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石川听闻自己被指控汉奸罪这一消息时，心脏病和糖尿病发作。这时张石川的幼女张敏玉正和吴绍澎（当时任上海市副市长）谈恋爱，经吴绍澎一番疏通，张石川汉奸的帽子才被摘掉。尽管如此，他的健康状况还是每况愈下。从1946年起，张石川便经常卧病在床。1953年，在辗转病榻3年后，张石川病逝于上海，终年64岁。
在上海沦陷前，张石川从总厂抢运出来了一批电影器材和底片，并以此作为资本，以制片和编导之身，加入了设在租界内的国华影业公司，而这家影业公司的执掌人同样是宁波人——柳中浩、柳中亮兄弟。
柳氏兄弟最早起家于南京，他们一开始并非电影界专业人士。面对上海影业激烈的市场竞争，他们选择在南京试水影业也有降低风险的意味。与邵逸夫一样，柳中浩出生在上海，他的父亲曾是轮船招商局一名高级职员，可惜英年早逝，好在留给了3个儿子一笔遗产。
南京新街口世界大戏院的开创是柳氏兄弟介入电影业的开始，这是1929年的秋天，柳中浩刚刚19岁。当时最时髦的文艺消遣就是看电影，柳中浩的妻子是一位电影迷，这对柳中浩选择电影行业产生了重大影响。
1934年2月后，柳氏兄弟登陆上海，先后创办金城、金都等大戏院。与世界大戏院主要放映外国电影不同，金城、金都大戏院以播放国产影片为主。1938年，电影《渔光曲》在柳氏兄弟的戏院首映，连映84天，创下了当时国产片上映时间最长的纪录。同年，柳氏兄弟成立国华影片公司，不到4年便拍摄了《风流冤魂》等40多部影片。
抗战期间，柳氏兄弟与日寇保持了若即若离的关系。抗战胜利后，兄弟俩又办起了国泰影业公司，11年间拍摄了《无名氏》、《忆江南》等近40部影片。1948年，柳氏兄弟分家，柳中亮与儿子成立大同影片公司。1952年2月，在公私合营声中，国泰影业公司加入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
另一位宁波籍的影视大家袁仰安，于1947年旅居香港，接办了濒于倒闭的长城电影制片厂，从此介入电影产业。他导演的第一部作品《孽海花》获选参加英国爱丁堡电影节，其后他又导演了《阿Q正传》、《迷人的假期》、《渔光恋》等多部电影，其中《阿Q正传》荣获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银帆奖。1960年年初，袁仰安退出电影界，改营玩具工业。
如果说宁波商人在近代轮船业的投资与后来出现包玉刚、董浩云两位宁波籍世界船王具有一脉相承性的话，我们很难说张石川当年在上海滩电影业方面独树一帜的盛况，没有对宁波籍影视巨人丘德根、邵氏兄弟、柳氏兄弟、袁仰安产生过影响。
家族转型：钱商集团九居其五
从晚清到民国，在上海滩九大钱庄家族集团中，甬商占据五家。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掌握上海乃至中国钱业、银行业者，不是江苏人就是浙江人。那个时代产生了一批风华正茂的青年金融才俊，譬如宋汉章（宁波人）、张公权（上海人）、陈光甫（镇江人）、李铭（绍兴人）、钱新之（湖州人）、周作民（淮安人）。但从介入的钱业及银行业数量、资本、经理人数乃至行业公会的领袖人物籍贯来说，宁波帮力压绍兴帮和江苏帮，傲视群雄。
在中国人的创富史上，山西外贸商人群体从单纯的外贸到外贸与票号并举的经营策略，是一种应时而变；唐廷枢等买办投身近代洋务工业，也是一种应时而变。晚清时期，宁波商人从沙船商到钱商、从丝布商到纱厂投资人、从钱商到银行家的转变，也是一种应时而变。
转型，是这一时期宁波商人不变的节奏，也是解读在上海的宁波商人的关键词。
广东买办的中外贸易与鸦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早期起家于上海的宁波人则多数从事着与沙船有关的生意或工作。当近代航运业被洋务运动中的官商专利之时，从事沙船业等于步入了死胡同，毕竟漕运已经不足以支撑沙船业的未来。于是，近代宁波商人便进入五金、钱业、颜料等流通行业，进而成为近代工商业的翘楚和上海工商业的最主要的生力军。
