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亚太地区国家货币都挂靠在美元上，现在巨大的贸易顺差使得其他国家在调整货币汇率时除了盯住美元还要观察人民币的动向，这就变相地放大了中国外汇储备的影响力度。这种近乎垄断的“世界工厂”意味着什么，美国自然清楚，于是美国开始软硬兼施地压迫人民币升值，目的在于控制中国金融体系，遏制产业体系向中国整合的势头，消灭出现区域性人民币经济圈的可能。这种压力至少短时期内被化解掉了。
美国现在同样是这笔外汇储备的受益者，大量的美元在中国国库中沉淀下来，避免了市面美元进一步激增，也就保住了美国的国家信用，维持了美国的货币霸权。这样一来，在欧元与美元的币缘战争天平上，中国就成了决定性因素。自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越战争……老一辈政治家为中国争取的绝对的独立自主，今天又一次使得我们受益。中国外汇储备和外贸结算中多少份额属于美元、多少属于欧元，这完全由中国人说了算。爆发在中东的币缘战争必须要请中国出来，而这里有我们所需要的能源安全，同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东事务的话语权将加强我们在其他全球事务上的发言权。
再具体地说，中国是现在美元霸权的受益者，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国家利益在这样的体系下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并不大，而且，追逐绝对利益使美国一步一步地将自己推入到了险境，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这种状态下把核心利益与其捆绑在一起，中国自然也不例外。美元独霸，不符合中国的远期利益，从周边地缘情况看，与近期利益同样冲突。但是，无论是美国迅速崩溃还是欧洲取代美国掌握中东，都不是理想的结局。只有东方智慧下的兼合之道，才是中东地区最理想的状态，对我们而言，与当年中、美、苏的关系类似，这将实现中国利益的最大化，而对我们的博弈对手——欧盟、美国，以及中东地区各国来说，这同样是一个共赢的结局。
在这一框架之下，发生在中东的种种事件都不难找到一个实际的解释。事实上中国凭借“币缘优势”取得了中东话语权之后，伊朗的外交在向中国靠近，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领导人纷纷到达北京之后，在战略上中国就已经赢了第一步，无论是对巴以局势还是伊朗今后的命运，都产生不了颠覆性的影响。只要美、欧币缘战争还在继续，只要中国的“币缘优势”可以保持，中国在中东就有活动空间，同样，在其他方向也就存有活动空间。我们所要做的核心是提升我们在国际产业链条中的地位，完成农村城镇化的进程，完成对东北亚、东南亚、中亚以及非洲地区经济圈的整合。
再具体地说，那就已经超越了“略”的范畴。无论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无论他的武器有多先进，当你可以一眼将其看到底的时候，你就已经占了先手。总而言之，军事斗争对战争而言仅仅是一个子集，很多问题，仅仅靠F-22和航空母舰是解释也解决不了的。
西向战略
2007年10月10日，美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投票通过了把“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大批杀害亚美尼亚人”[ 1915年4月24日傍晚，在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数百名亚美尼亚社会领导人被政 府围捕并杀害，这一事件是对亚美尼亚种族实施大规模屠杀的前兆。接下来发生的惨剧，是20世纪第一起灭绝种族的大屠杀。据亚美尼亚方面的史料记载，1915年至1923年期间，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人实施了惨无人道的种族灭绝政策，导致150万亚美尼亚人死亡。
]认定为“种族屠杀”的议案，土耳其政府随即宣布驻美大使纳比·谢索伊将返回国内，之后在13日夜，土耳其军队向伊拉克北部纵深30公里的库尔德人聚居区进行了炮击。次日清晨，又向靠近土耳其边界5公里的名叫纳兹杜尔的伊拉克库尔德族村庄发射了8发炮弹……
