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商战”一词第一次出现在曾国藩的书信中。也是在这一年，太平军围攻上海，另一位浙江永康人应宝时（1821~1890）进入了李鸿章的视线。应宝时以候补知州身份，与当地士绅联合外侨设立上海会防局，筹措械饷，引起了李鸿章的注意。1864年2~7月，应宝时以候补松江知府身份代理上海道台，1865年9月接替广东人丁日昌署理上海道台。到任不久，他就拒绝了英商淞沪铁路公司修造淞沪铁路的请求，而丁日昌在任时，曾降低中国商船的税收，以便中国商船在牛庄—上海的豆类贸易中同外国船舶竞争。
叶氏智慧与首善：做人当如叶澄衷
叶澄衷是一个苦命的孩子，他走出了很多草根出身者梦寐以求的人生。
在兄弟姐妹5人中，叶澄衷排行第四，他6岁丧父，在去上海前，他11岁就开始在油坊铺里做学徒。他在上海的奋斗史，就是一部鲜活的励志剧。
很多传奇的财富故事在中国近代史上上演。譬如宁波人穆炳元，原是清兵里的一个小头目，在鸦片战争定海之役中成为英军俘虏，英国人“以其年少且习琐务”，就教他英语及普通学科。
上海开埠后，穆炳元被派上用场，每有大宗交易，英国人必请他为居间人，于是他成了上海滩最早的买办之一。他一人顾及不暇时，便广收学徒，教授他们英语及外贸知识。
宁波鄞县秦君安是一名颜料商，其发家据说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名德籍商人回国参战，将在华业务及财产无偿转给了秦君安负责，栈存染料则以低价转让。
其他因学识、潜质而鱼跃商门的倒插门女婿，也为数不少。广东大埔的张弼士是张裕葡萄酒的创始人，早年到印度尼西亚巴达维亚（现雅加达）去闯荡，成为福建纸行侨商的女婿，进而开创了一番精彩的事业。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在天津成为航海公司负责人的女婿，福建人李光前在新加坡成为陈嘉庚的女婿，广东人郑裕彤在香港成为周大福老板的女婿。
叶澄衷自身的成长也是一个传奇。不过，他是靠拾金不昧而在人生关键时刻获得转机的。拾金不昧是一个贫苦家庭的孩子所具有的闪光品质。这似乎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不贪而有自制，越是能放下，机会就越能够留存。
到上海的第三年，叶澄衷花两块墨西哥鹰洋币买了一艘小舢板。当时上海有很多外国船只进出港口，但这些船不能直接上岸，船上所需要的日用品，往往通过舢板船居间交易。他们开出一张单子，列出所需物品，包括蔬菜、鱼、肉、蛋类及其他日常用品，由舢板船主代为购买。
与外国人沟通时，有人居间翻译就要收费，为节省这笔费用，叶澄衷就慢慢学起了英语。与那个时代很多成功人士一样，英语成为叶澄衷成才的工具。那时上海已经有了简易英语书籍，用宁波方言注音的就有《英语话注解》，这类书在当时很畅销，由此学成的英语，就是我们常说的“洋泾浜语”。
有空就学，加之天天与外国水手打交道，叶澄衷的英语水平也慢慢提高了。有一天，有个洋行的英国经理搭乘叶澄衷的小船从浦西到浦东，下船时心不在焉，把存有巨款现金的包遗忘在了船上。
叶澄衷发现以后，便在英国经理下船的地方一直守候，连生意也不做了。失物复得，英国经理对眼前这位少年欣赏不已，便把他带到自己在浦西的公司门口，对他说，以后任何时候有困难都可以来这里找自己，并且向他透露，今后几年，五金业在上海将会有大发展。
叶澄衷对洋行经理所说的话半信半疑。不过，他开始每天用货物向外国军舰和商船上的水手换取缆绳、铁锚、罗盘等船头五金，以及铁钉、工具等器材。1980年6月，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连克无锡、苏州、杭州，8月，吴淞口东岸被太平军占领，李秀成挥师直逼上海。
与抗日战争期间的上海发展几乎如出一辙，此时的上海租界也获得了畸形的发展。无数江浙绅商涌入上海租界。上海人口骤增，房屋需求勃兴，叶澄衷便在吴淞江北岸的虹口美租界设摊，将日积月累收集到的五金器材卖了出去。
光想着设摊也不是长久之计，面对上涨厉害的房价，叶澄衷就期望能够拥有自己的一家店铺，这时他想到了那位洋行经理，就直接去找他。这位经理答应了他的借款要求，并且免息，但要求叶澄衷从他这里进货。
叶澄衷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这位经理还向他保证，货价不会高于法国、美国、德国和日本洋行提供的价格，叶澄衷的人生由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这一年冬天，叶澄衷偿还了从英国洋行借来的钱，将他的摊铺从虹口迁到了百老汇路口，并将店面扩大，更名顺记洋货号，先后在宁波、温州、镇江、芜湖、汉口、天津、烟台、营口、广东等地，设立顺记的分号或联号多达18家。
