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政府消费＋居民消费＋投资＋净出口。政府2008年财政预算支出比前一年增加22.6%，合理假设各月份的增长是一致的，９月份政府支出增加22%，除去平减指数应有17%~18%以上的实际增长，政府消费没有问题；9月份消费增长23.6%，通胀是4.6%，消费实际增长18%~19%，居民消费没有出问题；再看净出口，当月外贸顺差293亿美元，创历史最高纪录，比2007年同期增长22.5%，进口同比增长21.3%，出口同比增长21.5%。人民币汇率９月15日是6.84，2007年是7.52，得出贸易顺差人民币值2008年是2004亿，2007年是1798亿，增长11.4%，减去平减指数增长大概是7%，比GDP增长数字少两个百分点，中国GDP中外贸贡献比例大概是10%以下，９月份GDP是2万多亿，其中顺差是2004亿，比例差不多还是9%~10%，所以9月份的GDP减速和外贸关系也不大。我不是说外贸不会受“金融海啸”影响，而是不会那么快，不可能9月中旬欧美出现金融危机，当月就传递到中国。问题其实在投资上，而投资下降的原因，则是因为政府在搞紧缩。
前面我们也说过了欧美的金融危机爆发机理，他们的金融危机所引发的连锁反应，导致了其国内出现紧缩，进而使欧美金融机构从发展中国家撤资回本土。而这又使得如印度、韩国这些依赖外资的发展中国家被动地出现了紧缩。这些国家还不敢多印钞票，印了就造成本币贬值，不印本国企业就会出现资金断链。中国的情况和他们不同，我们是自己宏调搞出来的紧缩。从好的方面看，其实主动权还在自己手里，所以中国的情况要比其他国家乐观得多。
内需经济是王道
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走的是一种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按照“比较优势”原理，从低端的纺织业做起，以此获得启动资金，再进一步把钱投到基建和产业升级里去，最终形成了“获利—基础建设投入增加—进一步产业升级—再次增加基础建设投入”这样一个“以战养战”的良性循环。到2005年以后，以中国自身的工业力量为基础的贸易模式基本可以独立完成“出口换汇—购买原材料和技术设备—再扩大出口”这一循环过程，中资开始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外资对中国经济的意义至此有了一个质的改变。
同时，这种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边际效应也开始迅速地减弱。从产业升级上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从过去以轻工业主导已经逐步过渡到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阶段，而西方国家对高端技术的输出都有着严格的限制，高端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居于其经济发展的核心位置。如此一来，除了农产品和大飞机之外，中国值得买又能买得到的东西开始变得越来越少了。从搞生产的角度说，出口导向型经济和超额的外汇储备对产业提升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而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政府真正在意的恰恰是“综合国力”，并不是这些数字。
而从民心的角度来说，有一些问题也并非靠经济增长可以解决的。实事求是地说，很长一段时间里，政府决策其实一直是一种“纯经济”思维。而以单纯的经济学视角来看，对道义上的是“非善恶”又是无法判断的，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从物质上讲，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对比十几年前甚至几年前，都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老百姓在心理上并未获得太多的安全感，相反，种种现实中的现象，愈发使人感到不安。这种情形下，人性中不好的那一面就比较容易表现出来，这就又进一步使人缺乏安全感，久而久之社会上就积蓄了很多的怨气。加之这十几年里“官”与“民”之间确实沉淀下不少矛盾，一旦出现问题，负面影响就很容易在人的心理上被放大。因此就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中国经济一路高唱凯歌，另一方面国内确实存在不少悲观情绪，唱衰中国的调子也有人愿意听。这种情况下，再去牺牲环境、牺牲社会公平道德来发展经济就很不合算也不合理，这就需要政府去“还富于民”：拉动国内消费、改善社会福利、以“幸福指数”来替代GDP。总之，要给老百姓建立起一个良好的心理预期。