这应该是自1975年之后土、美两国第二次关系紧张，就笔者看来，这显然不会是围绕1915年到1917年那段历史的一场“学术争论”，或者说，相对于事件本身，笔者对这之后的某些问题更感兴趣。首先，我们需要对一些历史事实进行一个简单的回顾。
就目前而言，土耳其国家对外战略的制定，受到来自国内三个方面的影响，简单地说：世俗化的现代主义者希望土耳其成为一个欧洲国家，因而倾向西方；泛伊斯兰主义者向中东和“穆斯林大家庭”倾斜，而重视南方；而抱有历史观点的泛突厥主义者则认为——土耳其应在里海盆地和中亚的各突厥民族地区建立起一个泛突厥体系，所以应着眼于东方。这三种观点，为土耳其分别设定了三个不同的战略方向。
自19世纪开始，土耳其便开始试图向西方国家靠拢，这一点与处于变革时期的沙俄以及日本如出一辙。1931年4月，“国父”凯末尔正式提出了民族主义六大原则，即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大众主义（平民主义）、世俗主义、国家主义以及改革主义。此后这六大原则于1937年被写入土宪法，其实质即在于以西化为手段，最终实现土耳其的现代化。至今，土耳其的西向战略目标最终具体化为加入欧盟，这是土外交政策几乎恒定的重点。
相对于土耳其的一贯热切，欧盟国家的对土政策则要复杂得多，其发展轨迹更像是一条不规则的折线——“二战”后，西欧国家出于当时防范苏联威胁的需要，对土耳其主要采取拉拢政策，不但向土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土耳其的“欧洲取向”。在西欧国家的认可下，土耳其先后加入了一系列与欧洲有关的国际组织：1948年加入经合组织，1949年加入欧洲委员会，1952年加入北约。1963年，欧共体（为论述方便，后文中均以欧盟代称）与土耳其签署了接受土为其联系成员国的《安卡拉条约》，条约规定在经过17年的过渡期后，可以考虑土耳其正式入盟。
由此直到70年代末，欧、土关系进展基本顺利。在《安卡拉条约》框架下，土耳其较好地按欧盟要求履行了协议，欧盟也没有在土耳其军人专政或民主问题上过多纠缠，除了冷战之外——这其中的一个内在因素在于，当时的欧洲一体化主要仍还集中于经济层面，成员的政治体制对此并不会产生过多的影响。
而从70年代末开始，随着欧盟政治合作机制的启动，政治体制上的“一致性”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欧盟对外关系开始强调政治因素，“民主化”成为外交政策的目标之一。于是，土耳其国内的“非民主”和“非西方”性质日益引起欧盟关注，并成为双方的主要摩擦点。1980年土耳其的军事政变使得这一矛盾最终被激化——1982年，欧洲议会甚至通过决议，暂停执行欧盟与土耳其的联系协定。尽管当时土耳其指责欧盟“试图继续执行19世纪基督教欧洲对穆斯林土耳其所实行的歧视政策”，但由于西向战略是土耳其的基本国策，土军事当局最后仍然做出了妥协（军方恰恰是西向战略的主要支持者），于1983年举行了大选，并进行了一些政治改革。相应地，欧盟也恢复了与土耳其的联系协议，1987年4月14日土耳其正式提出了入盟申请。
但是，这之后欧盟对土政策实质上并未有太多的起色，甚至可以说一直处于一种“僵化”的状态：欧盟委员会在1989年12月对土入盟申请的评估意见中称，由于欧盟“要完成内部市场建设”，因而不会在1993年以前考虑土入盟问题。评估意见还涉及了土耳其的经济发展水平、库尔德人以及希腊与土耳其主权争执等问题，并认为土耳其在民主、法治、人权等方面与欧洲的标准还相差太远。当然，欧盟在否决土耳其入盟候选国地位的同时，也做出了一个妥协，即表示可以与土耳其建立一个关税同盟——1995年3月，欧盟与土耳其签署了《关税同盟条约》。然而，在1997年12月欧盟卢森堡峰会讨论欧盟扩大问题时，土耳其再次被排除在候选国名单之外。
欧盟对土政策的重大变化是在1999年12月的赫尔辛基峰会上。土耳其不仅受邀参加了此次峰会，而且最终获得了欧盟候选国的资格。这表明：欧盟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土耳其是“一个欧洲国家”的身份，并愿意像对待其他候选国一样向土提供财政与技术援助，为其入盟作好准备。
如果从签署《安卡拉条约》算起，土耳其为加入欧盟已经等待了近44年，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现象，一般的观点是：欧盟政策主要受地缘与文化认同两方面问题的制约，二者一正一反各自从相反的方向产生作用力，使欧盟在土入盟问题上的政策充满了矛盾。
