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中制率先实行于大同，后又在山西、河南、陕西实施，1371年在全国推广。大同的先行，俨然有试点的味道。尽管开中制曾时断时续，大同纳粮中盐却一直未曾停止。在1371~1412年间，宣府5个卫所因没有设立边仓，每年的官军俸粮都靠大同供给。宣府到1413年才设置粮仓，山西商民被官府命令到顺天府纳粮中盐，这也是晋商最早去宣府纳粮的证明。
根据边区的实际需要，后来还延伸出了纳麦、粟、豆、草、铁、茶、棉花、衣物等换取盐引的做法。1436年北边受鞑靼和瓦剌族人扰边，大同、辽东、延绥、甘州等重镇的边防军缺少战马，时属山西的太仆寺（今在内蒙古）以及北平、陕西、甘肃、辽东苑马寺所属的各个官牧场又不景气，明政府还曾推行过纳马中盐制度。
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
在实行开中制的同时，明政府实施了屯田制，希望通过自力更生，实现军粮军饷在边区就近解决。朱元璋曾不无自豪地说，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达到这种效果，与实行屯田制和迁徙老百姓实边息息相关。
1388年，明政府规定，50%的卫所都卫和王府护卫的军士都要屯田，后来这一比例增加到70%，这就是屯田制中的军屯。军屯的重点是九边，这里从事屯种的官兵人数最多，垦殖范围也最广。其中，山西大同镇有4万多军士，垦种200多万亩土地；西宁卫1万多名军士，垦种27万亩土地；辽东镇4.5名军人，屯田253万亩，这与我们今天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几分相似。
因对山西边塞屯务的重视，1395年明政府又命令山西省内26600多名马兵和步兵撤出营地开往塞北，立屯垦耕，自给兵饷，甚至连山西的晋王和代王两藩府也受命实行军事屯田。
无地少地的贫民也被明政府鼓励迁往人稀地广的地方去屯种。最初的政策是，从四丁以上的农家抽一人，免其徭役，调往塞外大同等地，编入军屯卫所垦种。仅太原、平阳两地就被征调了10万多人赴边。除强制手段之外，许多晋中、晋北缺少土地的农民也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越过长城，进入山西行都司的地域垦种。
那时，山西中南部的被迁之人都汇集到洪洞县大槐树下待命。树旁的广济寺里驻着钦命官员，负责给移民登记造册，办理迁移手续，发放勘合（凭照）和盘费。由户部委派的官员将所迁之民编入目的地的里甲，然后由后军都督府派军士护送上路，一直送到接收地，予以安置。史载，张其明、冯冕、袁嘉盛等原来生活在洪洞县的居民，就是在迁出的过程中走上了从商之路。
作为军屯、民屯的重要组成部分，商屯让“耕者趋利，边地尽垦”（杜萼语），也逐渐成为永乐以后九边军饷供应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商屯的来源分为被迁徙的大户和自觉商人两大块儿。其中，不少从外省迁徙而来的商人也融入了晋商的历史洪流之中。
朝廷迁徙大户实边在永乐时达到高潮。实边在古代并不鲜见，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把各国12万户富豪迁徙到咸阳和巴蜀等地。在明朝实边中，山东寿光人冯盛就被迁往山西代州，他的孙子冯天禄出生于1516年，尝“从祖父贸迁秦梁间”，后到“商淮浙间”，成为巨商。
冯天禄生有四子，长子冯忠、三子冯惠继续从事盐业生意，二子冯恩、四子冯愈业儒，发展为儒商家族。冯忠的商业才能曾得到大司马吴公赏识，令他驰骋齐鲁、淮浙盐场十余年。另外，平阳首富亢氏，以及后来成为国民党要员的孔祥熙的先辈，都是被迁往山西的山东人。
不失敏感的商人，在开中制实施不久，也加入了这一队伍。为就近纳粮开中，他们自筹资金，长期固定开中地点就地雇人种粮以换盐引，于是许多山西富商大贾出没于辽东、延绥(榆林)等各边镇，一些新的村落在屯边形成。
除大同、宣府外，山西商人也是最早进入山西偏头关（今忻州市偏头县境内）、雁门关（今忻州市代县境内）、倒马关（今河北保定唐县境内）等处进行商屯的商人。曾有史载，在边关“凡戮力于南亩者，皆山右（山西）之佣，秋去春来，如北塞之雁”。这样，雁门关外，屯堡相望，塞上田禾广袤无际，而东北官员向朝廷上奏称：“辽东千里，晋人商屯其间，各为城堡……商人争出财力……边储大裕。”
