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06年，宋炜臣已经可以一呼四应，他邀请鄂、赣、浙等省商人筹资白银300万两，又筹官股30万，在汉口创办了既济水电股份有限公司，自任总经理。1909年电厂建成发电，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商办水电企业。同时，宋炜臣与顾润章等集资白银40万两，在汉口建立了全国最大的机械厂──扬子机器公司，这家公司的资本里有由汉阳铁厂供给的旧机器设备以及白银5万两。
由于成就突出，宋炜臣被誉为“汉口头号商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为解决燮昌火柴厂的原料问题，宋炜臣同吴蕴初合伙，分别在上海和汉口建立燮昌烧碱厂。28岁的上海宝山人吴蕴初，1919年在汉口燮昌火柴分厂任工程师兼厂长，后来离开，在1923年创办了天厨味精公司，成为味精大王。而燮昌火柴苏州分厂经理叶世恭就是后来上海的煤炭大王、宁波人刘鸿生的岳父。
叶澄衷之所以能培养出这么多人才，一是因为他的事业规模大，对人才的吸纳量大；二是因为他所介入的行业市场化程度高，开拓性强，所培养出来的人才水准自然高人一等。叶澄衷可以说是中国最早通过教育来培养和发现人才的近代商人，这是叶澄衷比同时代其他商人的敏锐和高明之处，也形成了其他商人无以比拟的叶澄衷式口碑。
早在官方倡导办教育之前，叶澄衷就在1871年出资3万两白银，在家乡创设叶氏义庄，即中兴小学的前身，并开设英语课。这是一所了不起的学校，“世界船王”包玉刚、影视巨商邵逸夫，以及港台实业家赵安中、叶庚年、叶谋升、包从兴、朱之信、楼志章等，都曾在这里受过启蒙教育。
也是在这一年，上海慈善会议召开，叶澄衷与会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兴天下之利，莫大于兴学”。会后，他立即筹办顺记商务学堂，以招收小学毕业生为主，学期一年，毕业后由顺记号录用，实习后大多数分赴各地洋行工作。这是叶澄衷利用教育培育商务人才的第一次实践。
4年后，叶氏在上海创办叶记商务学馆。这时，叶氏的骨干企业有18家，每年都选派学徒与员工到商学馆学习，按照顺记五金洋杂货店的商务、会计形式进行训练，为期一年。在叶记商务学馆的学子中，叶氏企业的学徒与员工占到一半以上，其余学子向社会招收，学费全免。当时学馆设定的学科内容有会计、商务、报关、英语等。学业结束后，学子留在叶氏企业内当练习生，这些学子中有一批成为上海、汉口、天津等地洋行的买办与协办。国人主办新式学校的最早范例，当数1896年由教育家王培孙在上海设立的育材书塾（1904年定名为南洋中学堂）。为形成从小学到中学的教育体系，1899年叶澄衷在上海兴建澄衷学堂（今澄衷中学的前身）。在叶澄衷兴建校舍时，美国人福开森前来劝说叶氏，说中国人少持久性，有头无尾，难以善后，不如把土地与资金委托给上海租界内的英国工部局办理，对此叶氏予以婉言谢绝。此时叶澄衷已是病榻之人，对于他的所思所想，《叶澄衷：上海商界翘楚》这样写道：
我常常在想，那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和日本国，和我大清国土相比，都是区区弹丸小国，为什么它们能以小欺大，令大清屈辱呢？
我从小失学，没读过多少书，所以在创业时，倍感艰辛。搞实业，没有文化不行，不懂科学不行。同样道理，要想强盛吾国，不再受人欺辱，我们的后一代，更不能没有文化，不懂科学啊!