早在乾隆（1736~1795）年间，上海钱业就已出资购置内园，辟做钱业总公所。就宁波人来说，镇海方氏家族在向钱业转型方面是捷足先登。方氏源出河南，自“方叔以后，以字为氏，望出河南”。在本书中，“望出河南”的客家人不在少数，将中国海商势力推到最顶峰的郑芝龙、十三行历史上的灵魂人物潘启、广东买办徐润，以及下面要提到的郑氏家族等，都是源出河南。
镇海方家的方健康，原是一介沙船商，在清朝嘉庆（1996~1820）年间开始涉足商业经营，譬如在镇海憇桥开设粮食、杂货之类的店铺，经过六七年时间，积累数百金，辗转到上海经营食糖买卖，这原来是福建商人比较强势的一个行当。他去世后，弟弟方介堂在上海开设了方义和糖行，并把侄子方润斋、方性斋也招来帮忙。除经营糖业外，方润斋开始扩大钱庄、生丝、土布、杂货等业务。
1830年，方润斋在南市开设履和钱庄，这是方家在上海开设的第一家钱庄，也是上海最早的较有规模的钱庄。鸦片战争后，方润斋看准形势，在上海开设方振记字号，专营生丝、茶叶和洋布生意。之后，以方性斋为代表的方氏家族在上海开了17家钱庄，在汉口、杭州、宁波开了7家钱庄。方建康的儿子方仰乔在上海开了8家钱庄，在杭州、宁波开了10家钱庄。其中，承裕钱庄信誉极好，存放款在100万两白银以上，在当时的各大钱庄中居于首位。1855年，四明公所被吴健彰一把火烧了之后，就是由方氏家族捐资发起重修，历时两年乃成。
1844年，镇海郑家村的郑氏家族后裔郑熙也来到上海开设钱庄，并在嘉兴、绍兴、湖州、汉口、广州等广设分号。郑氏家族是名门望族，这个家族数代所建的宅居，是目前国内已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较完整的明清民居建筑群。郑氏家族在南宋时从河南荥阳迁居于此，六世之后，世代业儒，代代封禄，并逐渐产生了一批商人。
郑氏家族商人形成于清初，郑世昌之父在康熙初年（1662年）经商，比同是宁波慈溪的中医乐显扬在北京开设同仁堂药室早6年。后来，郑世昌子承父命，在北京东四大街开设了四恒银号。四恒银号是我国开设最早、规模最大、历时最久、影响最广的钱铺。
《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记载，“当年京都钱庄，首推四恒。始于乾嘉之际，皆浙东商人，宁绍人居多，集股开设”。当时也有说法说四恒银号是慈溪董家所设，或者是多家合资。无论如何，都是宁波人所设。
作为旧上海著名家族商业集团“小港李家”的创始人，李也亭的后代也先后开设了近十家钱庄。叶澄衷也一样，在上海、镇海、杭州、芜湖、湖州等地开办大庆元票号与升大、衍庆、大庆等钱庄，又与许春荣合股开办余大、瑞大、承大、志大等钱庄。这些票号、钱庄的资本至多不过白银5万两，少则2万两，但放账却多至百万两，数十倍于其资本。叶澄衷家族经营的钱庄，在鼎盛时期多达100余家，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
鄞县秦君安在19世纪70年代才起家于恒丰昌颜料号，后与贝润生等合伙开设瑞康颜料号，成为上海经销进口颜料的巨商。恒兴钱庄成立于1905年，为秦家所设的第一家钱庄，之后，秦君安先后与严康懋、柳笙源、徐庆云合资，在上海共办有8家钱庄，在宁波开设了晋恒、鼎恒、复恒、泰源等5家钱庄，盛时拥资1000万元。
镇海方家、李家、叶家以及慈溪的董家（董棣林）、鄞县秦家，都跻身进入了上海九大钱业资本家族。其他4家分别是湖州许家、洞庭山严家、万家和苏州程家。
上海早期的钱庄均开办在南市，开埠后，钱庄重心逐步北移至租界区内，这里聚集着外资所办的最早的保险公司和银行。在国内尚无银行之时，资金的融通全赖钱庄支撑及与外国银行的业务往来。
上海金融业的重塑者
