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计划经济变革到市场经济，这个很好理解。计划经济在当时有两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其一是参与者没有竞争压力，压力来自于上级的指令；其二是人民需求无法真实地反馈到经济计划里去，做出来的计划，依据不是来自于市场，而是来自高层管理者的头脑，当然，政府可以深入到基层详细调研，但是信息的搜集、汇总、整理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期间的需求变化还是无法真实反映。调查粗略了反映不了真实的情况；调查细致了，时间周期过长，还是反映不了真实的情况。这弄成了一个悖论，结果就是“资源配置失效”，为什么说单纯的计划经济模式走不通，道理就在此。在当时信息技术滞后，消费与生产之间的信息反馈存在时间差的情况下，市场经济是优化资源配置最现实的手段。
但是，就经济建设的着眼点而言，改革开放30年以来其实并没有变，还是着眼于发展生产，和建国头30年是一样的，习惯上每年的总结类文献总还是要提及某些方面的年产量达到多少多少，居世界第几，而且现在这里面的第一越来越多，所以这个“第几”提及的也越来越少了。这一点仍旧和资本主义国家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目的没有变，变的是实现目的的手段。我没有资格给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下定义，但是，这的确是中国和传统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一大区别。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欧剧变使得一批东欧国家同样放弃了计划经济，同时他们的经济发展着眼点也变了。像俄罗斯的寡头经济，最后幸存下来的产业就是能源、传媒之类的，都是短期利润很高的那种，真正搞生产的企业都悉数倒闭了。可见，我们和他们是不一样的。
改革之前，现在意义上的银行体系在中国是不存在的，当时全国就一家银行——中国人民银行，业务非常简单，主要就是存取。直到20世纪80年代，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才陆续成立，现代银行体系才开始建立。因为计划经济不行，所以要市场经济，那就有一个驱动力问题。市场经济的驱动力只能是“钱”，搞经济就要让参与者能赚到钱；搞生产也需要钱，而且是市场定价的——这就需要信贷，生产一扩大，伴随的就是信用扩张。
简单总结一下就是：中国经济活动的核心从1949年起至今，其实一直是没有变化的，就是搞生产，而在实际操作中，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这样一个途径。所以从表象上看，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似乎没有什么区别，都是搞“信贷”，让“钱”流动起来。
对资本家而言，只要“钱”能“流”起来，赚到利润，那就万事大吉了，能绕开生产环节直接“钱生钱”那最好不过。但在中国不是，政府的着眼点还在实物生产上，“钱”的“流动”只是手段。
注意，在我上面的话里，出现了两个不同的主语，“资本家”和“政府”。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是给富人、给银行家打工的，像上一届美国政府，内政上就是一个信贷管理员的角色，而资本家们的利益诉求就是要赚钱；中国主要的大银行都是政府搞的，银行也要盈利，但这是行政的要求，如果哪一天不要求了，银行系统肯定没意见——那就轻松了。
从经济运行的结构上说，除了借贷的企业和个人之外，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体系中，最大的债务人就是政府。政府要起的作用就是要立足于消费，通过发国债吸收来自市场的货币，然后再花出去，而政府借债的多少就成了短期内调节市场货币流通量的一个重要手段。如此一来，这些国家政府的行动力相对而言都不会很强。发达国家的政府能提高福利，能造航空母舰，总之能做不少事情，主要还是因为经济基数大，通过高税收手里能有一些资源。换成同样体制的发展中国家政府，那就只能起到基本的维持作用，基数在那摆着，收不到多少税，能维持政府的基本运转已经很不错了。这样的政府，除了搞腐败，也就真没什么能做的了。
