儿王朝的印度也尚在襁褓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胁迫中国，只有北部的蒙古人和瓦剌人对明王朝形成了一种真正的威胁。
朱棣（1402~1424）是明朝历史上一位血性的皇帝，为“防止出现有雄才大略的蒙古领袖重新控制整个蒙古民族”，他将父亲朱元璋的训诫置于脑后，在1410~1424年先后三次发起对蒙古的战争。虽然征讨取得了胜利，但远没有达到扫除边患的程度。
同样的一幕，在200多年前北宋开国之初对辽的对策中，就曾出现过一次。公元979年、986年，北宋两度对辽用兵，企图把契丹势力驱逐出长城，但全都失败。1004年，两军再次交兵，北宋在胜利的情况下，仍俯首与契丹签订了“澶渊之盟”。1044年，这种情况再次出现，以至于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写道：“它（北宋）的军旗从未在北方草原地带展开过，更用不着说向东北或西北角延伸到中亚的腹地去。”他的结论是，两宋319年的纪录，无非是军事的挫败和退却的记录，所有的例外则是以“岁币”为名向北方少数民族购得的和平。
中国北部边境的安防问题，堪称一个古老的命题。从春秋战国到明朝，这一命题如影随形。从春秋时各国在形势险要之地筑城防御，到秦始皇为北御匈奴筑起了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长城。汉武帝时重新修缮秦时边塞，其后，北魏为防御柔然，北齐、北周为防御突厥，隋代为防御突厥、契丹，都各自修筑过长城。
长城千年的修筑史，并没有成功破解北部安防命题，这让长城多少有些归于宿命的悲壮。《剑桥中国史》至少在辽西夏金元史和明史中两次提到这一命题。《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认为：长城从来就不存在一条连续不断的防御线或经过划定的边界。倒是有一串设防的边疆州和县，战略要地筑有少量要塞，一些屯田、军马场、烽火台和警戒哨所散布在各处。这是一个纵深防御体系，其中坚力量由灵州、太原、大同和北京等地强大的藩镇军队所组成。
该书还观察到这样一种现象：自从拓跋魏（北魏拓跋民族）兴起以来，一个接一个的中央集权政权都是以北部边疆的失控地区为根据地，由那些边疆军事大员们所创建的，并下结论说，这是一个古老趋势的延续。
长城连绵的群山成为一道天然的屏障，而长城北面，地域一马平川或微有波澜，虽有大量的山峦耸立其间，但并不具有连贯性。一旦南侵的铁骑出现，明朝的北疆就犹如洞开的门户，大有无从抵御之患，所以，明王朝只管理着万里长城沿线和辽东柳条边以南的北疆区域。
尽管东北地区的努尔干都司、归化、河套相继归属明朝，但这里是一望无际的草原或沙漠，实际上并不为明朝所有效管理。用《剑桥中国明代史》的说法，当时的边境实则只有一系列自朱棣时代起已经熄灭的烽火台为标志，仅有中国骑兵巡逻其间。
以这些烽火台为依托，明朝在北疆相继建起了9个关口。当时山西行省囊括的范围远较现在广阔，包括今天的河北张家口、承德以及内蒙古多伦、正蓝旗、赤峰、奈曼旗等地方，所以位于当时山西行省的关口就是5个，分别是大同镇、宣府镇（驻地在今河北宣化）、延绥镇（驻地在今陕西榆林）和山西镇（也称太原镇）。
山西行省在九边中的地位，从中可见一斑。明朝叛将赵全曾对蒙古首领俺答说：官兵主要保卫宣府、大同，蓟州一带防御甚固，兵多将广，山西一带则兵弱，亭障稀疏，备御薄弱。大同的自然防御设施远不如宣府的设施可靠。尽管此处骑兵较强，但难改其一直是山西边境的一个危险地段，军队后勤维护费用偏高。
明初与宋初一样，都作了一个囚徒式的选择，那就是聚于防守。尽管朱棣不甘认命，但最后落下的仍是一个认命的结果。朱棣在位时，九边重镇集结了86.3135万士兵，配备34.2万多马匹（部分边镇内含驴、骡、驼、牛等）。朱棣称帝迁都北京后，中国撤去长城一线以北的守军，并把防御体系集中在北京周围。北京北部的防御体系以山西北部的两大卫戍城市宣府和大同为基础，以大同、宣府二镇规模最大，驻军最多，耗费军饷最巨。宣府是主要的卫戍中心，其配备的士兵、骑兵数量和手操纵火箭、重臼炮、轻型的手雷和信号炮等，基本上是一个挡住从西北向北京进逼的固定要塞。
