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前面提及的土耳其的异质文化和非基督教传统也同样是土入盟的一个障碍，甚至可能是一个关键性的障碍。土耳其是奥斯曼帝国的“直接继承人”，几个世纪以来，奥斯曼帝国一直是欧洲基督教的最大敌人。它曾统治中东及东南欧达400年之久，是唯一一个拥有“圣地（麦加及麦地那）捍卫者”头衔的伊斯兰超级大国。尽管现在的土耳其已是一个世俗国家，但仍有95%（另一说为99%）的居民宣称信仰伊斯兰教；而现在的欧盟在事实上的确还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俱乐部”。因此，在土耳其入盟进程中必然存在着一个认同问题——不仅仅是文化或宗教上的认同，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基于文化、宗教基础上的政治上的认同，后者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导致欧盟内部在政治上出现分裂，从而抵消欧洲一体化的努力。
正是这一正一反两股作用力，使得土耳其的西向战略一波三折，进展迟缓——赫尔辛基欧盟首脑会议决定给予土耳其入盟候选国的地位，但是，欧盟同时给出了严格条件的：入盟谈判只有在土耳其解决一系列问题上取得进展后才会开始，这些问题包括国内人权、民主问题，塞浦路斯问题，与希腊的领土争端问题……而且欧盟在土入盟谈判启动时间上也一拖再拖，2002年底的欧盟首脑会议明确决定，暂不与土开启入盟谈判，一切要到2004年12月对土政治、经济、人权状况等再次评估后再作决定。而尽管2004年底的欧盟首脑会议批准了欧盟与土耳其入盟谈判的启动时间，但欧盟同时强调，并不能完全保证土耳其入盟目标最终能够实现。从理论上说，所有的入盟谈判都是开放式的，但这一次，欧盟一开始就明确表示，如果土耳其国内出现严重的、持续的违反人权或欧洲价值观的情况，欧盟将随时停止与土耳其的入盟谈判。
再进一步说：在这正、反两股作用力背后，则是欧盟内部对欧盟性质认定的两大对立派别，一派主张将欧洲定义为：一体化或联邦制政治实体。另一派则将欧洲定义为：松散的经济自由贸易区。对土耳其入盟的反对主要来自前者，这其中包括法国、德国、荷兰、奥地利等国，而英国、北欧国家及绝大多数新成员国则支持或者至少不激烈反对土耳其入盟。德、法等国认为，“一个有土耳其的欧洲将不可能是一个更加一体化的欧洲”，“欧洲只有维持白人与基督教的主体性才能更好地团结在一起”。法国前总统、欧盟宪法草案主持人吉斯卡尔·德斯坦认为，接受土耳其入盟有使欧盟成为“联合国的地区版”的风险，欧盟将变成一个“闲谈俱乐部”。相对于容许土耳其入盟，法、德等国更倾向于与土建立“特殊伙伴关系”，以此来维持欧盟在土的地缘利益，但绝不能让土入盟。
而出现这两个派别，则源于欧盟内部各个国家不同的利益诉求，德、法两国目前在欧盟经济、政治上居于主导地位，一个紧密的、一体化的欧洲更有利于两国扩大其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英国则由于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始终处于一个边缘化的尴尬位置，在其重新主导欧洲事务之前，英国必然不希望欧洲实现紧密的一体化；北欧以及新入盟的东欧国家由于在政治和经济上均无明显的优势，所以实现欧洲一体化对于这些国家客观上确实缺乏吸引力，甚至可能会得不偿失。而在欧洲之外，美国出于拉拢土耳其的需要，同时也为了迟滞欧洲一体化进程，对土耳其入盟则也抱以非常积极的态度。
从欧盟战后40多年来对土耳其政策的演进轨迹看，远期讲，欧盟不会质疑土耳其申请欧盟成员国身份的合法性，并会帮助这个国家实现政治和经济现代化，这是由其地缘战略需求决定的。但具体操作上，欧盟实际采取了一种“延滞”土耳其融入欧洲的政策——在不明确拒绝土耳其入盟的同时，不断提高入盟门槛，尽量拖延其入盟时间。
南向战略
1453年，穆罕默德二世征服了君士坦丁堡，一个新帝国出现了，它跨越博斯普鲁斯海峡，一只脚踏在亚洲，另一只脚则踏在欧洲。帝国的版图日益扩大，在灭亡麦木鲁克王朝后，它不仅变成了拜占庭的继承者，而且成为了继阿拉伯哈里发帝国之后，各小国的继承者。到16世纪时，北非其余的阿拉伯国家也被陆续纳入了帝国的版图。
