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15年：中世纪的帷幕拉开了。
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5世纪，欧洲经历了最大的剧变。罗马帝国崛起、衰亡，基督教崛起，蛮族崛起，欧洲从古代世界进入中世纪。在大起大落和湍急的转弯时，没有时间过多品评，当历史的小船终于滑入暂时的浅滩，我们终于可以讲更多的故事，作更多的对比。
这一站到伦敦——一个有度的城市。
我们对英国的印象很大一部分是大英帝国。那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在课堂上的时候，当我们讲到工业革命和现代国家从英国开始，通常说的也是那两个世纪——18世纪到19世纪。那是中国与西方拉开差距的世纪，因而也就是集中了最多目光的世纪。我们详尽学习现代化如何突然爆发，学习从文艺复兴到工业化前期有哪些新变革、新技术与新思想，民族国家与中世纪国家有哪些差异。我们的目光集中于时代的断裂，研究全新的东西，却似乎并不怎么研究延续与生长的东西。中国没能够自发进入现代化和现代国家，因而急须了解转变的过程是什么，如何发生。
然而，没有任何新事物是在全新的土壤中诞生的，也没有任何转变仅仅是转变。所有的枝叶都有遥远的根。当两棵树开出的花朵不同，果实不同，高度也不同，通常从阳光与水分的考察中是得不到答案的。如果它们是不同的树，那么历史与根系就已经不同。
现代国家的根源在12世纪已经奠定。
议会：现代化的问题实际上是这样的问题：古代中国没有自动发展成现代模式的“资本主义—民主宪政”国家，那么究竟缺少了什么东西？诚然，这样的现代国家不一定是唯一的方式，但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它是历史最重要的产物之一。和资本主义一样，宪政国家没有在中国自发生长。
我们和欧洲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吗？不完全是。从宋朝开始，资本充足、工人众多的工场就已经开始运营。江南的丝织工场雇佣工人达到千人，矿场达到万人，在工场主手中的资本随利润流动。在于缺少市场经济吗？也不是。中国古代的市场从秦汉时就一直存在，战国时已存在广泛的贸易、富商和市场决定物价的机制，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管子》已经提出了国家调控物价和货币的方法，《史记》则阐述了货物各得其所的市场特征，唐宋之后的雇佣工资也是市场决定的。总体而言，古代有着比较自由的经济环境。
在于缺少一次像样的大革命吗？有道理，但不充分。中国起义造反不能算少，只是起义成功之后都回到前朝的老路，不是起义领袖没有革命的精神，但还是没有突破现存的理念。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家也不算少，极端的王莽改革，大胆的王安石改革，最后都没有“实质的改变”。那么在于新教伦理和儒家思想的区别吗？也许有关系，但肯定不确定。并不是所有基督教国家都能发展出现代宪政国家，即使是新教宗教改革后的地区也有很多仍然按传统模式生活。
现代宪政国家究竟从何而来？
在世界范围看，帝王或国王本身可能并不是关键。世界上仍然有很多国家保留了国王，但仍然迈入了宪政国家的范围。法律系统和行政系统的建立可能也并不是关键，中国古代有系统的成文法律和稳定的公共行政，自战国时代法律就明文公布，但不能归为一个宪政国家。阶级瓦解恐怕同样不是关键，秦汉时期中国贵族已然瓦解，后世的政府是对平民开放的政府，并非阶级政治，可尽管如此，中国仍不算是民主宪政国家。中国的平民参与并非作为国度的主人，而是作为雇佣的工作者。
在对比所有这些差异之后，慢慢有一个因素浮出水面。或许只有它才是差异的关键——议会。议会是民众的代表，是与国王对峙的群体。唯有出现议会，出现议会与国王的对峙，才出现后来的权力界限问题、主权归属问题、立法司法分开问题、民意的地位问题。而所有这些，才引出了宪法与现代政治。
议会是英国的产物，中国的方式是朝廷。议会与王争夺，朝廷与王配合。
议会的诞生比我们想象的早得多。和粗浅理解中不同，并不是工业革命和现代化带来了这样的国家形态，而恰恰相反，正是这已经存在的国家形态推动了工业革命和现代化。
