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沛流离每一夜
莫图埃卡位于南岛北，这里聚集的背包客基本上分为两拨，采包苹果（2月底至5月底）和去亚伯塔斯曼国家公园游玩，对后者来说，莫图埃卡不过是个短暂歇脚的站点。我就不一样了，为了能和苏菲留在一个城市，我可以做任何工作。苏菲住在包装厂安排的宿舍里。那宿舍有点奇怪，虽然位于某个果园里，但造得还不赖，宽敞的客厅里竟然还摆了一张台球桌，可以住20多个人。大部分是亚洲人，其中以日本人为主，据说工头对日本人相当偏爱，因为他在日本待过，对日本人颇有好感。我第一次去拜访苏菲的时候，厨房里有两对日本情侣正在做晚餐，客厅里还有几个日本姑娘在打球，我觉得他们和以前在工作中接触的日本同事很不一样，开朗又热情。
苏菲工作的托马斯兄弟苹果公司已经满员了，这间宿舍并不对外开放，我便没办法和她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我在车上住了两晚，然后搬进了一家BBH客栈，名字挺特别的，叫大笑的岛民。
“大概工作没那么好找，现在已经2月底了，很多包装厂都不缺人。”我跟苏菲说。
不过我又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工作会有的。明天早上，你来接我，我把你们那一带的包装厂挨个儿拜访一遍，没准还有招人的。”
苏菲工作的托马斯兄弟公司位于日瓦卡（Riwaka）地区，这里集中了莫图埃卡相当数量的包装厂，我琢磨着这样找工作一来效率高，二来上班的地方离苏菲近，说不定以后可以一起上下班。
于是，第二天早晨6点多，我们就出发了。到了公司，离上班还有一阵子。苏菲先去打卡，我说：“你不用管我了，我一会儿直接去办公室找你们经理问问有没职缺，然后再一家家去问。”
我在二楼的员工休息室等着，楼下隐约传来机器的轰鸣声，8点过后不久，一个胖墩墩的男人出现了，活像头小熊。
他指着房间里的其他4个人说：“你、你、你，还有你跟我来。”
我也站了起来，他注意到我，便问：“你是来干什么的？”
“我想请问一下，现在还有工作机会吗？那个……”
我还没说完呢，他就把我打断了：“对不起，我帮不了你。我们不缺人。”
语气毋庸置疑，我失望极了，连感谢的话都忘了说，就匆匆离开了。
这是一天中最初的时刻，空气里还弥漫着露水的味道，太阳刚刚升起来，皮肤有点微凉，一切都清新得很。我开始沿途寻找包装厂。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走在空无一人的马路上了，不过那些记忆大都和暮色苍茫的搭车有关，还有寂寥的身影。
但今天的心情又不一样了。
我发现头顶的树叶有的已经变了颜色，红的、黄的，电线杆之间的几条细线笔直地向前延伸，跨过蓝天红叶，银白日光，温暖像电流一样，击穿了周遭的空寂。这一切是如此的熟悉，啊，这不正是我刚到新西兰的时候，最初让我驻足的风景吗？
那时的自己，是多么无助和彷徨啊，站在奥克兰不知名的街道上，看着渐渐变色的树叶，竟莫名地有些欣慰。快1年了，我已经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生活了那么久吗？我问自己，有点不可思议，时间过得太快了。重要的是，我依然活得很好，如同新西兰土地上的一片树叶，绿了又黄，黄了再绿，年复一年地坚强着。我觉得自己好像它们中的一员，平凡而认真地活着。
我花了整个上午走遍了日瓦卡地区的6家果园，只收获了几张经理的名片和一份果园地图。
在一个路口，我看到一个女孩，茫然无助的样子。她身边有个招牌靠在树墙上，我走了过去。
“请问这招牌上的果园在哪里？”我问她。
“我刚去过了，他们不招人。”她是个日本人，她的口音出卖了她。
“这么说你也在找工作？打工度假吗？”
“对啊。”
女孩叫夏美，来自日本广岛，上有双亲，下有一个弟弟。
“你跑这么远，父母不担心？”
“担心啊，我以前在广岛的一个银行工作，很稳定，所以父母特别反对我来新西兰。”
“可你还是来了。”
“嗯。银行的工作每天都要加班，晚上不到7点钟根本走不了，而且无聊。我喜欢新西兰，我小时候来过一次，来看这儿的学校。可惜后来没能在这里念书。”