苏莱曼一世死后的200多年间，奥斯曼帝国逐步走向衰落。1517年，奥斯曼帝国海军在勒班陀战役[ 勒班陀战役是欧洲基督教国家联合海军与奥斯曼帝国海军在希腊勒班陀近海展开的一场海战。由西班牙王国、威尼斯共和国、教皇国、萨伏依公国、热那亚共和国及马耳他骑士团组成的神圣同盟舰队在战斗中击溃了奥斯曼海军，令奥斯曼帝国从此失去了在地中海的海上霸权。
]中被西班牙和威尼斯的联合舰队打败，从此失去了对地中海的控制权；17~18世纪，奥斯曼帝国在与奥地利帝国、俄罗斯帝国交战中迭遭失败，势力进一步转衰——九次俄土战争几无胜绩，失地千里。随着国运的衰败，以及国内严酷的民族压迫政策，至19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境内民族解放运动开始兴起，巴尔干半岛诸国先后独立，英、法、俄、奥也相继开始争夺其领土，在这种情形下，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阿拉伯行省的离心力也开始增强。
在这种国运衰败的情况下，土耳其民族主义逐渐开始成形（事实上在19世纪以前，土耳其人对自己民族身份的认定是非常模糊的），为了挽救帝国，各种民族主义思潮应运而生，而这其中对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则是“泛奥斯曼主义”。泛奥斯曼主义形成于1839~1876年的土耳其政治运动（“坦吉麦特”运动）[ 近代的奥斯曼帝国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下日趋衰落，为了挽救帝国的危亡，奥斯曼王室中的革新派自18世纪末起，陆续采取诸多改革措施。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改革运动，史称“坦吉麦特”运动（1839~1876），其间在改革立法、司法、行政、军事的同时，也提出了教育改革措施。与其他穆斯林国家相比，奥斯曼帝国的教育改革获得了较大的成功。
]，最初的主张是“所有臣民不论宗教和语言都一律平等，都应忠于一个共同的政府”，1876年新奥斯曼党人发动宫廷政变后，随即颁布了有泛奥斯曼主义色彩的第一部宪法，其中规定“伊斯兰教为国教，土耳其语为国语”。而至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主政后，泛奥斯曼主义已经演化为一种民族沙文主义，其意图在于通过强化中央集权和对统治下的各民族实施土耳其化来巩固帝国——1911年青年土耳其党通过决议，强调“国家只允许一个主义，即奥斯曼民族主义；一个政治实体，即享有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奥斯曼帝国；一种忠诚，即忠于统一的祖国的爱国主义。但是最终的结果却适得其反——奥斯曼帝国在其阿拉伯地区强行推行突厥语，在西部的犹太人和基督教徒中强行推行伊斯兰教，这些政策无一例外地遭致各民族的不满和反抗，进而加速了帝国的崩溃速度。
“一战”期间，英国和俄国开始插手奥斯曼帝国治下的阿拉伯地区，英国人许诺帮助阿拉伯人建立自己的国家，这最终导致了奥斯曼帝国的土崩瓦解，土耳其人的国土退回到了土本部。直至1919年，由穆斯塔法·凯末尔（凯末尔·阿塔图尔克）领导民族抗战运动，击退外国势力，方才阻止了国家的进一步崩溃。
正是以上的这段历史渊源，使得现在的土耳其对中东地区的主导权始终抱有某种期待，而在思想层面，这则表现为土国内的泛伊斯兰主义和民族主义。仅就这一点而言，同样曾统治过这片土地的伊朗（至今伊朗人仍以自称波斯人为荣）与土耳其却是有着不少相似之处。而伊拉克战争之后，土耳其政府要求越界打击库尔德人武装，除了打击分裂势力的考虑之外，很难说是否和其针对中东的南向战略诉求存在某种联系。
就前景而言，土耳其的南向战略能有多大的操作空间，对此笔者并不乐观。就全局而言，由于中东对全球战略格局的重大影响，在这里出现任何主导性的力量，都将是主要强权国家所不愿见到的。欧盟将土耳其入盟与库尔德人的人权状况挂钩，其深层用意或许就基于此处。
而从阿拉伯国家的不认同而言，由于前面所说的历史原因，阿拉伯世界对土耳其（对伊朗同样如此）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警惕，或者说是不信任，而土耳其一直以来与以色列关系密切，这就进一步加剧了这个问题。在历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正是因为始终对背后的伊朗及土耳其抱有顾虑而不敢全力以赴。任何合作都无法建立于恐惧之上，在这种氛围下，显然土耳其很难在中东地区建立起足够的政治威信。同样的道理，“中国威胁论”曾一度成为中国提升在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地区影响力的巨大障碍，进一步说，仅仅靠过人的武力，是无法真正在国际政治中提升影响力的。
