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公司都披着“授权”这件光鲜的外衣，管理理论仍然将董事会作为关注焦点。因为，决定公司前进方向的是董事会，决定踩刹车或油门的仍然是董事会。近些年来，全世界的高管们掠走了公司的高额收益，而对于公司的灭顶之灾，他们也背了绝大部分的骂名。
董事会是管理理论中三个最尖锐争论的焦点。第一个争论是：公司的经营目的是什么—是为公司股东谋利，还是要取悦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第二个争论是：对于如何组织公司，是存在唯一的最佳方式，还是存在众多可行的企业模式？第三个争论是：应该为高管们的工作支付多少酬劳呢？是如大多数人所相信的，他们获得了“不可思议的过高薪酬”，还是如我们的酬劳一样是大体合适的？董事会也是管理理论中最抽象问题争论的焦点。什么是领导力？领导者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养成的？领导力可以培养吗？在我们这个大众化的时代，领导力的本质改变了吗？公司需要一个精英领导层，还是其内部是平等民主的？
韦尔奇式资本主义的终结？
关于股东资本主义与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的争论由来已久，而2008~2009年的大规模金融风暴更是为这一争论注入新的生机。自19世纪中叶以来，这两种不同的公司概念一直在打持久战—有时激烈，有时消停，但总是持续不断。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理论认为，公司应该对广泛的社会群体负责；而股东资本主义理论则主张，公司归根结底应对股东负责。在前者看来，董事会的职责是平衡众多不同的利益集团；而后者则认为，董事会的职责是提升股东价值。
1980~2000年间，股东资本主义大行其道。1976年，迈克尔·詹森和威廉·梅克林发表文章《厂商理论：管理行为、代理成本和所有权结构》（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u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为股东资本主义制定出理论范例，这篇文章是有史以来引用最多的商业类文章之一。杰克·韦尔奇在他长期担任通用电气首席执行官期间证明了股东优先举措的优点。美国（推崇股东资本主义）相对优于欧洲大陆（强调利益相关者）的表现也证明，股东价值是“创造性破坏”和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
即使在经济繁荣时期，一些主流的管理理论家仍然对上述观点持怀疑态度。欧洲管理思想大师查尔斯·汉迪说：“通常认为是股东经营着公司，我们都是在为股东工作，现在是时候揭穿这种谬论了。”德鲁克曾抱怨，股东价值的时髦观点导致了最糟糕的短期主义滥行。他说：“长期效果无法通过大量地堆砌短期效果来获得。”在1993~1997年间担任美国劳工部部长的罗伯特·赖克常常谴责公司为获取短期利益而不顾它们的员工及当地社区的利益。但只要道琼斯指数保持上扬且美国的经济表现一直得优于欧洲大陆，这些都将成为无人理会的旷野之声。在与更保守的克林顿政府要员—如罗伯特·鲁宾和拉里·萨默斯等人—的所有重要“战役”中，赖克均以失败告终。
近年，该争论的力量平衡已倾向利益相关者这一边。美国遭受了一连串公司丑闻的冲击，其经济表现开始下滑—不仅与中国相比，甚至与德国相比也是如此。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对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提出影响深远的质疑，许多该体制的捍卫者宣布放弃或部分放弃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艾伦·格林斯潘咕哝道，他的模型未能预测到这次危机。杰克·韦尔奇被广泛引述的言论是，“股东价值是世界上最愚蠢的理念”。许多管理大师们都为公司业绩提出补救措施。2010年3月30日，英国工业联合会（Con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y）主席理查德·兰伯特（Richard Lambert）在皇家艺术协会会议上指出，“韦尔奇式资本主义”的时代即将结束。
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院长罗杰·马丁（Roger Martin）在《哈佛商业评论》上撰文，向“韦尔奇式资本主义”发起全方位的攻击。马丁驳斥了公司应该专注于股东价值的观点，他认为该观点具有“悲剧性的缺陷”，并主张是时候抛弃它了。股价是一把扭曲的量尺。股票上涨往往是因为总体经济状况而不是个别管理者的成功—高管们什么都没有做，他们只是在经济大潮中随波逐流，却能因此获得高薪厚禄。股价也是一把有弹性的量尺，它能说服高管们为提升公司的短期收益而削减成本。