1429年，纳粮开中扩展到宁夏。因路途遥远，为能吸引客商到来，政府对陕西、山西商人予以政策优惠，他们每引盐仅需纳米麦4斗，而当地人需要5斗5升。
明清以来，官府文书和社会舆论都习惯把山西和陕西商人合称“山陕商人”。从明中后期到清朝，具有地缘好合的山陕商人，迈着共同的节拍，在同一个地域，建起了象征两省商人友谊和协作的会馆：山陕会馆，彰显了两省商人相互取暖、抱团打天下的共识。
以盐作介质的纳粮中盐、移民以及商屯，对山西人的牵引不仅在于生存和销盐的有利可图。在这个过程中，山西人四海为家的情怀被触动乃至激发，让山西人见识更多、视野更广、信息更灵，便于在长途经商中，发现不同区域之间，除了盐利之外的其他种种商业机会。
随着山陕商人的到来，“缎绢、绫绸、纱罗、梭布、花绵、巾帕、履袜、南货及诸铜铁木竹器、纸劄”等，也都贩运到了宁夏，并成为政府纳税商品。山西人范世逵（1498~1557）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他祖上三辈以农商为业，少年时即走四方。对于政府的输粮换引政策，他认为“奇货可居”，就亲赴关陇（函谷关以西、陇山以东一带），至皋兰（今兰州），往来张掖、酒泉、姑臧（今甘肃武威）等地，了解地理交通。此后，他便在这一带专门经营粮草生意，数年内大获其利。河西都御史和边防将校，都愿意与他交往，并对他礼敬有加。
从暴力到货币统治的核心意义
很多专家学者喜欢将开中制和屯田制作为山西商帮崛起的重要原因加以阐述，但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北部边疆的安危及山西在北边的军事地位，让宋、元、明面临着共同的边境状况，并进而让明朝相承了宋元时期诸多的政策，譬如开中制和屯田制。换句话说，开中制实是对北宋“钞盐法”、盐引制及元初的“折中制”智慧的抄袭。
中国商帮诞生于明朝。但山西盐商能够称得上“商帮”，绝非开中制和屯田制所能成全。如果盐政或者屯田制能让商帮萌芽，那早在宋元时期就已经存在这样的环境，但那时并无商帮。
仅就商帮的萌芽、发展来说，盐政或者屯田制充其量是古时用来汲水用的那个轱辘和绳索，尽管不可或缺，但牵引绳索的那股无以触摸、只能感知的无形力量——以交通便利和长途贸易为支撑的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以及丝茶与白银贸易在国内外的流转，才是最终导致商帮兴起的真正原因。
这里有几个相辅相成的事实：第一，中国国内大市场的形成。明朝初年，盐业政策一如既往地推动了国内长途贩运贸易，这与唐宋时期盐、粮一直是长途贸易的主角没有太多的差别。到了明朝中后期，长途贸易的内容变成了以粮食为主、棉布次之。朱大为在《16至18世纪中国远距离贸易和全国性市场的形成》中说：蓝靛、木材、大豆、棉花、丝、铁、烟叶、桐油、皮张等生产资料，成为长途贩运的重要商品，这对于促进买卖双方地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刺激作用。
更为直观的效果由交通的改善而引发。明初，朱元璋命全国府、州、县修桥治路，使京师到各行省都有陆路交通干道。水运也较之前有很大改善，永乐年间浚通了临清至济宁北段的会通河，嘉靖年间又修复了通惠河，从此大运河从杭州至北京全线贯通，成为商人南北贩运商品的首选运道。江南、珠江三角洲、长江中上游、华北和西北五大经贸区在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中形成，它们之间的频繁贸易，意味着中国国内大市场的最终形成。
第二，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民营化最为利朗的时代。明朝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手工业从官营到私营的演变，而且变化得更为彻底。至明朝后期，除了盐业等少数几个行业还在实行以商人为主体的盐引制外，大多数手工业摆脱了官府的控制，成为民间手工业。所以，如果说中国农业的私有化出现于战国时期与汉朝，那么，中国手工业的完全私有化，则迟至明朝。