逆势辉煌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一名德国商人被召回国，他所开设的可炽煤铁行只好盘出。叶澄衷获悉此消息后，当即将其盘入。可炽煤铁行是上海滩最早以经营进口煤和旧铁为主的商号，从此成为第一家华商经营的钢铁企业。
叶澄衷堪称一个经营天才，他在危机中择路而生的智慧和突破能力，最终让他在上海滩站稳脚跟。1866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对上海的影响首当其冲地体现在了外国在华金融机构的身上，之后在上海的外资银行由11家下降到5家，宝顺洋行在这次危机中倒下。敏感的叶澄衷抢先从银行和钱庄中把资金抽回，又火速催讨客户欠交的火油货款，尽一切办法回笼了所有的欠款。
1883年上海发生金融危机，最严重之时，仅一个月就有60%~70%的钱庄歇业。叶澄衷是美孚石油的两个代理商之一。面对这次危机，他及时地调整经营思路，避开多事之秋的上海，将美孚石油通过他的商号分布在沿海及内地的分支机构，迅速铺向全国。
在他看来，金融危机波及不到广大农村，这里的竞争对手也少，是一个低成本开拓新市场的绝好机会。不仅如此，他还趁着上海棉花行纷纷倒闭之机，用低廉的价格收购了10多艘原来运棉的沙船，建立起了自己的船队。扩充后的沙船多达100多艘，频繁在沿海和长江航线上往来，及时运送煤、铁等货物来往南北，美孚煤油的销量因此骤增。
当时的《中外日报》报道叶澄衷的分号说，“遍于通商各埠，北达辽沈、南既交广、东渡渤海、西极巴渝”，“不独五金事业之权利在其掌握，即他行之土货、洋货欲销行内外各埠者，价值高下，无不视成（澄）衷为转移”。
叶澄衷对政治的态度是，愿闻而不从。张之洞再三聘请叶澄衷，让其负责汉阳铁厂，他都坚辞不就。1884年，中法战争一触即发，江南制造局与福州船政局同时向叶澄衷订购煤炭备战，他却积极效劳。
1884年4月，一批法国伤兵从安南来到上海，住在四明公所旁的空地上。接着，6艘法国军舰陆续开进黄浦江。法军登陆，入驻法租界，并在四明公所进行操练。
对此，叶澄衷在四明公所董事会上，提出要警惕法国人的挑衅，并愿意出资筹建宁波帮团练进行自卫，但董事会其他成员怕惹恼洋人，损害自己的商务利益，竟议而不决，叶澄衷对此扼腕长叹。十多年后，这种由商捐助的商团才最终出现。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以拳拳之心派人长驻江南制造局，保证军火生产中的煤、铁、铜等燃料的供应，帮助清政府向欧洲采购军火。
首善之人
与同时代的其他商人相比，叶澄衷身上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的另一面，就是他成功地培养出了一批宁波籍的同乡。
慈溪人王铭槐原在叶澄衷上海老顺记商号任司账，1879年被叶澄衷派到天津任刚开设一年的分号的经理。在天津，王铭槐通过同是慈溪老乡的严信厚，投靠到了李鸿章门下，在甲午战争前为李鸿章购买鱼雷等军火，深得赏识，后由李鸿章推荐出任华俄道胜银行买办，成为天津四大买办之首。
王铭槐的两个儿子、三个孙子分别在外商洋行充当买办，有“一门三代六买办”之称。他的孙子王品南曾在1928年与冯友苓（作家冯骥才的祖父）在天津法租界合创了天津福绿林中西大饭店。叶澄衷手下其他被派到天津的职员中，徐企生去了荷商恒丰洋行，陈协中去了法商逸信洋行，叶星海去了德商兴隆洋行，时人有言：“老顺记是洋行买办的摇篮。”
在这方面，宁波人王筱亭与穆炳元的关系，也如王铭槐与叶澄衷的关系一样。王筱亭原在穆炳元手下工作，后入美国法利洋行从事签约劳工和鸦片贸易，这都是拿不上台面的工作。1860年时，王筱亭从跑街升到买办，再之后他的两个儿子也都是买办。此外，宁波人周仰山也曾经提携过刘鸿生，但他们与叶澄衷相比，要逊色不少。
另一个人也不能不提，此人在武汉打拼出了一片天地，被湖广总督张之洞称为“有为之士”，他就是宋炜臣。宋炜臣原是宁波庄市阜生南货店的学徒，1882年被叶澄衷看重，招进老顺记。当时，上海有家创办于1880年的英商燧昌火柴公司，产品行销华中各省。1888年，叶澄衷委派宋炜臣在上海创办燮昌火柴厂，任其为副经理。燮昌产品优良，胜过燧昌，燧昌火柴公司因此倒闭。
1896年，叶澄衷又委派宋炜臣去汉口创办更大的燮昌火柴二厂，开了武汉近代民营资本投资企业之先河，这家企业的产品一直到1917年都垄断着整个湖北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