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经济共生体”之外，现有的美元本位制货币体系，由于美国无节制地滥发货币，也已经越来越难以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同，大家不再愿意继续把美元当宝贝一样储备起来了，这是谁都没办法控制的，一场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已经难以避免。从这个角度说，中国进行战略调整，以内需继续拉动经济，也是大气候下的客观要求。
2005年，中国经济由出口导向型向内需导向型转变的调整已经浮出了水面。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则是这一战略性转型开始的标志点。当时会议的焦点是“构建和谐社会”，这是一个更接近于道德范畴的提法。如果从经济角度去分析，就是要将经济模式从积累型转变为消费型，将经济发展策略转变为内需导向型。
围绕这一战略调整，在2006、2007、2008年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相继出台，农民工权益开始受到重视，外企开始增税，中企减税，对出口加工贸易开始实施极为严格的限制政策，重新修订劳动法。据国务院提请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的一份报告显示，2007年，中国消费、投资和出口分别拉动经济增长4.5、4.4和2.5个百分点。
从外资企业的角度看，以上这些并不是什么好消息，汶川地震之后，对比中资企业以及外国政府，在华外资对捐款的热情始终不高，某种程度上就是对这一事实的一种反映——具体捐赠数额我们没必要过多纠缠，但在观察其他某些问题时，这倒确实可以作为一个风向标来用。
从“双防”到“新双防”
在前一节中，耗费了不少笔墨，最终想说明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目前所处的位置，应该是一个介于两种稳定状态之间的一个过渡状态。在观察近期出现的种种问题以及思考如何应对这些问题的时候，都应该首先考虑到这一点。所谓“过渡状态”，即不是常态，面对其间所出现的问题，就不能继续沿用常态之下形成的习惯性思维。“过渡状态”最后的终点，应该是另一个更高层次的稳定状态，如何达到这一目标，则是此时解决一切问题的基本准则。
把这个说法套到前一节的经济话题上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着出口、房地产两大最终需求，我们的经济曾一度保持着一种相对较为稳定的运行状态，但是，这一状态不可能无限制地循环下去。
随着全球性经济衰退的到来，维系这种运行的外部环境必然要发生改变。新一轮全球化浪潮中，一个最重要的矛盾就是“南北矛盾”，发达国家追求的仅是把世界上的资源纳入到全球化的大生产中，而要把其他国家的人民排除在外。如果中国仅仅满足于通过低端制造业赚取顺差的话，那纳入到那个体系中的就仅仅是我们的土地、矿产以及人力等资源。而中国人实质上是被排斥在体系之外的，这显然是极不合理的。因此，中国不能一直做资源型国家，必须要在世界产业分工中谋求更高的位置，中国的人力成本也不应该永远都是廉价的。
中国经济在经过现在这样一个“过渡状态”之后，目前处理经济问题的基本着眼点到此便清晰了——保证产业升级，建立起一套以国内消费为最终需求的新的经济循环模式。由此我们就可以继续去思考一个更加具体的问题——2007年下半年之后的通胀问题。
一直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一个很有趣的特点——有经验，无理论。改革以来，中国经济所面对的问题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任何现成的理论，高层也没有出现一个戈尔巴乔夫式的“理论家”，给中国“造”一套理论出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在不断地“试验—修正—再试验—再修正”无限循环中搞起来的，即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在一个局部，封闭式地推行某一政策，搞好了就推广，搞不好则立刻可以叫停、重来，这在其他国家是难以想象的。这样一来，效果很快就表现出来了，没有“理论”，也就没有定势思维的束缚，现成的经济理论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其实就是“解释”。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稳定运行的经济循环模式逐步地建立了起来，在这个过程中，高层对经济的调控也越来越显得“专业化”，政府决策中“试”的成分开始减少了，在具体操作中，理论性的东西开始在决策中起到指导性的作用。而决策的核心，则从摸索发展道路过渡为维持既有体系的正常运行。这一转变，保证了经济运行的稳定性，但也产生了一个问题：当面对常态之外的情况时，人们往往会陷入习惯性的思维定势之中。
自2007年开始，对中国人而言，最热门的经济词汇便是“通胀”和“双防”。
2007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宏观经济工作提出了“双防”目标，即“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这一提法的实质，是以压制通货膨胀作为经济决策的基本着眼点。
“双防”的提出，给我们的感觉更像是一种基于常态思维而作出的决策。在教科书中，经济调整就是围绕着“均衡”来做文章。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在这几百年中经过几次大的质变，已经处于一种稳定运行的状态了。简单地讲，现代宏观经济调控就是通过调节银行利率、汇率、政府开支等手段，实现低通胀、高就业、高经济增长的目标，这其中量化操作的指标有上百个，其实质就是维系经济循环的稳定性。基于此，长久以来，西方经济学界一直把通货膨胀当做国家经济最核心的问题之一，而这也是国内多数专业学者的共识——从书本理论上说这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这种书本理论在大前提上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中国是处于两个稳定状态之间的过渡阶段，整个世界事实上也都处于一种不稳定的过渡状态，因此直接拿书本理论往上套是不合适的。当然，我们不能说把“双防”作为工作核心就是错误的，很多问题若非站在操作者的角度上，就很难看清楚事情的全貌，如果是作为短期决策，避免几个问题在同一时间段集中爆发，这是无可厚非的。但从方向上看，一味简单地压制通胀，和大方向是不一致的。