英国的议会大厦在威斯敏斯特，威斯敏斯特是一片区域，包括大教堂、小教堂、塔楼和威斯敏斯特宫。著名的大本钟就是它的钟楼。威斯敏斯特宫始建于11世纪，最早曾是王室所在，但在1512年毁于大火，重建之后成为议会所在地。议会自13世纪起就曾在此议事，皇家法庭也设立于此。
威斯敏斯特建筑庄严，它经历数次灾难，经历大火与二战中的轰炸，经历修复与重建，每每更瑰丽雄奇，气宇轩昂。现在的威斯敏斯特宫是在1834年更猛烈的一场大火之后，由查尔斯·巴里主持重建的新哥特风格建筑，包含协调一致的几个部分，建筑风格威严庄重，成为泰晤士河旁边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每当阳光从终年的阴雨中露出片刻光芒，它金色的墙壁就熠熠生辉，在蓝天下闪耀，密集的墙壁立柱锐利向天，排列整齐，写着严谨、秩序与正直的力量。
威斯敏斯特宫至今仍然是国会工作的场所，上院和下院分别有自己的空间。每年夏天是威斯敏斯特宫开放的时间。这是了解议会工作的绝好机会。庞大复杂的建筑，百余个房间，上上下下的楼梯，上院与下院辩论之所。跟着讲解员走一遍，不仅可以领略建筑风采，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了解国会工作的种种流程。上院的空间由皇家殿堂延续而来，殿堂中悬挂着艺术家创作的有关英国历史的油画。下院辩论的演讲厅比想象中小，古朴狭窄，议员的座位围绕一圈，每个人讲话都可以清楚地传递到厅里的其他角落。讲解员会讲流传百年的轶事，会演示议会怎样用辩论厅外的小亭投票，也会告诉你为什么议会有让人在门外砸门的礼仪。而在所有这一切参观之后，他们可以骄傲地说：我们的议会已经存在800年了。
大宪章：议会与国王的关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故事要从1215年讲起。
1215年的6月15日是一个风雨飘摇的日子。国王约翰在自己的宫中遇到令他焦头烂额的窘境。他被来自全国四方的贵族挟持，非要他签署一份男爵法案不可。法案规定贵族可以决议否决国王的命令，也有剥夺国王王位的权力。对这些苛刻的要求，约翰王极不情愿，但还是被迫在伦敦远郊的一个小岛上签署通过。
约翰为什么被贵族胁迫签下如此苛刻的法案？
这要追溯到约翰的兄长。约翰1199年从兄长的手中接过王位。他从继位之初就麻烦不断，1215年，他面对着几个棘手的问题：一个是继位问题，一个是战争问题，一个是财政问题，而这几个问题都与他的兄长，史上著名的“狮心王”理查有关。
理查是英国最传奇的战斗英雄之一，他曾与法王腓力二世共同发起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为之投入狂热的激情。有人戏称，理查愿意把整个伦敦卖掉以支持十字军。理查年轻英勇，和法王一同亲征，试图率兵夺回被埃及苏丹萨拉丁占领的耶路撒冷，捍卫基督世界的荣誉。战斗虽然没有胜利，但是为基督徒赢得了自由出入耶路撒冷的权利。战斗结束之后，理查在回国途中被俘，转交给神圣罗马帝国亨利四世关押，英国不得不付出重金为他赎身。他回国之后并未停歇，立即发兵攻打法国。
所有这一切带来长久的影响。理查的战争和赎金加重了国内税负，1196年，伦敦人发动起义，抗拒税收。理查长年不在国内，也使得国内贵族势力崛起。25名享有广阔领土的强大的贵族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如同春秋诸侯，可与天子抗衡。
这些问题无不遗留给约翰。理查死后，他传位于约翰，但约翰的继位只被一部分人承认，另一部分人则拥护理查的另一个弟弟之子亚瑟。英国与法国之间的战争仍继续，法国国王公开支持亚瑟，并以此作为否认约翰权力的理由。约翰采用冷酷的手段对付亚瑟，却无法在对外战争中凶狠起来。他在战斗中接连败北。法军攻占了英王家族在诺曼底的大部分领土。约翰不得不继续增加税负，剥夺财产，这给原本已经矛盾重重的国内局势带来更大的压力，引起贵族的不满。在与罗马教皇的斗争失利之后，约翰又为了政治方便与教皇达成妥协。所有这一切，所有约翰的自私和绥靖，都让贵族们有了反对他的理由。
问题到了1215年，变得尖锐而不可解决。贵族将约翰团团围住，对他的肆意而为下了最后的通牒：他不能再肆意征税，而要按照他们规定的权限去做，否则他们有权将他废黜。约翰不愿，但不得不同意。
这份法案就是未来著名的“大宪章”。在这样一个只顾得上利益的混乱时期里，恐怕谁也没想到它会给后来的世界政治带来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