“加班不是日本的传统美德吗？”
“那是老一辈的观念，现在的年轻一辈可不这么看。”
我们一边聊，一边往市区的方向走。我提议我们一起找工作。回到市区已是中午时分，我没有来得及买食材，夏美就说：“去我那里吃吧，我来做午餐。”
“行，晚上我请你来做客。”
夏美住在白象BBH，这家BBH和一些包装厂有关系，只要住在BBH一周，就可以获得4月份在猕猴桃包装厂工作的机会，所以夏美不用担心4月份以后的工作。但是在那之前，她不愿意闲着，因为她在基督城语言学校上学已经花了很多钱。
厨房里还有一对亚洲情侣，男生来自香港，女生来自马来西亚。相同的签证让我们这些流落异乡的年轻人有种天然的亲近。听说我们在找苹果采包的工作，他们热情地给我们建议。
“你们可以试试看塔利斯（Talley’s），他们常年招人的，我们也找了一阵子包装厂的工作，最后还是去了塔利斯。”男生说。
塔利斯是新西兰最大的一家冷冻食品公司，专生产蔬菜、海产品、冰激凌等。
“不过就是晚班，晚上6点开始上班。”马来西亚女生说。
我和夏美谢过他们，匆匆地出门了。在新西兰找工作，没有车不行，开车5分钟抵达的地方，我和夏美却要走上一个小时。不过走路也有走路的好处，可以慢慢地感受新西兰美丽的风景。在秋高气爽的下午，吹着清凉的海风，心情自然而然地开阔起来。整个下午我们都在干两件事，走路和被拒绝。不对，还有一件事——轻松的闲谈和彼此的鼓励。
“广岛有什么好玩的？”我问夏美。
“我们县有个世界文化遗产，叫宫岛。”
“哦，有啥特别的？是个岛吗？”
“不是啦，是一个神社，”她微微歪着头，接着说道，“至于有什么特别的，我也不太清楚。”
在夏美身上，我看到了日本女性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走了一整天的路，她没有喊声累，而总是把希望愉快地寄托在下一家包装厂。最后她说，太晚了，还是明天再来吧，从这地方走回市区还要一个小时呢。
晚上我做了几道中国菜招待夏美，有荤有素，有汤有干，以初次见面的朋友来说似乎有些丰盛了，苏菲也来了。我曾经和苏菲说，旅途中遇到的几乎每一个人都会是你生命中的过客，时间松松垮垮，相遇然后离开。你不用对你们的未来抱太大的期望。看上去越美的感情，凋谢得也越快。
苏菲似乎有疑问，我知道她在想什么，便接着说：“这不代表我们就应该用冷漠来保护自己，我们还是要真诚地对待每一个人，帮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但别期待回报。”
功利的付出太累了，而且容易失望。
夏美说，“有机会再做日本咖喱请我吃”，我笑了笑，说，“好”。这之后我们就没再见过面。不过当我写到这里，仍然可以记起这个朴实的日本姑娘无华的笑容，像不知名的路边花朵，我自俨然地美丽。
晚餐后，我在客厅里和苏菲聊天，老板跑进来巡房，我逮住他问：“老板，你们要换宿的人吗？”
“这……理论上我们要两个，但现在是旅游淡季，我们已经有一个德国姑娘在帮忙打扫卫生了，我要请示一下老板。”
“难道你不是老板？”
“我老婆才是。”
我和苏菲相视一笑。
找工作的运气似乎被我用错了地方，我很快就在这间BBH换宿了。每天早上10点到中午12点，工作2个小时。打扫厨房，擦浴室，洗厕所，换被单，无非是这些普通的家务活。尽管如此，前两天我的工作节奏还是很慢，渐渐才跟上领班大姐的速度。作为回报，我被安排住在后院的一台房车内，不花钱，又安静。我找工作的压力暂时小了一些。
莫图埃卡西南有一片海滩，退潮的时候，就有很多贝壳类的动物可以捡。我还在失业中，但这不妨碍我和苏菲去挖鸟蛤（Cockle）的兴致。苏菲周末不上班，出发前我们查好了退潮时间。
退潮后的海滩全是稀泥，有些鸟蛤就卡在表面，有些则需要挖一挖。之前在苏菲宿舍遇到的两对日本情侣也一同前往。最终我们的战利品有满满一桶，苏菲不断把小的鸟蛤们放回大自然，请它们长大。晚餐我们用烤和煮的方式，做了两种口味的鸟蛤。
其实刚到新西兰不久我就有了去海边抓蛤蜊的愿望，没想到一年快要结束了才实现。我想起当时许愿的激动劲儿，到如今平静地偿愿，时间果然是把杀猪刀。
