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到通胀问题上，前边已经说到，在中国产业升级的大环境下，货币量加大，短期出现通胀是必然的情况，所以我们所要做的应该是顺势而为。目前通胀的根源在于输入型流通性过剩，这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对通胀缺乏控制力。外国人用美元买中国产品，美元涌入，然后我们被动地去印人民币，导致国内市场流动性过剩，通胀的源头在国外，无法控制节奏。所以，最终还是需要国家转变思路，主动地向市场增加货币投放，把通胀的节奏掌握在政府手里，其他方面就容易配合，让“肌体”的生长和“血量”的增加保持基本一致，在保证通胀可控的情况下，实现经济与国民收入同步增长，老百姓生活因通胀所受到影响会比现在要小很多。
事实上，国家也是朝这个方向调整的。2008年4月银行放贷就用掉了二季度的计划额度的一半，增量与往年比并无太多差别，这就说明对“货币从紧”政策在当时国家就已经有了新的考虑。之后，也结束了对原材料价格的管制。
从产业升级角度说，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理应更“值钱”，这不等于说人民币就一定应该更“值钱”。从最终效果上说，通胀和升值的效果是一样的，都将提高出口产品的价格，也就是使得中国人的劳动力更值钱。
而相比人民币升值，通胀更具有可控性：因为通货膨胀有结构性问题，比如农产品价格提高，农民收入就跟着提高，购买力就增强，也就扩大了内需，但与此同时，生活成本提高，又会导致工资提高。因此，在通胀可控的前提下，由出口所带来的利益会在产业链上得到更均衡的分配。
同时，增加货币量，在出口过程中还将把通胀向外输出，从而加速世界经济的衰退，这个过程对中国政府而言，同样是可控的——这就是前面所提的“应势而为”。从产业升级的角度上讲，这种衰退将带来一系列的好处——企业的运作，在景气时期应该尽可能地赚钱，而在衰退阶段，只要自身不出问题，就应该实施扩张。国家同样如此，美国的崛起便是一个最具说服力的例子。
经济的衰退将迫使一些制造业技术先进但总体经济实力不是很强的国家，例如西欧等国，降低技术转让的门槛，向外转移某些高端产业；经济衰退还将使得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地区有求于中国，越南、韩国等先后向中国示好，道理就在于此。一个中国所主导的区域经济圈将会在这个过程中加速形成。
以越南为例，越南面临着严重的贸易逆差、外债数额巨大等问题，外债总额已经超过其外汇储备，外贸逆差全靠资本项目的顺差来填补，一旦外资流入速度放慢，越南的外汇储备会迅速耗尽，将无法应付下一轮的国家支付。
由此便促成了越共总书记农德孟于2008年5月30日至6月2日对华正式友好访问，从其间所签署的《中越联合声明》[ 2006年11月，中国和越南在河内发表的《中越联合声明》是两国进一步发展友好关系的基础。目前，双方正在积极落实已签署的各项合作文件和达成的共识，抓好重大合作项目的实施，全面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使中越睦邻友好与全面合作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
]中不难看出中方的收获。当然，更确切地说是双方实现了双赢，对越方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在于签订了《中国向越南提供优惠贷款和出口买方信贷等有关经贸合作协议》。相应地，声明中还包含如下内容：
“抓紧商签并实施《中越经贸合作五年发展规划》，确定重点合作领域和项目”；“加强在多农铝矿、‘两廊一圈’框架内项目和其他重大项目上的合作”；“双方对陆地边界勘界工作基本完成表示满意，同意进一步密切配合，积极解决剩余问题，切实加快工作进度，确保如期实现今年内完成陆地边界全线勘界立碑工作的目标，并早日签署新的边界管理制度文件”；“继续落实好《北部湾划界协定》和《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做好共同渔区联合检查和渔业资源联合调查及海军联合巡逻工作；加快落实《北部湾协议区油气合作框架协议》，力争跨界油气勘采合作早出实质成果；维护正常的渔业生产秩序，积极开展北部湾渔业、环保、海上搜救等方面的合作”；“稳步推进北部湾湾口外海域划界谈判并积极商谈该海域的共同开发问题，早日启动该海域共同考察。双方同意恪守两国高层有关共识，共同维护南海局势稳定，保持海上问题谈判机制”。
这背后的利益损益，到此也就无须多言。
得人心者得天下
上边这个题目和经济似乎扯不上什么关系，然而，这的确是一条最原始、最基本的经济原理，早在1949年前后，中国人就曾多次见证了它在实践中发挥的巨大作用。