马丁主张，“股东资本主义”应当让位给“客户驱动型资本主义”（customer-driven capitalism），以客户满意度取代股东价值作为关键性指标。这种以客户为导向的模式能激励管理者致力于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也迫使他们要时刻保持警觉。这也切合普通管理人员的实际经验：相对于复杂难懂的股票期权，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把公司的产品交到客户手中。联合利华的首席执行官保罗·波尔曼（Paul Polman）坦言：“老实说，我不是在为股东工作，我是在为客户工作。我不会受股东价值的驱使，也不会推动这种由股东价值为导向的商业模式。”简而言之，商店（营销）击败了股市。
另一些人则提出不同的衡量标准。维尼特·纳亚尔（Vinet Nayar）是一家成功的印度外包公司—HCL科技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也是极少数愿意花时间为一家备受尊敬的出版社—哈佛商业出版社—撰写管理书籍的高管。在这本名为《员工第一，顾客第二》的书中，他论证了“员工第一，顾客第二”的理念。过度专注于客户将会让你深陷短期主义的泥潭，而专注于员工却能为长期的经济增长奠定基础—此方法确实在印度那种充满活力且渴求人才的市场中表现优异。许多管理者更喜欢使用尽可能多的衡量标准，但公司越是必须应对众多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它们就越是需要放弃对单一衡量标准的迷恋，改用综合衡量标准。
是时候埋葬股东价值模式了吗？确实，几乎没有人继续支持这种粗暴的模式。将高管们的薪酬与公司股价短期波动挂钩的意愿日益下降，而大量发行公司债券的意愿甚至更低，因为这些债券最终可能会压垮公司，而不是令公司遵循经济学家迈克尔·詹森十分推崇的行为准则。股东价值模式的批评者是正确的，专注于眼前的股东价值将会产生短期主义。如果企来要耗费巨资来发放工人工资，为什么不关闭几个工厂或者减少几个部门呢？批评者的另一个正确观点是，激励机制已经被一连串泡沫—首先抬高股市价格，并最终抬高公司债券市场—所扭曲。这些泡沫意味着，当曲终人散时，许多高管已经为自己捞足了不义之财。
关注短期的股东价值与关注长期的股东价值之间存在关键性区别。如果高管们的薪酬与季度收益挂钩，他们也许会无所不用其极；但是如果他们的薪酬与更长期的指标挂钩，他们还会如此肆意妄为吗？如果他们的奖励与6个月的市场变化挂钩，高管们可能会在适合的地点、适合的时间获得适合的奖励；但如果他们被迫对公司长期负责，那么他们不太可能获得如此丰厚的酬劳。
事实上，许多反对股东价值模式的批评者抱怨的是短期主义而不是股东价值本身。马丁认为，关注客户满意度是提升长期股东价值的最佳途径。纳亚尔基于同样的理由提出“员工第一”的理念。大多数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的拥护者认为，自己推崇的模式有利于包括股东在内的所有人。让工人满意员工才能提供更好的服务，让客户满意有助于打造一家赢利的公司，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你就拥有了一份取悦股东的秘方。
以上观点的问题在于，它可能会失去资本主义的一大优点，那即是明确性。如果公司试图让所有人满意，那么它们最终会让所有人都不满意；如果公司试图用太多的指标来衡量自己的表现，那么它们最终会规避这种艰难决策以确保自己的长期生存。毕竟，要让客户满意，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将你的产品免费送人。
这表明，只要我们避免过于强调短期业绩，就仍然有充分的理由来维持对于股东价值的关注。然而追求价值最大化的高管们仍然需要一个额外的制衡体系来确保他们不会偏离轨道，这样的制衡体系由三方组成：股东、监管者和董事会。
对于企业界日益关注股东价值，最令人震惊的结果是股东权利运动。股东们不满足于坐看高管们以他们的名义自肥，他们想要在治理公司以及规避公司灾难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在拥护股东权利的积极分子看来，股东资本主义的问题不在于它把公司管理的重点从管理者转移到了公司所有者，而是转移得不够充分。