打个比方：对国民经济而言，货币的作用就类似于血液，而金融体系就相当于身体的循环系统。一个人，从婴儿到成年，随着身体的不断长大，血液量也是在不断增加的。同样的道理，一国经济从低端产业升级到高端的过程中，货币量自然是要增加的，现在的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阶段都出现过这种性质的通胀，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价格上涨也属于这个原因。以压制通胀为目标，限制货币量，根本上说是本末倒置。从大环境上说，依照货币经济学的理论来消除通胀，最终也是无法实现的。这里所说的大环境，是指以美元为主导的国家货币体系，让我们简单说一下：
战后，美元拥有了绝对的国际储备和国际交易地位，而由于资本的逐利性，美国并不会主动地约束自己，因此其贸易赤字和预算赤字一路持续下去。
美元不断滥发导致国际美元的泛滥，过剩的美元首先使得资产市场，即股市、楼市不断抬高价格，全球性通胀便由此开始。
资产市场的杠杆作用过于巨大，导致市值远远超过实际存在的货币总量。此时总会有一些“聪明”的投资者意识到情况异常，于是开始兑现，由此便引发了兑现危机——在资产市场货币发生相对短缺，导致投资者竞相压价争取兑现，然后逃离市场。
资产市场的兑现危机导致金融市场的紊乱，这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次级按揭危机的爆发，这导致金融市场交易的快速萎缩；金融市场的快速萎缩导致金融业互相拆借的停滞——借用前面的比喻，就是“血液流动”不再进行了，这就使得作为“肌体”的实体经济缺少由融资带来的交易，由此实体经济也开始萎缩。
由于实体经济的萎缩和金融市场的停滞（表现为流动性骤减），迫使美联储在最近一段时期多次采取减息和注资等手段来救市，这就又进一步加剧了美元的泛滥。因此之前放出的所谓“危机已经过去”的消息，更多的是一种导向性的言论，说到底，美联储所走的就是“空间换时间”的路数，仅是延后了危机而已。
与此同时，国际泛滥的资金在资产市场的兑现危机中采取规避策略，转而到其他领域牟利，其中最主要的是非资产市场的期货和现货，于是大量资金把一些基本商品的价格大肆抬高。
2007年下半年以来，国内通货膨胀的源头正在于此，即本轮通胀的实质是“输入性通胀”[ 指由于国外商品或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引起国内物价的持续上涨现象（汇率所致）。输入型通货膨胀与开放经济有密切的关系，开放的程度越大，发生的概率越大。
]，在国内市场紧缩货币流通量，压缩贷款并不能限制美元的滥发，相反这会给国内的企业制造困难；而人民币升值，理论上可以和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形成对冲，但现实中全然不是这么一回事。目前原材料市场最大的买家之一就是中国，你这边升值，卖方完全可以跟着提价；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反倒刺激了国际游资进一步涌入，进行套利。人民币2005年7月份以来升值达20%，而国内通胀压力并未缓解，原因便在于此。更直接的价格管制同样没有效果，伴随着原材料价格的不断攀升，国家补贴石化等企业，维持市场价格，在目前以出口导向型为主的经济形态下，最终等于是补贴了外国人，而这种管制在时间上显然是不能无限延长的，这就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而由此而来的囤积等投机行为反倒进一步扰乱了经济运行。
不难看出，一味地按照货币经济学原理来压制通胀是不现实的，而会适得其反，经济增长反而会放缓，导致产业升级延后，愈是紧缩，愈是推迟“稳定状态”的到来，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就会因此而增加。
国务院印发的《2008年工作要点》中提出，“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方面，既要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又要防止经济下滑，避免大的起落”，这就是所谓的“新双防”，这是官方首次对“双防”目标的修正，其实质是，决策的基本着眼点开始重新定位于“增长”。此外，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08）》中同样强调了要“防止经济结构不合理产生的风险”，“推动产业升级仍是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这些，可以作为对我们上面论述的验证。
调整思路——输出通胀
以“双防”为终极目标来看待中国经济，给人带来的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前景的不确定性，一方面在收紧流动性，另一方面CPI却始终下不来，之前明确提出4.8%的过多的控制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更加剧了人们心里的不安。当我们不再执著于压缩通胀数据，会发现原本不明晰的局面豁然间变得简单、明了起来。
首先，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不错：外汇储备1.52万亿美元，顺差2622亿美元，外债中短期债务所占比例又不高：中国外债偿债率为1.98%，债务率为27.84%，负债率为11.52%，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的比为14.40%，均在国际标准安全线之内，再加上外汇严管，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皮糙肉厚”，因此国际支付不会出现问题；原材料价格上涨的确让人很难受，但也仅仅是难受而已，其他国家的制造业所面临的是伤筋动骨；政府仍旧是强势政府，2007年财政收入高达5.13万亿人民币，行动力不存在大问题，想干的事情基本都干得成；股市下挫达六成，的确引人瞩目，但是资本市场在中国终归就是个摸索阶段，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不大；粮食基本可以自给，在粮食危机席卷全球的今天，凭这条至少就可以做到独善其身；关于社会稳定性问题，海外多年以来一直在“唱衰”，但经历了火炬传递、“5·12”震灾之后，可以看出这种说法就是一个笑话，相反一系列的天灾人祸增强了中国的内部凝聚力。
基本面良好，就表明后面的游戏中国就还有得玩，仅这一条，中国在2008年就与不少国家拉开距离。当然，问题依旧存在——不把压制通胀作为基本着眼点，不等于说无视“通胀”的存在。但正因为中国还“有得玩”，所以我们才有资格思考这些问题。
2008年的根本目标，即推导产业升级，提升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而最为直接的评价标准是什么呢？从我的角度看，应该是看“控制力”——2008年的战略调整，说到底是顺势而为，对各项指标、指数，不在于压制，而在于保证其发展和变化始终是可控的，以此保障各方面变化的节奏彼此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