《剑桥中国明代史》甚至认为，保卫北京唯一坚固的城墙，就是北京城本身的砖面墙，而非边关的所谓屏障。远比想象中要弱的边关，最极端的事件发生在1449年，蒙古瓦剌部落大肆扑来，23岁的明英宗朱祁镇亲自出征，结果被蒙古人生擒，酿成“土木堡之变”。
亲信的建议：一石三鸟
明朝开国之初，百废待兴，百业待举，明朝亟须经济的恢复来巩固和捍卫疆土。
当时，蒙汉交兵，北部人烟稀少，如何为军人和战马提供足够的粮草，是一个棘手而现实的问题。山西行省在九边中的分量及其拱卫北京的重要意义，使国家政策从一开始就对山西有所倾斜。
历史上并不缺少像朱元璋这样性格多疑的皇帝，他要求君臣绝对忠诚，不容许有丝毫欺瞒。明朝建立前，朱元璋就曾派人“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并要求“无不奏闻”。
太原人杨宪就充当过这种角色。在朱元璋攻克南京时，他投奔朱元璋做了幕府。因为办事干练，杨宪成为朱元璋的亲信，之后被委派到老家当行省参政。1370年6月，杨宪向朱元璋提出了在大同实行“开中制”的建议。
当时大同的粮储供应需要从今天的山东陵县运到山西马邑，路远费繁。杨宪认为，与其这样，还不如调动商人转运，在大同仓缴纳一石米（大约今天的107.4斤），或在太原仓缴纳一石三斗米，政府给以凭证，让商人到相应盐场领取一引盐（200斤），并允许这些盐被贩卖到指定区域。在这一过程中，盐价折抵米价，转运费代纳盐引税（盐税）。
这是一个整合资源、优化配置、让国家和商人各得其所的建议，杨宪的这一建议默认了这样的逻辑：如果边储粮草的转运由政府操作，需要置备车马乃至打造官船从南往北调粮，需要建立兵站、雇募人力，而这一切，对于刚刚开始运转的明政府来说，显然并不现实。若粮储交由普通百姓运输办理，一则运费高，民运粮一石，运输费用甚至达到所运粮食价值的六七倍；二则运输周期长，民运粮任务过重，将直接影响到农民耕种和休养生息。
在征民运、官办与商运之间，社会底层出身的朱元璋思忖得最为透彻。建朝当年，他就迫不及待地下旨：允许百姓垦荒田为己业，并免徭役和赋税三年，并下谕中书省（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大臣：夫善政在于养民，养民在于宽赋。1371年，在任命首任户部尚书（相当于今天的财政部长）时，朱元璋语重心长地说：善理财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财以阜民。
既能解决边区粮饷问题，又不劳民，也不让官府破费，这实在是一石三鸟的建议，朱元璋采纳了杨宪的建议。从历史上看，每一次围绕盐业的新政几乎都与国家税收、军饷供应有关，也形成了山西、陕西、徽州盐商推动各自区域商帮萌芽、兴起的基础性环境。
在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看来，盐引就是盐的专卖权。在古代，盐是国家专控物品，盐就是钱，贩卖盐获利极高，把盐引给粮商，那就等于给了他们生财之道，这意味着国家以盐税作抵押，来换取民间对战争的投资。韩毓海认为，明政府的这种做法，与19世纪欧洲国家以国家税收为抵押，来换取在战争中向私人银行家的借款和投资，具有一定相似性。
盐在国家财政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决定了这种情形的形成。在古代，田赋和税收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盐税在财政收入中占据半壁江山。至少从宋元时期开始，到清朝中期的嘉庆年间（1796~1820），这种状况还一直没有改变。嘉庆时的《两淮盐法志》记载说：“山海天地之藏，其有关于国计民生者，盐课居赋税之半。”
盐业产业链条包括生产、批销、运输、销售，其中，生产是官督民产，批销大权紧握在官府手中。开中制下的商人，等于用往边区转运粮食的辛劳换取了对盐的转运权和销售权。换句话说，开中制通过盐业运输和销售的民营化，实现了政府财政和民间收入的增大，完成了盐的空间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