股东权利运动催生了一个新的董事会激进阶层，激进分子开始出现在通常令人昏昏欲睡的年度会议上，并用刁钻的问题猛烈攻击高管。这些激进分子包括一位美国老派绅士罗伯特·蒙克斯（Robert Monks），以及一位不那么有绅士风度的德国经济学家艾克哈特·温格（Eckhart Wenger），他引用德国剧作家席勒（Schiller）的言论来为自己的粗俗风格作辩护：“必须得有人以尽可能粗俗的方式来告诉德国人真相。”但使这场运动真正发挥影响的是机构投资者（大型养老基金以及类似的基金），这些机构投资者开始向公司施加压力，迫使其更好地利用他们的资产。其中最著名的是加州的雇员养老基金—“美国加州公共雇员退休基金”（California Public Employees Retirement System），该基金灵活运用其投资组合，累积公司的大量股权，然后设法迫使公司做出改变。之后，众多其他基金也加入了这场运动。
2002年，一系列丑闻吞没了美国的泰科公司、世界通信公司、环球电讯公司以及安然公司，也导致了对企业的更严格监管。《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是布什时代最不受欢迎的立法。保守派讨厌它是因为他们认为该法案在监管公司方面走得太远。（保守派频频指出，它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首次公开募股市场，然而，事实上，美国在全球首次公开募股市场的份额从1996年开始下降，于2001年触底，并在之后开始反弹。）自由主义者讨厌它是因为他们认为该法案在监管公司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而商务人士的理由是它意味着大量的繁重工作。然而，有足够证据表明，《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有助于保护股东免遭恶意管理者的侵害。哈佛商学院的弗朗索瓦·布罗谢（Francois Brochet）指出，《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在保护企业投资者免遭内幕欺诈方面有着良好的记录：该法案强制企业内部人员和大股东在交易后的两个营业日内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通报其公司股票的变动。这不仅便于小型投资者对内部收购迅速做出反应，还有助于阻止世界上类似玛莎·斯图尔特（Martha Stewart）的人在提前收到坏消息时抛售股票。
《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有助于加速这场公司治理革命，然而即使没有2002年的系列丑闻，这场革命也可能最终会取得胜利。从20世纪90年代起，英国的艾德里安·卡德伯里爵士（Sir Adrian Cadbury）以及美国的内尔·米诺（Nell Minnow）等改革者一直试图颠覆公司漫长午餐和老式领带的舒适旧世界，支持建立基于制衡的新政权，即就权力分配以及执行的规范化进行制衡。董事会会议一度是沉闷无趣的事务，许多董事根本不知道他们要做些什么，因此董事会会议常匆匆敷衍了事。虽然午餐有不限量供应的高档红酒，但董事会普遍认为它们只不过是“一盘鱼上面点缀的香芹 ”而已。
然而，现在这个舒适的旧世界已经消失。博斯公司对世界上最大上市公司的年度调查显示，大多数公司是高度专业化（也是相当沉闷）的地方。现在公司通常会分别划分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的工作：2009年，有不到12%的新任首席执行官兼任董事长，大大低于2002年的48%。与以往相比，公司对董事会的态度更加严肃，它们越来越多地接纳专业及训练有素的新型董事。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股票市场现在都要求公司的大多数董事应该是独立的，目前顶级商学院为董事长定制的课程供不应求。
结果，首席执行官与董事会成员之间的权力平衡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数年前，惠普公司的卡莉·费奥莉娜（Carly Fiorina）等首席执行官因对自身行业一无所知而犯下重大的战略错误，但他们仍然能以强硬的态度压制董事会。如今，如果首席执行官表现不佳，董事会通常会给予严厉批评并解雇他们。一大批首席执行官已经成为董事会的牺牲品，其中包括一些在商业界最有权势的人：维旺迪集团的让–马里·梅西耶、摩根士丹利集团的菲利普·珀塞尔、房利美公司的富兰克林·雷恩斯、迪士尼公司的迈克尔·艾斯纳、波音公司的哈里·斯通塞弗、美国国际集团的汉克·格林伯格。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惠普公司，即使马克·赫德（费奥莉娜的继任者）的业务表现极其出色，公司仍然把他解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