澄衷学堂的第一任校长是34岁的蔡元培。不过，他在这里待的时间并不长。1901年9月，蔡元培被南洋公学聘为经济特科班总教习。之后，澄衷中学与浦东中学、民立中学，被誉为上海“中学三鼎足”，培养出了一批多学科的名家，譬如竺可桢、乐嘉陵、陆道培、俞梦孙、卢于道、胡适等，还有获国际小行星命名的旅港实业家李达三、上海华成烟草公司创办人戴耕莘。
叶澄衷心怀着商人的强国梦想，他甚至参与编写了澄衷学堂最早的课本。不幸的是，学校破土动工之际，叶澄衷突发疾病，不久便离开人世。学校的事情，由他的后人按照他的遗嘱办理。
综观那个时代，首善之人非叶澄衷莫属。促学、扶掖同乡、爱国，构成他的三重境界。如果用一句话来评价他，那就是“做人当如叶澄衷”。
站稳上海滩：四明公所事件
1873年，当晋商在恰克图贸易中接连受挫时，宁波商人在上海滩也面临着一次大考。这次大考后，宁波商人在此后的30年间站稳了上海滩。
1862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俄国因居间调停有功，不费一兵一卒，取得了在库伦、喀什噶尔、乌里雅苏台等处贸易的免税特权，而且在天津通商也比各国低1/3税率，这对晋商来说是一大打击。从此，俄商开始撇开晋商，直接深入两湖，设立茶栈，贩运茶叶或推销产品。
1866年，清政府取消了天津海关的复进口税，也就是免征茶叶的半税。这意味着，俄商贩运成本将大幅度下降，而在北部的恰克图，因不能享受水运之便，加之从湖北汉口贩茶至张家口需经63个厘金分卡，需付出的税金要比俄商多10倍，所以恰克图晋商贸易一落千丈。到1868年，在恰克图买卖城中的山西行庄由120家下降到了4家。之后，清政府对晋商酌减厘金，取消浮税，以示体恤，但并没有让情况产生根本好转。到1873年，晋商为节省运费，也准备像俄国一样把两湖茶叶经水路运抵天津，再走陆路贩运到俄国。让晋商想不到的是，他们被阻止并被告知，如果要这样，将照旧收取厘金税。
这个落魄的国家并没有给予商人应有的关照，哪怕是最起码的平等。不过，太平天国起义后，票号得到了官方初步的认同，这让晋商多少可以重拾一些宽慰。而在远东上海，宁波人也正面临进入这座城市以来的第一次大考，这成为他们蓄势的开始。
在宁波籍上海道台蓝蔚雯的关照下，1844年后清政府免除了四明公所的纳税之责。1847年后，法租界扩界，四明公所成为其一部分，于是两个问题摆上了租界大人们的议程：一是免税有损租界权利；二是公所内的义冢，有碍租界环境卫生，要求予以搬迁。此芥蒂直接酿成了1874年及1898年四明公所与法租界之间两次流血的“四明公所事件”。
在1862~1863年，法租界董事会明确表示：“为了消灭这些坟墓，绝不在任何尝试面前后退，不管这种尝试有多么艰巨。”其理由是，公所是传染疾病的根源。1895年初夏，北京、香港等地瘟疫爆发，人口大量死亡，在上海的中外人士更是谈“疫”色变。在这种情势下，法租界也一直在找适当的改变时间。事实上，这一诉求暗含着法租界扩界和修路的主张。
在第一次四明公所事件中，宁波同乡在四明公所向法租界抗议，在随后的示威中，法国工程师开枪射向群众，死伤各一人，宁波人放火烧掉40多间法人住宅。此事惊动了上海道台及总理衙门，后经双方多次交涉，于4年后的8月达成协议：中国赔偿法国白银37650两，法国支付中国死难者家属白银7000两；法租界放弃原筑路计划；四明公所及属地永久免税，冢地之内永不得筑路、开沟、造房、种植，致损葬棺。
两次四明公所事件发生时的上海道台都是浙江人，第一次是沈秉成，湖州人；第二次是蔡钧，余杭人。法兵悍然强占四明公所，蔡钧因对法方态度强硬而被撤职。1901年蔡钧被派任日本公使，1903年他向清政府建议向日本派遣留学生。
第一次四明公所事件，参与人数上千，第二次声势更为浩大。官方的软弱，让广东同乡会等其他城市的人也参与了宁波籍工商界组织的抗议。一些愤怒的市民用石块将法大马路一带的路灯全部击碎，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以南一片黑暗。
叶澄衷的气愤也是不打一处来，他不无愤怒地说：“吾等乃甬人，首先代表着甬人之利益。但是，吾等更是中国人，更应有中国人之骨气，岂能让洋人轻视吾辈。小人死于利，君子亡于义。今日是也！”
同乡虞洽卿与他站在了一起，并力挺后来宁波人的罢工罢市斗争。当时的宁波人沈洪赉一手组织了长生会，会众大多数是在西洋人手下工作的人，譬如厨师、保姆、洗衣工等。
沈洪赉性情勇烈，重义轻利，在底层民众中极负盛名，叶澄衷、虞洽卿穿针引线，也获得了他的支持。僵持之中，一二十万旅沪宁波人及各界人士掀起抗法浪潮，商人罢市，工人罢工，水手上岸，受雇于洋人者，一律辞职。
法租界内中国店铺总罢市，少数不愿关门的店铺被群众捣毁。上海其他地区各业群众也纷纷罢工罢市。在冲突中，上海市民被杀害17人，伤数10人，被捕10余人。
江苏布政使聂缉椝介入交涉。1898年9月2日，中法政府签署《解决四明公所案四项谅解原则》，原则在维持四明公所土地权的同时，同意了法租界扩张的要求，并规定：公所内不得掩埋新尸或停棺柩，原有旧坟也应陆续起送回籍。
法方达到了目的，这是一个弱势政府最能化解纠纷的妥协，尽管这种方式并没有长了中国人的志气，但从此，宁波人用一个铿锵有力的声势，证明他们有能力对这个口岸的根本利益施加影响。
这次事件之后，叶澄衷对待洋人的态度，有了十分明显的变化，他不再出席洋人举办的社交聚会，也不亲自与洋行或外国银行打交道。这个多事的国度让每个商人都承受了抹不去的酸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