就地缘因素而言，土耳其地跨欧亚两洲，其欧洲部分位于巴尔干半岛的东南部，亚洲部分位于小亚细亚半岛，境内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刚好扼住黑海和地中海通道的咽喉，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而地缘价值正是目前土耳其和各国博弈中最大的资本。
冷战期间，土耳其在西方阵营的战略中的地位是由它相对于苏联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事实上，正是苏联的威胁客观上提供了将土耳其包含在西方联盟内的机会。土占据着“世界上最重要的地理战略要地”，作为北约的南部支柱，它不仅是阻止苏联向南欧扩张的重要屏障，也是连接欧洲与中东石油资源的陆上通道，因而是保障欧洲安全的一笔极为重要的资产。这种重要性使欧盟必须认真对待土融入欧洲的要求，“因为土耳其是欧洲人在反击来自东方的战略威胁时一个不可或缺的盟友”。
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威胁的消失，土耳其在冷战期间的地缘战略价值大大下降了，也就是前面所说的“正方向的作用力”降低了，这便导致在1989年到1999年之间，欧盟一度“冷落”了土耳其。但是，也正是冷战的终结，使得欧美合作的价值对于美国而言同样下降了，美国开始越来越多地奉行单边主义政策，而忽视了欧洲国家的利益。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入，特别是欧元的发行，美欧之间的矛盾开始迅速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必须建立起一套相对独立的地缘安全体系。基于这个原因，土耳其在欧洲地缘战略中的作用再次受到重视。1999年的科索沃危机使得刚刚诞生的欧元遭到了重创，在这一刺激下，就有了在当年年底的赫尔辛基欧盟首脑会议决定给予土耳其入盟候选国地位的一幕。
土耳其对于欧盟新的地缘战略价值体现在中亚和中东两个方向。冷战结束后，由于旧政权解体后所出现的少数民族问题、边界争端、民族主义和种族问题日趋严重，欧盟东部及南部新出现大量的不稳定因素。宗教极端主义——特别是宗教激进主义——的传播，使巴尔干、高加索、中亚地区及中东地区的国家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而且这些不稳定因素具有很强的扩散性，对欧盟国家的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例如：欧盟许多国家高度依赖上述地区能源的供应，中东及中亚地区发生任何冲突或出现政局不稳都可能直接影响到欧盟的经济利益，同时还有可能形成大规模的难民潮，或引发大量非法移民、有组织犯罪及偷渡等问题，从而对欧盟国家边境安全和国内社会稳定构成巨大威胁。
从地缘上说，土耳其是对中东、中亚两个区域施加影响的重要着力点，而除此之外，土耳其还可以扮演这样一种角色——一个西化的且稳定富足的伊斯兰国家必将为中亚和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国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树立起一个好“榜样”。
地缘战略价值构成了土耳其加入欧盟的最有利因素，而关于反作用力，仅仅考虑文化上的差异在笔者看来是不够的。
欧盟内部对土耳其入盟带来的变数有着多方面的担心。
其一是由土耳其人口庞大所带来的问题：土现有人口已达7200万，而且增长速度是欧洲最快的。据估计，到土耳其入盟时，其人口将比欧盟任一其他成员国都多，这将给未来欧盟决策过程带来重大影响——目前欧盟部长理事会内的表决权主要是根据成员国人口的多少来分配的。这种前景使许多成员国感到不安，特别是那些已经感到被边缘化的欧盟小国。此外，欧洲民众还担心土耳其人会抢走他们的就业机会。
其二是土耳其的地理位置带来的问题：土耳其土横跨欧亚，其中只有3.1%属于欧洲，而96.7%在亚洲。从民意上说，大部分欧洲人不认为土耳其在地理上符合加入欧盟的条件。
其三则是因土耳其经济所带来的问题：土耳其目前的经济总量只有欧盟的2%，人均GDP只及欧盟平均水平的28.5%，接纳土为成员国势必将给欧盟纳税人造成沉重的负担。据欧盟委员会估计，欧盟为准备土耳其2025年入盟将花费170亿~280亿欧元。
此外，土耳其经济以农业为主，33%的劳动人口从事农业，而欧盟的平均水平不到5%，土入盟后有资格享受欧盟最高水平的地区援助，这意味着欧盟还要为土提供高达82亿欧元的农业支持资金。