在大笑的岛民住了一周，老板忽然告诉我，换宿到此为止。我有点愕然，怎么说结束就结束了呢？没办法，只好收拾东西走人。我不太相信有人喜欢一直在路上的感觉，有时候流浪也是身不由己。浪子可能比谁都想回家，只是他需要的归属感比普通人强烈，所以一般的眷恋不足以令他驻留。
苏菲告诉我在海滩附近有一处免费的营地可以过夜，限住一晚。我说：“就去那里。”
到海边的时候已经很晚了，营地有一小片停车场，停满了房车，尽管光线昏暗，但看得出来房车上的喷漆图案光怪陆离，典型的背包客风格。停车场隔壁就是草坪，扎满了帐篷，我找了一个较为僻静的角落安顿下来。晚上10点多，还有许多不眠的人发出嘈杂的声响，不知何处的房车音响播放着摇滚乐。我闭上眼睛，想起在克罗姆维尔的樱桃园里，那些彻夜的、让我难以成眠的派对，挣扎着睡着了。
第二天清晨睁开眼睛，首先看到的是外帐上草叶的影子，大概是海风徐徐地吹过，这些影子也仿佛有了生命似的轻舞起来。钻出帐篷，走上几级木台阶，眼前就是天高海阔，这感觉就像漫长的隧道终于到了尽头，整个世界的光明在一瞬间将你包围。我热爱新西兰，因为每一天的开始，它总能让我忘记前一天的不愉快。
>>最无聊的季节工作
来莫图埃卡快两周了，居无定所的日子终于画上了句号。就在金湾果园的伊凡经理通知我可能做搬运工的第二天，苏菲带来了更好的消息，我可以去托马斯兄弟公司上班了。小熊布赖恩经理这次可是对海峡两岸人民的友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更令人感激的是，他还替我和苏菲安排了包装厂内的住宿，走路上班只有5分钟。
地狱般无聊的苹果包装生涯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我的工作是将经过挑选后的合格苹果放入纸箱，传送带的一头是选果的女工们，而我则站在另一头，把一个个满满的托盘朝箱子里塞。稍不小心，不是纸质的托盘撕裂了，就是苹果从托盘上滚下来。
从早上8点进入工厂的第一秒钟开始，到5点钟下班，我每天重复这同样的动作超过3000次，同事老帅哥阿伦教了我两个英文单词“monotonous（单调的）”和“repetitious（重复的）”，正是包装厂生活的绝佳写照。
唯一的乐趣就是“爆果”。
有时候传送带会发疯，一下子把大堆的苹果往出口送，选果的姑娘们又没有三头六臂，当然应付不来，于是传送带上瞬间堆满了苹果，如果无法及时处理，这些苹果就被送到传送带的另一头，也就是我把守的装箱点，并且以决堤之势滚得满地都是。这是一天中最混乱最热闹的时刻，也是唯一打破令人发疯的平静和枯燥的方式。
我想我们每个人都被这工作整得变态了，变得唯恐天下不乱。
起初我在一楼工作，偶尔还能和一些传送带对面的同事吹吹牛皮，过了一段时间，主管爱琳不知何故，把我发配到了二楼。二楼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向一楼的包装工们输送纸箱。纸箱从机器出来后，被放在传送带上，我们再根据一楼每个装箱点的情况从楼上往下投递纸箱。整条传送带上只有三四个人，每人负责四五个装箱点，因此我们的工作互不干扰，几乎没有说话的机会。加上包装厂不见蓝天，久而久之，整个人变得像颗发霉的苹果。
我曾问厂里的其他同事，是否认为这份工作有趣，绝大部分的答案都是：“这是我在新西兰打工度假以来最无趣的一份工作。”
就是这样无聊的一个工作，却给我上了一课。一天上班，背后忽然传来很多细碎的脚步声，我回头一看，很多七八岁的小朋友站在楼梯和二楼的过道上，睁大了好奇的眼睛，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他们是来干什么的？
我趁工作间隙，抓住一个小男孩。
“你们是来参观吗？”
“没错。”
“可是，这个工作很无聊噢，有什么好参观的呢？”
“我们是来学习怎样赚钱的。”