在对现代经济、金融的理解上，当时的国民党绝对强过“从山沟里走出来的”共产党人。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从小接受西式教育，连政府公文都必须要翻译成英文给他看，对发端于西方的现代经济的概念自然不会陌生；蒋介石本人，年轻时在上海炒股票小发了一笔，后来军阀混战中他惯用的手段就是重金收买对方要员，期间江浙财团对其帮助极大，总和有钱人打交道，对经济、金融相关的事务自然也不会陌生。
而就是这么一群对经济极为“精通”的人，把一党、一人之私凌驾于人民之上，最终，把现代经济、金融在中国的首次实践变成了狂印金圆券，用来打内战，制造通货膨胀——导致了金融体系崩溃，变成了一个巧取豪夺毁灭财富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创造财富过程。最后，这群人被人民干净利落地踢到了台湾岛上去了。由此看来，中国共产党能在短短28年内由弱到强、直至夺取全国政权，既是奇迹，又不是奇迹。
中国两千年积累的巨额真金白银被帝国主义抢光了，日本又在中国烧杀十几年，最后国民党蒋介石又将所剩的黄金、美钞悉数卷走逃跑，说新中国“一穷二白”一点不夸张。从现代金融的角度来看，1949年的新中国等于要从农业社会从头开始，做无本生意。
然而后面历史的发展完完全全跳出了一般的经济学原理。首先是人民币的发行。纸币发行的关键，就是民众的信心，在那个时代，民众对钞票最初的信心，来源于发行机构对“本金”兑换权利的保证——这个“本金”是指金银。把钞票发出去，如果没有“本金”，即使有足够的物资，理论上也是不行的——这不是什么通货膨胀之类的问题，而是货币体系要崩溃。如果民众没有信心，纸币是很容易垮台的。1949年建国时，“一穷二白”，哪里来的“本金”啊，可是人民币就是顺利发行了。没办法，老百姓就是相信党中央，就是相信毛主席，民众对货币信心的建立完全跳出了一般的“经济原理”；之后，海外华人纷纷抛弃舒适的生活，回国参加建设。用我们前面的话讲，就是“看多”中国，由于新中国的政治清明，一场朝鲜战争打出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
我们并不是在这里鼓吹“精神万能”，而是要说，公众心理的确是现代经济中一个极为重要又非常特殊的因素。现代经济，很多时候就是在“玩”心理。正如前面提到的货币发行中的“本金”，其作用就在于让人获得某种心理安全感。股市中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股市最大的价值在于给企业一个高效率的吸纳社会闲散资金的平台，而对单独的股民来说，在其中所获得的其实主要是心理上、财富上的满足感——真正把股票变现的只是极少数人。财富感和使用价值没有直接的关系，现在很多富裕起来的人愿意额外多买几套房子，不一定是为了炒房，从使用价值上说也不是必需的，主要就是为了获得一种财富上的满足感，本质上这和过去牧区的牧民把羊皮当做财富象征收藏起来并没有什么区别；金融界那句名言“一件事情，如果很多人相信它会发生，那它就一定会发生”，玩的就是公众心理。
心理因素并非像其他因素那样可以通过经济调控手段去实施“精确”的控制，其变化的诱因不一定就是经济范畴内的变化，建国初期那段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现代经济中，人同样是需要精神力量的。
2008年以来，中国人经历了太多的磨难，从雪灾到火炬传递受阻，再到汶川大地震，中国人的凝聚力一步步达到高峰，那种久违了的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又出现了，老百姓关注灾区，向灾区捐款，自发在天安门广场为四川加油……这些都是不掺杂任何虚假的，这些事件意义深远，对整个社会的精神状态大有裨益。
回到经济调整问题上来说，做个不恰当的比喻：2008年的中国经济就像一只正在蜕壳的螃蟹——随着身体的长大，螃蟹必须要蜕掉旧壳，重新长出新壳，而中间的这段时间，软壳蟹是最易遭受到伤害的。中国经济在调整中，同样也会把自己柔弱的一面暴露出来，这一面就是我们在“大势”一节中提到的老百姓的“怨气”，正是由于这股怨气的存在，国家对通胀必须分外小心地来对待——通胀本身的影响实际是有限的，由于消费品价格上涨而生活不下去的人毕竟是少数，这些人可以依靠社会福利、救济体系来平衡，但通胀引发的公众心理恐慌却会把危害成倍地放大，老百姓会对经济前景缺乏信心，大型的投资机构同样会受到影响，股市短期投机占主流，价值投资无法获得信任，在这种急功近利的氛围下，中国的资本市场是难以稳定发展的。
由于要考虑老百姓对通胀的心理感受，政府在决策上就不自主的要过分关注通胀，很多本来合理的措施就放不开步子去实施。而越是如此，调整就越显得不得力，老百姓对国家的不信任感就越强，国家和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就建立不起来。