明朝的私营工商业，无论是冶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纺织、瓷器、印刷等轻工业，都在世界遥遥领先，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郑和下西洋时，官方用让周边国家前来朝贡的方式垄断了对外贸易，但所需的手工业品多来自民间手工业作坊。于是，郑和下西洋一方面刺激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一方面也让跃跃欲试的民间对外贸易形成对官方垄断的挑战。1567~1571年，海陆贸易相继对外开放，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到明末清初，郑芝龙、郑成功海上家族年入几千万两白银，连当时气焰最盛的荷兰人也要对他们退让三分。
与此形成映衬的是，官营工业不断萎缩。官方冶铁业在正德以后迅速衰落，万历时最大的官营矿冶──遵化铁厂濒临破产。虽说民间禁止开采金银矿，但这只是法令规定而已。在景德镇的陶瓷业中，一般民窑的窑身和每窑产量要比官窑大3~4倍。明后期，京郊门头沟的煤窑很多，官窑只有一两座，其余的都是民窑。
就盐来说，当时全国食盐需求量大约为18亿斤，官盐固定行销量只有5亿斤左右，食盐市场的2/3为私盐独占。嘉靖以来，政府一直努力采取增加引目、提高引斤等措施增加官盐销量，以期提高盐税收入，但价昂质次的官盐终究难敌价廉质优的私盐，政府的种种努力归于失败。
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宋元时期没有像明清时期那样深受世界影响。明时的中国占据了世界经济的中心地位，宋元时期商业发展及海外贸易虽然繁盛，而且也有新的突破，但与中晚期的明朝不可同日而语。
明朝国内大市场的形成，民营作坊生产能力的增强，以及新形势下国外对以丝、茶为主导的中国商品的追捧，牵引了整个国内大市场与国外市场的对接，乃至改变了国内货币本位的地位。
更早的秦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外贸商品以奢侈品为主。而此时将中国与世界连在一起的载体是丝绸、布、丝纺织品以及稍后的茶叶和白银。首先将明朝的中国与世界连在一起的国家是偏居在欧洲西南一隅的两个面积不大的国家──葡萄牙和西班牙。
葡萄牙学者马加良斯·戈迪尼奥将晚明时的中国形容为一个“吸泵”，其意指中国商品源源不断地输出，而全球白银源源不断地输入。美国专家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估计：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即明中期至明末）的百年间，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在7000~10000吨左右，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1/3，这是前朝从来没有过的气象。
尽管开中制和屯田制是山西盐商崛起的基础条件，但真正将明朝与宋元两个朝代区隔开来的，是白银在明朝上升为本位货币的历史进程，这也是我们观察明朝商帮兴起的一个核心判断。
作为一种基于苦力和劳顿的普众性政策，开中制并不具有引发区域商人群起的可能。与商屯之下的商人一样，纳粮开中的商人受制于政策实施的时间、官僚的廉洁程度、币值的稳定、粮盐的比价以及农业看天吃饭的脆弱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累积财富的可能性和持续性都值得怀疑。
政策的不稳定随时会打乱财富的积累过程，粮价及币值的不稳定蚕食着财富的效应。在这种情况下，开中制和屯田制并不具备培养大商人的底蕴和土壤。白银本位化的过程，也是明朝纸币持续贬值并被逐出市场而银价仍相对稳定的过程。当中盐与国家本位货币白银发生较为稳定、持续的关系时，政商家族用权势夯筑了财富之基，由特权大商人领衔的区域性商帮才最终得以成形。
那么白银是如何推动商帮的萌芽和发展的呢？如果说，我们先前更多受到了山西盐商借助政策及地利之便而率先成就区域性商帮的诸多干扰，这导致我们没有看到或者说漠视了另一只无形之手的力量，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从徽商的兴起中清晰地看到白银发挥作用的历史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