在此背景下，到2005年，中国经济由出口导向型向内需导向型转变的时机已经到来。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就是这一战略性转型开始的标志。当时会议的焦点是“构建和谐社会”，这是一个更接近于道德范畴的提法。如果从经济角度去分析，就是要将经济模式从积累型转变为消费型，将经济发展策略转变为内需导向型，这是一个大趋势。
而按照建行董事长郭树清的话说，中国经济原本就是内需经济。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有过这样一段话，“……因为中国经济实际上是一个内需为主的经济。如果不是内需为主，中国的生产怎么可能那么多、那么快呢？我们对能源的消费量很高，对食品、粮食的消费量肯定都是全球第一位的，我国被称为‘世界工厂'，生产的衣服75%都是自己消费，我们的住房每年以12%~13%的速度增长，私人汽车数量以30%的速度增长，同时交通、通讯增长也很快，无论衣食住行，中国的消费增长都是很快的，剩下的教育、医疗、公共服务也会跟上来，中国的增长是高速需求推动的。”
引用这么一大段话要说明的就是，中国有着庞大的内需市场。有朝一日，如果因为某种原因，我们需要封闭起来“自力更生”，那经济要运转起来，形成一个封闭的循环体系应该没有多大问题，生产力、资源、市场这三样在国内都可以解决。能做到这一点的除了中国，世界上也就只有美国一家了。印度和俄罗斯看着也像大国，但前者没有自己的制造业，后者人口数量不足，所以他们都做不来。
到此，问题还不能算是说清楚了，内需能否真正被释放出来？如何启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确实是国家要面对的问题。2005年以来，媒体上就一直在喊要扩大内需，以内需来拉动经济。但事情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如果宣传得很多，往往就意味着不足。事实情况是，我们每年仍有上千亿的顺差进来，银行储蓄仍是居高不下。地方政府也在宣传“内需经济”，但实际搞的主要还是招商引资、卖地搞房地产。如果理想主义一点，你可以说是地方政府短视、不听话，比这更邪乎的说法网络上也不少。但回到现实里，从具体操作者的角度看，这里有太多的现实利益，政府的财政收入，社会上的就业机会，这两点就足够让你不好下决心了。
中央政府确实做了不少事情：对一些低端的外资企业开始限制，关停一批高耗能、高污染企业，修订《新劳动法》，保障农民工权益，免除农业税等。但这只是在外围，还有一个“核心区”——医疗、住房、教育，也就是老百姓说的“新三座大山”。在这个问题上要面对的是：医疗、教育行业的相关人员、房地产商、地方政府、老百姓，整个一场混战，各路媒体，几方公开对立的声音这几年已经不新鲜了。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第一，不要太理想主义，否则会把自己气死。在上一篇文章里曾说过，利益集团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在这个世界的任何地方，政府都需要认真去考虑，区别就是考虑得多与少的问题。第二，还必须看清楚，在中国的经济模式下，终归是利益集团依附政府，老百姓的利益归根到底也是依附于政府，这和资本主义国家不一样，他们的政府和老百姓都是给几个超级富豪打工。任何政府稳定存在的根基，在于占大多数的人民群众的支持，可是真正能做到主动平衡各方利益的只有中国政府，当然这也需要一个合适的外部环境。
这轮经济危机也可以说是件好事，因为它客观上可以促进中国进行经济调整。过去顾忌太多：就业、地方财政，抑制过热，抑制内需，不敢放松汇率，还有一些学者鼓噪，一个人民币升值就仿佛成了中国的生死劫，中美历次谈判都叫人提心吊胆，美方利用这个问题在金融方面占了很多便宜，好在这场金融海啸来得早，如果晚几年爆发，情况还真不好说，光顾着顾忌这些，那能做的就只能是抑制基建投资，控制项目审批，提高利率准备金率和收紧银根，“双防”走的也是这个路数。长远来讲这些和发展生产这个大方向其实是相悖的。现在好了，西方经济衰退，庞大的外需大幅缩水了，直接断了念想，反倒没什么可顾忌的了。同样的道理，过去黑心地产商鼓吹搞城市贫民区，现在也搞不成了。当然，这不是说政府就是只顾眼前利益、优柔寡断，政府决策必须考虑利益集团，因为他们手中有就业、税收这些和你进行利益博弈的筹码，现在一场经济海啸把这些筹码都收回去了，博弈变成了求助，问题也就随之简单化了。总之，这场经济危机对理顺关系、下决心，是很有帮助的。
下一步要做的，就是从此前的抑制内需转到扩大内需上来，要建立起一套新的、稳定的经济循环体系，从大方向上说，这种做法才是顺势而为。之后，中国经济应该会重新进入一个上行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