而中国的情况不是这样，在中国的经济体系中，政府同时主导着消费和投资，对经济运行拥有很强的控制力，几个“超级现金牛”都由国家掌握。所以中国政府的行动力和人均GDP的关系，绝对不能拿其他国家的情况来套，如果要算人均GDP，中国在发展中国家里根本不算什么，可是在世界上，谁都知道和中国政府打交道需要像对待发达国家那样，而到现在，多数人都发现需要把中美放到一块儿来考虑问题。
以实物生产为核心加上政府对经济的高度控制，这两者现在看来是相辅相成的。GDP、增长率这些数据被媒体炒上了天，但对全局而言那些都是虚的，政府真正在意的是综合国力，其他的在中央眼里都只是一个数字而已。而对个人而言则不然，俗话说“断头生意有人做，赔本买卖无人瞧”。资本的逐利性，总会使私人资本在趋势上更容易流向赚钱效率更高的“虚拟经济”，西方发达国家如此，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在90年代进行高度自由化的经济改革之后，资本同样是流向了金融领域而极少进入实物生产领域。明摆着大量的失业人口在那里，又有大量的事情可以做，可是资本家就是不动。国内这种情况也不新鲜，此轮危机之前，很多民营企业在小富以后，也都把资金抽出去搞“钱生钱”，如今倒闭了，也是市场本身对他们的报应。此轮危机中中国政府对民营企业的帮扶也应该有选择，要救就该救那些老实搞生产，为社会不断创造就业机会的企业。
即使是做事，也是这个问题，你必须得保证资本家赚到钱。2008年南方冻灾，有不少声音质疑我们的电力设施基础建设，事实上，那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输电线路多数采用的都是树状结构，尤其是美国的电力设施，在西方口碑一直不佳。而我们主要是环状拓扑结构[ 这一概念原本来自计算机网络领域，这里属于借用。通过电缆把每台PC机连接起来，数据沿着环依次通过每台PC直接到达目的地，在环行结构中每台PC都与另两台PC相连，个别节点如果出现问题，不会连带使整个网络崩溃。我国的电网结构，与之非常相似，同样具有很高的冗余度。
]，发达地区甚至是双环状结构。简单说，那种倒一根高压电杆黑一大批乃至黑一个州的事情在我们这里不会出现，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我们除了具有后发优势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私人资本的电力公司会为成本考虑而牺牲掉这部分公共利益。类似的，让一家私人资本的铁路公司去搞青藏铁路也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这种工程它赚不到钱。
到此让我们再梳理一下：中国经济其实一直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运转的，其核心在于实物生产的扩张和提升，信用体系服务于这个核心，同样是由政府高度控制的。换句话说，中央政府对信用体系的掌控程度实际比实物生产领域还高，实物生产中还存在地方政府和中央是否合拍的问题，可信用体系完全取决于中央决策。
从宏观角度来看中国金融市场的变化，起决定作用的是政府的决策。平时和资本主义国家看着很像，各种走势看着也有同样的规律可循，但其实这都是“虚拟”的，除非自我放弃既有的优势特性，否则在中国很难出现通常意义上的信贷危机。在中国如果有谁要做投资，那么最具参考价值的其实应该是《人民日报》和《新闻联播》，它们不能明白的、直接地告诉你下一步会是什么情况，但是这类媒体是政府的“表情”，所反映的是政府的想法，这是题外话。
还会有一种情况，就是政府要搞宏观调控，如果动作极猛、力度极大，那么在表象上看就会很像一场信贷危机。在上面“多难兴邦”一文中我们提及过这样一种情况：当时中央政府判断，要“防过热，防通胀”，央行连续18次调高准备金率，从9%最后一直调到了17.5%，还外加贷款配额。就是要让社会上没钱干项目了，没过剩流动性就不会搞出通胀，以为如此一来问题就解决了。
如果不考虑具体的内情，仅从方向上看，那种一味简单搞紧缩的办法和大方向是不一致的。但在这里，我们主要关注的就是客观现象，其他的先不去管。2010年9月15日，雷曼倒闭，由此拉开了“金融海啸”的大幕。同是在9月份，国内GDP增长降至9%，大批外贸企业倒闭。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两者之间仅是在时间上很偶然的重合了，内部其实并没有什么联系。
北京奥运会前夕常委各地调研，7月25日政治局会议，把宏观调控的目标从年初制定的“双防”目标调整为“一保一控”（保经济增长控通胀），以“保发展”取代“防过热”，但央行调低准备金率是9月25日开始的，问题就出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