听了这个回答，我特别震惊。我立即发现两个事实：第一个事实是，国外的生存教育很早就开始了，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今后要赚钱养活自己。我这么大的时候，还只知道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等到大学毕业，才惊觉要自己赚钱了，真叫措手不及。第二个事实是，包苹果是有尊严的赚钱方式。在这些小孩子眼里，这样的工作是很正常的，但是在国内的很多教育观念里，像包装厂工人这种工作，虽然不至于被人瞧不起但绝对不提倡学习。在德国，一个资深的饭店服务员收入非常高，但在中国就不可能了。偏偏高收入似乎是我们社会衡量一个工作体面与否的重要标准。很多的不快乐，是因为我们得不到我们想要的东西，但又是谁给了我们那么多欲望？
>>最可爱的爷爷奶奶
包装厂的同事大都是新西兰当地的老夫老妻，都已经一大把岁数的人了，居然还干着这些劳累的活。“圣诞老爷爷”高尔的女儿是新西兰最大户外品牌的创始人之一，而他竟然也如此辛苦地战斗在苹果包装厂里。他很喜欢钓鱼，每次到周末，他和“猎人”布鲁斯就跟我说：“这周末跟我们去扎比目鱼。”
“扎？”
“对，要找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退潮后两小时下水，到时候我一手海水探照灯，一手拿鱼叉，一扎一个准！”
“啥是海水探照灯？”
“海水探照灯只有在咸水里才工作，如果放入普通清水是不会亮的。”
“真是太奇妙了！”
不过圣诞老爷爷和猎人显然没太把比目鱼当一回事，比起抓鱼，喝酒对他们更加重要。
周五下班后，果园有免费的烤肉和酒水供应，这是漫长而单调的工作中聊以自慰的欢乐时光。4点半下班后，众人来到包装厂外面的空地上，烤架和酒桌已经就位。烧烤的食材是牛肉饼和香肠，大家随意取用土司和黄油，然后到鲍勃大叔那里取烤好的肉，油光闪闪的烤架嗞啦嗞啦地冒着青烟，我们用土司包裹着肉肠大吃特吃。啤酒、红酒、白酒、果汁一应俱全。
强尼大口灌着啤酒，神采奕奕地说：“这种做法值得国内的企业效而仿之！”
喝酒吃肉的时间过得总是特别快，圣诞老爷爷和猎人从来不会因为果园的招待结束就善罢甘休。他们回到布鲁克林峡谷里的房车基地，继续胡吃海喝。所以我很快知道，不能指望他们带我去抓鱼了。
到了星期六，工厂休息，我正在家里消磨时光，屋子外面传来汽车的声音，正是高尔和布鲁斯这对好搭档。
“嗨，非，不好意思，昨天我们喝多了，所以没能去钓鱼……”
哼，我早就知道了。
“不过我今天把海水探照灯拿过来给你看看，对了，明天我们要去抓青口（Mussel），还有蛤蜊和皮皮（Pipi），要不要一起来啊？”
“远吗？”
“不远，就在斯蒂芬湾，你们到了找布鲁斯的蓝色皮卡车。”
第二天下雨，我和苏菲一商量，觉得高布二老大概还是会如约前往海滩，所以我们穿上雨衣出门了。海滩上布满了贝壳残片，但海滩看上去很有生气。我们先是去了抓青口的礁石区，涨潮已经开始了，礁石露出水面的部分只有密密麻麻的黑色贝壳，它们是未成年的小青口。无奈，我们沿着海岸线随意漫步，在朦胧的雨雾里，努力搜索圣诞老爷爷和猎人的踪影。苏菲首先发现了他们，两位老人正提着水桶，看来收获颇丰。看到我们，他俩连忙把水桶放在原地，折返回来。
海滩上有若干既宽且浅的褶皱，而我们的猎物就埋在里面。高尔和布鲁斯奋力开挖，不一会儿，我和苏菲的布兜就装满了大大小小的贝壳。
“去我们的移动营地参观一下如何？”
我也正有此意，伊恩邀请我好多次了。
>>最酷最温馨的家园
这是布鲁克林峡谷里的一个房车营地，隶属于新西兰房车协会。我们到的时候，正好是中饭时间，主人决定做海鲜煎饼款待我们。高尔的妻子珍妮是今天的厨师，我们先将捉来的蛤蜊放在一口大锅里，加入一点点水，大火蒸上几分钟，眼见所有的蛤蜊都张开了嘴巴，珍妮将面粉、啤酒和洋葱调和成面糊，加入蒸熟的蛤蜊，最后放入平底锅摊成煎饼！配上李子酱和辣酱油，色香味俱佳。
酒足饭饱后，我们参观了伊恩家的房车，伊恩让我站在卧室里，接着按下某个按钮，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只听耳边响起轰隆隆的声音，整个卧室竟然向内收缩，房间变小了！当时的我就像看到变形金刚一样，惊呆了。
“我们在路上时，就把房间缩进来，否则可得把整条路都给堵上了，哈哈。”伊恩解释道。