东向战略
从土耳其政府的角度而言，东向战略在三个战略方向中是最晚提出的，时间大致是在冷战结束前后，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而作为其思想基础的“泛突厥主义”则由来已久。
在历史上，土耳其并非泛突厥主义思想的源生地。这一思想的最初发源地在俄国，19世纪的沙俄，在对待其统治下的少数民族问题上奉行的是同样带有浓厚民族沙文主义色彩的泛斯拉夫主义，而当时高加索及中亚地区讲突厥语的鞑靼人（亦称为塔塔尔人）为反抗民族压迫，提出了“大土兰”思想，泛突厥主义便由此而生，其最初的主张是要在文化上谋求操突厥语的民族的统一性，达成“突厥民族”的精神复兴。这一思潮在产生之后开始受到沙俄的压制，这迫使鞑靼泛突厥主义者在20世纪初开始流亡到奥斯曼帝国。而19~20世纪初，正是土耳其民族主义开始形成的时候，之前土耳其人对自身民族的认定是非常模糊的，在这种情况下，外来的泛突厥主义最终成为了土民族主义的一部分。土最早的著名的泛突厥主义者是社会学家孜牙·乔加勒普，在他所著的《突厥主义理论》一书中，最早提出建立“大土耳其斯坦”，即首先完成土耳其的统一，进而完成乌古斯坦（包括阿塞拜疆、伊朗、花剌子模）的统一，最后则是土兰（包含中亚及其他鞑靼人地区）的统一。
与前面提到的泛奥斯曼主义一样，泛突厥主义同样被当时的青年土耳其党所认同，前者多体现于对内政策上，而后者则更多地被应用于对外战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奥斯曼帝国已经和巴尔干、塞浦路斯的泛突厥主义组织建立了联系，当时大批的代理人被派往俄属中亚、阿富汗、印度，此外还有中国的新疆——这其中就包括臭名昭著的土耳其人艾买提·卡马尔以及从土耳其留学归来的麦斯武德。20世纪30年代初期，麦斯武德、伊敏人等在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基础上，逐渐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和“政治纲领”，并发起了所谓的“东突厥斯坦运动”。
而在“一战”爆发后，土耳其选择加入德、奥的同盟国阵营，一定程度上同样是受泛突厥主义影响——当时的目的在于“解放被俄国奴役的突厥人”，而这正是前面提到的建立“大土耳其斯坦”的一个步骤。从这个角度说，正是泛突厥主义和泛奥斯曼主义共同加速了奥斯曼帝国的崩溃，而也正是帝国崩溃这一残酷的现实，使得泛突厥主义思潮遭受了重创。之后，进入共和时代的土耳其政治，开始向世俗化、西化方向发展，泛突厥主义开始退回到文化层面，当时的《奥尔河》、《圣山》、《灰狼》、《艾吉尼康》、《梧桐树下》等刊物便是泛突厥主义组织的宣传工具。20世纪30年代后，其言论开始趋于极端，甚至开始像纳粹那样鼓吹“突厥民族的人种优越性”，由于这些极端言论，土政府在1944年5月和1953年1月两度对泛突厥主义组织实施强制手段，使其两度转入低潮。
至20世纪60年代，出于融入西欧这个恒定战略的考虑，土政府开始组建的向欧洲靠拢的政体，并对报刊的检查制度开始放松，泛突厥主义活动由此再次开始活跃，与土民族行动党联合，使其影响再次延伸到政治层面，党主席阿尔帕斯兰的密友杜达·塔萨曾宣称“世界上1.5亿突厥人的统一对土耳其的未来是至关重要的”。正是在这种论调下，在20世纪70年代，泛突厥主义者更多地关注“外边”的突厥人，呼吁关注塞浦路斯、西色雷斯、阿塞拜疆、中亚、伊拉克、伊朗突厥人的文章、小册子明显增多。相对温和的泛突厥主义者则以《土尔克·库尔土鲁》期刊为阵地，主张从整体上研究突厥世界，包括历史、人种、语言、艺术、哲学、地理、经济和社会问题，以提高所有突厥人的知识，巩固突厥民族的团结，实现民族理想。这段时期，泛突厥主义还得到土国内的“理想主义”组织及其他右翼民族主义势力的赞同与支持，前者在70年代后期达10万成员，有1500多个分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