1918年，应浙江省长吕公望、宁波省立四中校长励建侯的邀请，孙中山前去浙江考察。在省立四中，宁波各界举办了对孙中山的欢迎会。孙中山对宁波商人给予了高度评价，“宁波人素以善于经商闻，且具坚强之魄力”，并说“宁波开埠在广东之后，而风气之开通不在粤省之下，且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
也就是几年时间，财富的排序随着荏苒光阴而发生着残酷的变化。1918年，由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盐业银行、中孚银行7家银行发起组建了上海银行公会，这时人们已经见不到晋商的影子了。同年10月19日，上海银行公会正式成立，首批会员银行还包括聚兴诚银行、四明银行、中华银行、金城银行等5家，占上海国内银行的半数以上，宋汉章当选为第一任会长。
除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盐业银行是官办银行外，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孚银行、四明银行、新华储蓄银行等，都与宁波帮息息相关。
其实，上海滩最早的私营银行是成立于1906年的信成银行，它由两位无锡人周舜卿、沈缦云倡议开办。1909年，信成银行倡导筹办银行公会，但没有得到同行的响应。
辛亥革命前后，信成银行以商业银行为掩护，筹措大量经费支持孙中山和同盟会的革命活动。同盟会在上海的联络站和于右任主编的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的经费均由沈缦云资助。上海光复后，比朱葆三更早担任沪军都督府财政总长的便是沈缦云。由于沈缦云的革命财政输纳较多，造成银根紧缺，加上所发钞票上印有清政府官员头像而信用骤减，信成银行于1913年停业。
此时能在国内银行业、钱庄呼风唤雨的，不是浙江人就是江苏人。上海银行公会第一任副会长是江苏镇江人陈光甫，第四届会长是镇江人倪远甫，第二、三、五届会长是宁波镇海人盛竹书，第二任副会长为湖州人钱新之。1931年10月，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成立，第二、三任主席为陈光甫。1943年6月，日伪期间改组的上海特别市银行业同业公会第一、二任理事长则是苏州人叶扶霄。
上海钱业也向来有帮派之分，从股东来说有九大家族资本集团；从经理来说，有宁帮、绍帮、洞庭山帮、苏（州）帮、镇江帮等；在地域上，又有南市和北市之分。地缘、乡缘、业缘和友情等各种关系交织在一起，使得钱业股东之间、经理之间以及股东与经理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微妙。
在1910年的上海金融风暴中，华俄道胜银行买办席锡蕃（席嘏卿儿子）、茂和洋行买办陈逸清等持有大量股票，使洞庭山派钱业大受打击，一致倒闭，但苏帮程家在上海滩的地位仍很牢固。
1917年，上海南北两市钱行组成上海钱业公会，拟订章程及业规，朱五楼（湖州人）被选为会长，秦润卿（慈溪人）、魏福昌（余姚人）当选为副会长，一同主持工作。尽管都是浙江人，但从股东派别看，前三任会长朱五楼和秦润卿二人皆执业于苏州程家钱庄。朱五楼在第二任会长期间常因病出缺，提议委托秦润卿代理会长职务，朱五楼的嘱托得到上海钱业界的一致赞同，后来秦润卿的表现也充分证明了朱五楼的慧眼，同时也保证了苏州程家钱庄在上海钱业公会领导层中的稳固地位。
尽管当时的绍兴帮魏福昌、王鞠如先后担任过第一、二届副会长，但他们代表的是宁波镇海方家。镇海方家安裕庄，长期由绍兴王尧臣、王鞠如父子及徐长椿经营。
从经理的派别看，初期公会领导人主要是宁波帮和绍兴帮。其中，宁波帮占主导地位。尽管绍兴帮钱庄势力后来居上，但一直没有改变宁波帮长期掌握公会会长之职的状况。《上海钱庄史料》记载说：“1921年上海有钱庄69家，其中绍兴帮占38家，绍兴帮田祈原在第三、四届均当选为唯一的副会长，并于1924年当选为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