除了能够变形，房车内部的现代化程度，更是令曾做过电子产品的我都赞叹不已。全套的地暖系统，多管道水路系统，卫星天线接收装置。
“这车多少钱啊？”我问。
“房车是9.5万新西兰元，里面的装修花了2.5万新西兰元，加上3万新西兰元的拖车，一共15万新西兰元（折合大约75万人民币）。”
伊恩和妻子苏每年的这个时候都来到莫图埃卡包苹果，6月份开始旅行，之后帮灌溉系统公司工作到10月，12月去克罗姆维尔的樱桃园打鸟，下一年的2月份再度北上，回到尼尔森地区。
他们年复一年在路上，每天窗外风景都不相同。他们把家安在每一片热爱的土地上，就像我们游牧的先民。
在房车的外壳上，我发现了一个红色的徽章。
“这是房车协会的标志，徽章中央的数字表示会员编号，从1952年的第一台房车开始算起，新西兰已经有4万多台房车了。像我们这样的人并不少。”
“也有年轻人吗？”
“年轻人好像很少。”
也是，这样的生活委实太过逍遥。有些生活，只能用来羡慕或者赞叹，而不是拿来模仿的。每个人都有合适自己的生活方式。对我来说，和心爱的人平凡地生活就已经足够幸福了。
每天下午4点半下班回家，我就开始淘米，煮饭；苏菲洗菜，切菜，打蛋，去皮，我们一边做准备工作，一边谈论当天发生的趣事。我和苏菲很少站在一起工作，后来就一人楼上，一人楼下了。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谈资，我们就彼此安静地继续手上的动作，偶尔相视一笑，享受这无声的默契。5点半，米饭煮好了，厨房里充满了米香，闻着很有家的感觉。我们住的小屋真的很小，只有一个卧室和一个厨房，厨房只有一个炉台，所以每次要等饭煮好了才能开始做菜。大概是因为在餐厅工作过的缘故，我一开始觉得这样做饭太浪费时间了，简直难以容忍。后来渐渐地也就习惯了。
我们并不会做很多菜。通常到了第三天或者第四天，就要重复第一天的菜了。有的时候，连着几天都吃一样的荤菜或者素菜。为了方便，第二天的午餐和前一天的晚餐是重复的。苏菲常常问我：“今天晚上吃什么。”
我的回答是：“到晚上就知道了。”
颇有点无赖。好在她对吃的并不挑剔，我做饭也没有压力。如果不进城买菜的话，7点半我们就吃完了晚餐。然后一起出门，赶在天黑前去果园里散散步。
现在回想起来，那张干净的餐桌，餐桌正上方的黄色灯光，餐桌对面有质感的布窗帘，琳琅满目的冰箱和橱柜，成了比晚餐味道更好的东西。对了，还有苏菲吃饭的样子。
有一天，我们正在房间里吃饭，望着窗外的二手跑车，我开玩笑地对苏菲说：“我们也算是有房有车了，在新西兰。”
这是自说自话，但我们的快乐却是如此真实，真实得让我们相信这是一个可以安居乐业的家园。
该来的总归要来，我迎来了在苹果包装厂的最后一天。2011年4月1日，我在新西兰的工作彻底地结束了。和一些大伯大婶们拥抱告别的时候，我感到一点点惆怅。每一次告别都是这样，因为谁也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再见，仿佛再见是一个愉快的未知数，唯一的解永远是不安的期待。这一次的拥抱结束以后，我和新西兰也快要再见了，我总是很肯定地对每一个问我的人说，“我还会回来的”。这不单纯是因为我在这里留下了脚印，更多的是因为各种人事在我心里留下的痕迹。在要走的时候，我的心逐渐和新西兰的长空一样澄澈。这些不露痕迹的往事就像天上的白云一样，我知道它们在我心里面有一个故乡；这些短暂的缘分也足够聚集成透明的乡愁，当我站在远方眺望的时候，可以看见它们的样子。
苏菲曾经问我，在离开新西兰之前，有没有一定要做的事情，我沉默良久，然后说：“我会深深吸一口这里的空气。”
就连这样小小的贪心，其实也是徒劳。我带不走更多的东西了，因为我已经带走了很多东西，很多很多。
>>尾声
飞机掠过南岛，向着太阳落山的方向飞去。舷窗外是无瑕的蓝天和积雪的群山，新西兰待我不薄，连我最后的遗憾——没有在冬天看过南岛风景——都可以释怀。
我读着苏菲写的信，一年来第一次流下了眼泪。
我曾去香港的华人永远坟场，拜祭一位音乐家，他的墓碑上刻了一句话：生命不在乎得到什么，只在乎做过什么。
我又想起了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