“5·12”地震后，政府良好的表现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契机。政府对救灾全力以赴，对灾情和救灾工作高度透明，使得老百姓对国家的心理预期再次提高了，增强了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感。这种心理预期的改善对今后的经济调整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这是国家必须要重视的，所谓“多难兴邦”，诚哉斯言。
有中国特色的“信贷危机”
当事物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一种比较稳定的状态时，置身其中的人就容易形成一种思维上的“惯性”。
我们每天所面对的都是一些很具体的问题，在稳定状态中，解决问题的方式也是稳定的，此时以往的经验就会变成理所应当的“理论”。而一旦稳定状态被打破，当事者就会因为这种思维惯性而感到混乱、手足无措。此时，我们最容易忽略掉的是两样东西——事物的宏观层面以及事物的本源。
我们的话题依旧围绕经济展开。某种程度上说，现在的全球经济危机是一件好事：一场次贷危机，打破了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神话，那些劝说政府对经济放任自流、指责中国政府当年干预香港股市等诸如此类的声音明显少了。欧美国家的政府好像都得了健忘症，争先恐后地搞政府干预；东欧主权债务泡沫即将被挤破，西式民主政治的神话也破碎了；更早一些时候开始，各路人马纷纷劝说中国多买美国债券来拯救世界经济；同样是健忘症的缘故，偌大一个民主模范——印度，在这个时候被所有人遗忘了。
总而言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有了这样一个冷静思考的环境，这一次我们把目光转到国内，认认真真地来思考事情。我们需要搞清楚三个问题——现在发生了什么？该怎么办？下一步怎么走？
所谓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其运转的核心实际是“信贷”，信用扩张所带来的不一定就是实物生产的扩大，比如20世纪日本的泡沫经济、中国香港的转口贸易。当然，最大的一块还是美国搞出来的“虚拟经济”，都是被大量的“创造”出的借贷“关系”——从银行贷款去炒地皮，去盘货倒卖，去消费，实物生产不增反减。
简单点儿说，这套体系要正常运转，钱必须要流动起来，这是问题的核心。这轮经济危机之于美国，真正可怕的不是那点儿坏账，而是由于丧失信心，大家一起搞清欠，搞“现金为王”。商业银行间同行拆借利率远高于美联储的目标利率，资本市场大量资金转向短期国债。一句话，钱流动不了，经济趋于停摆。
说到“资本主义”这个词，有人自然就要联想到“社会主义”。在计划经济时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本源界限是非常清晰的。从搞经济的目的来说，资本家盯着的是利润，而社会主义国家的着眼点是生产和消费，从这一点上说，社会主义肯定是要比资本主义进步的，因为它的经济活动的着眼点更能保障人类生存发展的真正需要。战后，包括我国在内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搞经济一般都是做若干个“五年计划”。归结起来搞经济就是在搞生产，货币在这其中的作用就是政府发给老百姓的物资分配凭证，本质上和我们过去的粮票、布票是一样的性质，只不过这个是“通用”的，这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货币显然是两码事。
让这个界限变得混乱的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引入了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从表象上来看，中国的经济运行比之西方国家还真看不出什么区别，老百姓都在上班、失业、找工作、开公司、作投资、消费，学者和媒体口中也都是一样的经济词汇，而且很多时候中国人看起来比那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还要像“资本主义”，就是闷头搞经济，绝少提及什么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之类的话题，所以坊间才会有那个“开着左转向灯往右转”的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